電影《媽媽和七天的時間》記錄了女孩小咸12歲那年，從最後一次見到媽媽，到媽媽去世的7天時間。至2024年5月電影上映，李冬梅和這部電影相伴走過了7年。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海報
李冬梅出生在巫山附近的小村莊，是家中長姐，有4個妹妹。在她的成長記憶中，這個家庭里沒有快樂。父親長年在外務工，母親從李冬梅記事起，就一直在經歷着懷孕和生產的循環。而祖輩因為“三代單傳”心事重重。
母親一心想要一個男孩，這份心愿終結在第五個女兒誕生後。胎盤卡在身體里，釀成不可挽回的悲劇。更令人揪心的是，造成胎盤膨脹的原因，正是母親生下孩子後，一聽又是女孩，“氣到了”，用拳頭捶胸口，血灌進胎盤造成的。
影片中，是四個男人抬着滑竿運送母親，一路小跑着下山，山村離鎮上的醫院遙遠。其實母親本可以在離醫院更近的外婆家生產，但那時候的村裡習俗認為，女人在娘家生孩子不吉利。於是很長一段時間，對於李冬梅和她的家人來說，這個悲劇，是“醫療落後，地方偏僻”造成的。
姐妹們在媽媽墳前
“我媽媽覺得，生兒子是她的責任，生不齣兒子是她的罪過。”李冬梅在幼年時，很想問媽媽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你就偏要生一個兒子？”連帶的一個問題是：“我哪裡不夠好。”這種殘忍的心理暗示不約而同地留在李家五個姐妹心頭，彼此心照不宣，但都感同身受。“那是一種愧疚感，會覺得，如果自己是個兒子，會不會媽媽就不用吃這麼多苦了。”
電影里，在媽媽的墳前，小咸對父親說，“我會像兒子一樣孝順你”。現實中，她的所作所為全然超越了一個兒子。母親去世後，父親有長達7年的時間沒有露面，而她承擔了“長女如父”的角色。她談起電影里這一句刺痛無數觀眾的台詞，“它確實是讓我這幾十年都在踐行的一個東西，就是我自己像一個兒子、像一個男人一樣去生活，我沒有給自己權利去柔弱，我要去賺錢，讓我妹妹去讀研究生，我甚至覺得我的爸爸是我的孩子，我照顧他的情緒，關心他今天有沒有開心。”
五個姐妹都一樣的要強，成績優異，事業有成。她們成了幼兒園園長、律師或特殊兒童教育工作者。“不比別人家的兒子差”的信念成為了五姐妹上進自強的動力，卻也像一道枷鎖，為女孩子幼小稚嫩的心帶來沉重的負擔。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
李冬梅算是個異類。她的前半生是乖乖女，村裡第一名大學生，畢業後獲得體制內教師的體面工作。之後創業，她甚至賺到了數目可觀的錢，還供妹妹讀完了研究生。
31歲那年，遲來的叛逆讓她做出身邊人都覺得匪夷所思的決定——只身前往澳大利亞從零開始學習電影。 在此之前，她不是影迷，對於電影的知識積累寥寥無幾，但她熱愛文學，喜歡敘事，又被身邊同事發現給一草一木拍攝時都能夠進入極其專註的安靜狀態。另一個有點心酸又動人的初心是，那時候她以為電影都很賺錢，她想用拍電影賺錢，給和媽媽一樣的女性成立一個生育基金。
2019年電影開機紀念照，當時片名為《小咸》
2020年，不惑之年的李冬梅交出自己的長片處女作《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影片雕琢了李冬梅童年記憶里與母親相處的最後時光，悠長冷靜的長鏡頭穿越兩場新生與死亡。“電影里每一個鏡頭裡的時光都是我的記憶里二十幾年以來反覆的迴響。”李冬梅說。
此後幾年間，威尼斯電影節“威尼斯日最佳影片”、平遙國際電影節費穆榮譽最佳影片、哥德堡國際電影節英格瑪·伯格曼最佳國際影片處女作獎……這個“中國式鄉村生育故事”在不同的國度與文化環境中獲得迴響，有人對女性的命運感受到深刻的共鳴，有人為勇敢而精準的簡練電影語言感到讚歎。
在媒體視角里，李冬梅的人生是一個好故事。上一代的悲劇映射着時代令人扼腕的無力悲歌，自強不息的下一代熱血勵志。但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這段傷痛不可磨滅也無法被榮譽和褒獎粉飾。
電影獲哥德堡電影節英格瑪·伯格曼最佳國際影片處女作獎
成為一個創作者後，李冬梅有很多機會和各種各樣的陌生人說起這段成長的創痛，從不同的角度剖析讀解，但和自己的家人，這段真實而具象的痛苦反而誰也不會談起，姐妹們在一起，聊得更多的反而是明星八卦。她的父親，想要給女兒幫很多忙，但至今拒絕看這部影片。
