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針對英國上班族的調查發現，70%的千禧一代在電話響起時會感到焦慮。美國一項面向22至37歲人群的研究也證實，該年齡段對電話鈴聲感到焦慮的人高達81%。在網絡世界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為何會對來電產生恐懼？
這種不安折射出互聯網時代人們的真實生存心境。回想一下，除了外賣、快遞等功能性的來電，你有多久沒有接聽過電話了？隨着微信等線上社交的流行，電話早已不再是人們與他人建立連接的首選。線上聊天具有高度的可編輯性，相比之下，電話則顯得難以預測且來不及修飾，說錯的話也無法撤回重來。對來電鈴聲的恐懼，本質上可能是避免讓自己陷入一種失控感。
與來電恐懼相似的還有微信恐音。這些都是近年來“出現”的現代病症。它們提醒我們重新思考在物質生活日漸繁盛的今天，重尋人與物的和諧關係是否可能。在《日常的深處》中，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王小偉將那些與生活相關的“技術物”放大，從日常的感受出發聚焦這些再平常不過的現象，並以此尋找“通往良好生活”的小徑。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該書的第十一章，篇幅原因較原文有刪減。
《日常的深處》，王小偉 著，見識城邦|中信出版社 2023年11月。
微信恐音症
微信不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還在改變個性。尤其是對年輕一代而言，大家都患上了一種奇怪的恐音症。和狂犬病類似，患者們都不願意聽到別人的聲音，一聽到語音就感覺焦慮，就要搓手。在不久以前，人和人見面通常還要打個招呼，通過聲音傳達信息，交流基本上是以聲音為媒介的。在我小的時候，公廁里的交流聲是此起彼伏的。人們面對窘迫和骯髒的環境也從未放棄用語音交流思想，排便的聲音不曾讓人畏怯。那時候中國人可以光明正大地一邊排泄，一邊聊天，但沒有像有些網友那樣搞不清它們的區別。
“80後”“90後”上大學的時候，短信逐漸崛起取代了電話。通話變得越來越正式，只有重要的事情才會打電話，不重要的事情則通過短信解決。結果導致人們逐漸開始避免交談。發短信不期待對方立刻回復，收到短信後也有更多的時間去構思回復。打電話要求雙方在同一時間點做出回應，因為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和準備措辭，對話會更加真誠。大量使用短信溝通，大概是從2003年左右開始出現的一種新情況，現在的人明顯對語音的畏怯更嚴重了，在微信上給別人發一段語音，對方可能會受到冒犯。
恐音症是一種典型的神經衰弱，按理說只有知識分子才容易患，現在是稍微年輕一點的人都有這毛病。我自感這種神經過敏並沒有讓人變得更有禮貌，微信的可觸達性讓人們變得十分粗魯。傳遞聲音本身是一件莊重的事情，打電話的時候，你通常會先問一下對方是否方便接聽。在微信中就沒這麼客氣了，可以隨時隨地給對方丟一條消息。在物理世界裡，想和別人說幾句話，你需要主動走過去，看看他/她的情況。如果對方在忙着，通常不便打擾。但微信完全不用考慮對方所處的情況。你經常在開會的時候、講演的時候、集中精力思考和寫作的時候收到微信，還會突然被拉入群里，被無數條信息轟炸。
微信一推過去，對方就得看。雖然說是不需要及時回復，但實際上，每個人發信之後，都期望對方能立即回復。如果對方延遲了10分鐘、20分鐘或者更久才回復，這基本上都是一種無聲的拒絕。對方表現出了明顯的冷感，不太願意參與你張羅的這件事，不想與你互動。每個人都這麼看，收到微信的人也會感到自己有一種義務，勢必要立即回復，否則就會顯得自己很不禮貌。這樣一來，問詢者就掌握了更高的權力，而收信者、閱讀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沒有主動權，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態。
愚蠢的罪證