平遙的頒獎在冬天，緊接着要過年。李冬梅從觥籌交錯的名利場抽身，轉身進了寺廟做義工，過了一個特別寧靜的春節。之後疫情三年，她進入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教書，在這裡寫了新的劇本，又重新出發完成第二部長片。她越來越知道自己要什麼，曾經內心惶恐的小女孩找到了堅實篤定的力量。
一晃三四年過去，《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將於5月8日在全國藝聯上映，上映期間適逢母親節，李冬梅覺得，這是對母親最好的告慰。
當年用平遙獎金還完拍電影的“花唄”，又開始“被掏空”——為了讓小眾的電影與更多的觀眾相遇，李冬梅選擇自掏腰包儘可能多跑一些城市的路演。畢竟這部沒有明星，節奏緩慢，甚至連台詞都惜字如金的電影，要獲得便於觀眾觀影的排片場次的可能性極小。別的電影帶着明星跑路演是增加曝光量的錦上添花，李冬梅的路演甚至有幾分孤注一擲的無奈。以主創親臨交流，組織觀影團的方式把想看電影的觀眾聚集起來，是李冬梅和發行團隊能想到的“打撈”觀眾的最好辦法。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路演時間表
過去這些年裡，《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在各種影展放映，每每結束，總有感慨萬千的觀眾向李冬梅講述他們被電影深深刺痛或撫慰的地方，甚至有中年人觀影后抱着李冬梅痛哭。“當初拍攝這部電影的一個初衷是希望像我媽媽、像小咸、像外婆這樣的女性，她們這一代人的生存的處境能夠被更多的人看到和理解。”
電影上映前，澎湃新聞記者再次和李冬梅談起這部電影。關於家庭歷史的講述里，她是那個直面着傷痛破繭蛻變的小女孩；關於電影的闡述中，她是堅定了自己獨特風格美學的創作者。
李冬梅
【對話】
長出的新皮膚的傷口
澎湃新聞：電影裡面的時空設定是媽媽去世前的最後七天時光。現實里媽媽去世後，圍繞在你們身邊的人的狀態有什麼變化？
李冬梅：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我的兩個妹妹，她們分別比我小4歲和8歲。那個時候爸爸在媽媽去世後就走了，他離開了7年，沒有回來過一次。剛開始他還會給我寫信，後來連信都沒有了。有四五年的時間，我們甚至以為他不在這個世界上。
小時候可能有更多的恐懼，也有怨恨。但後來也能夠理解。實際上，那些年我爸爸過得也非常艱難，他在外面還債，帶着很大的負疚在生活。這次回老家放映電影的時候，爸爸說他可以幫我們做很多事情，但就是不能去看這部電影。
他其實還沒有走出自己心裡的那個陰影。我才發現這件事情在我爸爸心裡也特別重要。他可能從來不敢面對。我們是小孩子，我們知道自己是無辜的。所以我可以以講述者的身份來講這個故事，爸爸卻不會這樣覺得，他的愧疚可能從來不會跟任何人講。
而我的外婆，媽媽剛去世的時候，每次提到媽媽她都會特別傷心，每年我們姐妹去我媽的墳地，外婆都會跟着一起去。但過了十幾年後，外婆跟我說她哭累了，不想再為這件事情難過了。
至於妹妹們，大家都很勤奮，也都很堅強，每一個妹妹的成績都挺好的。大家好像都心照不宣地憋着一口氣，想要證明自己可以做得很好，想證明不比別人家的兒子差。
村子裡其他的人後來也沒有再說什麼，其實他們還挺有同理心的。這次回村子放電影，很多鄉親都去看，他們也還是對我媽媽的命運感到惋惜。
電影中的外婆和媽媽
澎湃新聞：之前電影獲獎的那年，你接受了很多採訪，也分享了很多你的經歷和傷痛。這種直面內心最痛苦的回憶一遍遍講述給你帶來一些什麼樣的新感受嗎？
李冬梅：從我真正開始寫這個劇本，到現在已經是第七個年頭了。這七年里，我幾乎每一天都與這個故事相關。電影上映前有很多事情要做，這是一條漫長的與觀眾相遇的路。在這個過程中，我接受了很多採訪，每次採訪都需要我直面那些經歷和傷痛。但我已經能夠用電影去拍這段經歷了，所以採訪對我來說並沒有太多負擔。
但有一個感覺確實很有意思，我發現在講述的過程中，很多東西都變形了，它變得模糊了。曾經那麼深刻的東西，當時在我的心裡很具體的感受，已經完全被抽象成了言辭，這種抽象是一種剝離、一種異化。但我覺得也挺好。
我前幾天回老家，去到我媽的墓地。在清晨，鳥鳴中我踏上了那條路，我覺得內心特別寧靜。她已經走了三十幾年了，以前我走那條路的時候甚至會有一種眩暈。但是現在，我只是覺得那條路上正好是我媽媽安息的地方。我在她的墳墓旁邊坐着，看着她墓地對着的風景和山，很寧靜地回來。它有點像是一個已經完全凝結後長出了新的皮膚的傷口。
李冬梅工作照
澎湃新聞：拍電影的時候有回到村子裡，讓一些經歷過當時事件的人參與到電影裡面，他們作為親歷的成年人的記憶有成為電影某些素材的補充嗎？
李冬梅：我有採訪過當時抬着我媽去醫院的小爺爺。他講的細節跟我記憶中的有所不同，我相信他講得更接近真相。然而我還是非常固執地去還原我自己的記憶。
這個電影容易讓觀眾造成一個誤解，大家覺得以真實經歷改編的，細節是不是跟真正發生的就非常一致。但我在創作的時候，並不是在追尋還原絕對意義上的真實。我的感受、我的情感，以及我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呈現，都是非常自我的。從電影的角度來說，這就是作者性。而且，這部電影里的某些東西對我來講它是不可還原的。它只是呈現了我當時38歲寫這個劇本時，對於12歲那一段時光的一種抽象的感受。
一朵花、一片葉子落在地上的風聲
澎湃新聞：同樣是失去媽媽、懷念媽媽，你選擇用一種非常極簡的方式去呈現故事，而不是像《你好，李煥英》那樣去獲得更多共情和情感宣洩，為什麼作出這樣的選擇？
李冬梅：首先，我認為像《你好，李煥英》這樣的電影是好的，我想賈玲在創作這部電影時，在情感上一定得到了很大的滿足，畢竟這是對她媽媽的一種深深懷念。而那麼多觀眾，上億的人，能陪着她一起感受、一起哭、一起笑，這其實也是一種功德。我也很欣賞那樣的電影，她非常真誠，所表達的內容也非常樸實。但在我自己想要呈現的故事維度上，出發點並不僅僅是懷念我的媽媽。懷念媽媽是原點，但並不是我故事的終點。
所以這個電影與觀眾之間在情感上的互動可能沒有那麼明顯和深入，原因在於我沒有試圖在情感上與觀眾有太多的聯結。我不是要去索取觀眾的眼淚，而是希望觀眾不止看到憂傷的故事，而是理性之外的東西——生而為人，我們在這個世間存在的一種形狀、脆弱和無常。當然它有共通的情感框架，母親失去了女兒，女兒失去了媽媽，這些東西都是人類共通的。但我不用在電影裡面去告訴你這個女兒有多麼的痛苦，媽媽會怎麼樣。我們抵達的東西不應該停留在情緒和情感這一層面，而是應該在一個更高的維度去理解和感受。
片中的小咸是李冬梅自己的童年投射
澎湃新聞：可以具體展開一下你想要抵達的電影是怎樣的？以及現在的手段怎樣幫助你抵達？
李冬梅：我真正想要講的是人世的無常。因為設定了這樣的終點，所以我選擇抵達的方式就會有所不同。很多觀眾會覺得電影慢，但其實日常和無常就是這樣的如影隨形。如果無法將日常做得非常紮實，那麼無常的到來也就不會那麼震撼人心。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就是我對電影觀的一次非常徹底的踐行。我到現在仍然以此為傲。選擇更中庸的方式去拍攝，這部電影可能不會像現在這麼艱難。但我並沒有後悔，因為這部電影既滿足了我的情感需求，也踐行了我的電影觀念。我很開心我能這樣做，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我也獲得了更大的力量。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海報
澎湃新聞：過去這部電影獲獎的頒獎詞里都提到你對於時間的捕捉和刻畫，在這方面你有怎樣的心得，以及這種電影美學觀念，是如何習得和形成的？
李冬梅：我的電影美學觀念與我的人生觀緊密相連。我如何看待人生，就會如何用電影去表達。在我的觀念里，電影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更是一種對人生、對人性的深度探討。電影作為媒介，應該去呈現那些我們平時可能忽視或者不願面對的真實。
我很在意電影中的時間觀念，我認為時間本身就是電影的一部分，它不僅僅是故事的背景，更是推動故事發展的力量。在我的電影中，我嘗試通過各種手法去呈現時間本身的質感，讓觀眾能夠感受到時間的流逝，以及時間對人物和故事的影響。
我必須承認塔科夫斯基的《雕刻時光》給了我很大的啟發。當我第一次讀到《雕刻時光》時，我深受震撼。塔科夫斯基在書中詳細闡述了他對電影藝術的理解和追求，他認為電影不僅僅是記錄現實，更是通過影像、聲音等手段去探索和表達人類內心的複雜。這種觀點與我對電影的理解不謀而合，那本書讓我意識到，電影不僅僅是拍攝和剪輯，更是一種對時間的雕刻和對生活的洞察。所以我每次寫劇本之前，都會重新讀那本書，讓自己回到電影的原點，去思考如何用影像去表達我對生活和時間。
澎湃新聞：這種非常極致的表達方式，在得到了業內比較好的反饋後，對於你之後創作上的信心，或者導演的話語權等方面帶來什麼幫助嗎？
李冬梅：可能在別人心裡會覺得導演這樣做是有一些道理的，不再是一個虛空的、沒有根據的“無理要求”。我在拍新片的時候，還是會反思自己是不是太執着於自己已經知道的東西，會不會太受限於自己熟悉的路徑。所以下一部電影我要做的最大工作就是去找一條更陌生的路徑。
電影節給的褒獎只是一個瞬間的認可，不能當作永恆的豐碑。我不希望電影節的頒獎詞永遠一樣，希望下一次如果再獲獎，頒獎詞會說我有突破，看到在電影上做了很多探索。第二部片子應該是一個更極致、更簡練的東西。
之前的那些經驗不合適了。《媽媽和七天的時間》是一個宏偉宏觀的東西，是從遠處、高處看的東西，但新片是一個用顯微鏡去看的東西。兩者不相容，不能說一套東西就能把兩個都包括。但有些東西是相通的，比如對於時間，我們怎麼通過電影的本體去呈現時間本身。在《媽媽和七天的時間》里我這麼做了，但在新片里我可能做得更極致。這方面我會更堅定或更自信一些，但開始的時候總是戰戰兢兢的。
澎湃新聞：但選擇這種方式，意味着對觀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擔心嗎？
李冬梅：這是一個短視頻橫行的時代，人們對於內容的索取已經到對嗨點、爆點的刺激喪心病狂的地步。但我希望我的電影它是安靜的，就是你要去聽到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可能是一朵花、一片葉子掉在地上，但它有風聲。電影甚至可能是一根針落在一塊地毯上。誰會聽見一根針掉在地毯上呢？尤其是在這個時代。
李冬梅的電影美學獲得了諸多肯定與褒獎
不迴避女性的苦難，也不做總結性的發言
澎湃新聞：當決定把這部電影拍出來的時候，你意識到你們家的故事是一個有典型性的“中國式生育故事”嗎？
李冬梅：我一直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直到現在我也沒有特別明確地覺得這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因為我的關注的重心從來沒有在這個上面。我更多關注的是個體的感受和經歷，而不是它的典型性或代表性。當然，如果別人從我的故事中看到了某種典型性，那也只是他們的一種解讀方式而已。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海報
澎湃新聞：女性議題現在在輿論環境中很熱，對當下這個時代身邊人的觀察，以及對當代女性的一些觀察，有成為你的某一些創作領域或者關注的議題嗎？
李冬梅：沒有，它可能還沒有進入我想用電影去表達的階段。如果我要做，我可能去做一個紀錄片，去跟大量的女性接觸，去傾聽她們或者去記錄她們，而不是做一個總結性的發言。因為我的電影可能更重要的是來自我自身的這些東西，是向內的。如果我要從外面去做，抵達的方式會不一樣，而且我覺得對於總結性的那種發言，我沒有發言權。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
澎湃新聞：現在網上能看到某些電影選擇的營銷策略，對於男權和重男輕女思想的批判，試圖往一種更普世的女性苦難敘事上去靠。
李冬梅：我的母親36歲生了5個孩子，這些東西我不用去迴避。這是電影的一部分，如果作為觀眾，他們願意看到的是這個部分，那也是我的心愿，也是一種安慰，我媽媽這個形象真的是被人看見了，甚至有人對這樣一個群體產生了深刻的理解和反思。
所以聊到這個話題我不覺得不舒服，宣傳短視頻里的文案是我自己寫的。“我媽媽她覺得生兒子是她的義務，生不齣兒子是她的罪過”，在她30多年短暫的生命裡面，從她嫁給我爸爸到最後離開這個世界，她都背負着這樣一種重擔，她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當電影去到歐洲，很多歐洲的觀眾會關注這部電影的美學，關注一個導演的電影觀。但當它回到了中國，回到了生我養我的這片土地，它也可以是一種更接地氣的現實。
我這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感悟，你看我這個電影在村子裡放映時也有人看到哽咽，還是生活處境很好的男性看完也有很深的理解，這是讓我意外的。所以我能理解並且贊同宣發小夥伴們在這方面的選擇，只能夠讓這部電影給只去電影節的人看嗎？我覺得並不是這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