微信和短信有很大的區別。短信是一對一的溝通方式，不能同時與多人進行溝通，也不會讓其他人看到。微信的溝通總是在被目睹的情況下發生。微信的點贊、朋友圈評論以及群聊中的所有討論，很多時候都是公開的。換句話說，微信的溝通經常發生在眾人目光之下，它將自己偽裝成了一個公共空間，創造了一個平行於物理世界的虛擬世界。很多人似乎在這個虛擬世界中互相聯繫。在物理時空中，我們通常在一個場所里聚在一起，這個場所里發生的事情只有少數人知道，這些人也因為有共同的任務才會走到一塊兒去。
微信不同，微信是展示給很多人看的，哪怕與對話毫無關係的人也可能加入圍觀。這使得微信溝通變得像景觀一樣。例如在一個有500人的大群里，突然冒出來某個學術圈的八卦，說某位知名青年羅爾斯學者完全不懂羅爾斯。很多人都在旁邊圍觀，你一言我一語，就跟自己特別懂羅爾斯似的。那些謹慎的人則一言不發，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正躲在後面暗笑，甚至搬好了小板凳，準備看好戲。
純粹的學術辯論並不適合在朋友圈或群里發表，只適合發表在雜誌上。群里的人不可能都是專家，迅捷的溝通也不可能引經據典，過於深入。就好比在街頭表演崑劇不如表演耍猴一樣。在群里討論誰究竟懂不懂羅爾斯，在我看來就是一場學術耍猴。人們想要爭吵、污衊、狡黠和快人快語，沒有一點和學術有關。微信所帶來的觀望文化讓人顯得非常卑劣。我發現，一個群里只要人足夠多，就一定會有妖怪，要有人把屁股當腦袋用，處處講立場不講道理。
微信不僅放大了愚蠢，還把一切都變得有跡可循，變成了罪證。在日常交談中，對話很容易損失。對話開始，對話結束，然後在記憶中存留一小會兒，很快就會消失。微信不同，它記錄下你寫的所有東西。因為文字、圖片都只能佔據有限的空間，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有跡可循，都變成了一種證據，存在那裡。
當問題發生時，這些記錄隨時可以作為證據呈堂。這就造成了一種信息脅迫，微信溝通需要深思熟慮。與自然交流相比，每個人在微信上說話都要非常謹慎，這導致有人放棄了微信溝通。對有一定保密性要求的工作來說，微信是不能用的。在疫情期間，不少大學的管理層完全放棄了使用微信群溝通，用回了對講機。學校領導們不管有多大的官威，也要拿着個對講機“哇啦哇啦”地講話，整個學校就有了警匪片的氣氛，教師覺得自己像個線人。
分享的俗化
以上提及的，還不算微信對生活的最大的破壞，最大的破壞是對分享本身的解構。對微信的讚美，最常見的話術是稱其可以促進分享。微信被稱為“社交網絡”（socialnetworks），社交網絡當然就是為了分享存在的。典型的分享情境就是去一家高檔餐廳用餐，然後在網上曬出來，大家紛紛給點贊，這就被稱為分享。打卡、點贊、宣傳、炫耀，這些都成了分享。
這些活動並不是過去所說的真正的分享，它和分享是不是有關都是可疑的。這種“分享”並沒有使人更加友愛，社會更加和諧。當我在網上曬吃了什麼，曬孩子獲得了什麼獎時，很多時候就是為了邀請別人點贊，為了宣傳自己，為了炫耀。在學術圈樹敵的最快方式就是頻繁轉發自己的文章。可見，在朋友圈上發布美食、美酒和自我成就，通常容易引發嫉妒。賣慘也不行，會被人認為是“凡爾賽”。總之，分析朋友圈中的交互，健康的心態是少見的。
微信分享並不有利於社會和諧和人的連接，就連“相親相愛一家人”也難以倖免。我常想炫耀可能並不是真正的分享。按理說，真正的分享是我把自己的一部分給你，但我這份並不會變少，相反還會變得更多的情況。據說蕭伯納講過，“你有一個蘋果，我有一個蘋果，我們彼此交換，每人還是一個蘋果；你有一種思想，我有一種思想，我們彼此交換，每人可擁有兩種思想”，可見，思想因分享而繁盛，分享是增加，不是減少。
電影《社交網絡》（2010）劇照。
分享的本義是切割、捨棄。它不是讓你去羨慕我，而是將我的一部分東西分享給你，從而在分享中獲得，形成穩固的人際關係和社群感，繼而獲得更多。換句話說，分享的本質是“在一起”。希伯來大學傳播系學者尼古拉斯·約翰（Nicholas John）寫了一本關於分享的書叫《分享時代》（The Age of Sharing），在書中追溯了分享的歷史。據他所述，早在1922年，牛津就有一個福音派小團契，成員們在團契中互相分享，後來就有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小組。比如我有酗酒問題，在普通的人群中無法與別人分享，他們沒有我這樣的問題，他們只喝酒，不酗酒，很難理解我的苦悶。但我可以在社會上找到一群酒鬼，我們在一起分享體驗，獲取理解並互相支持。
我曾參加過這樣的團契。荷蘭某城有個專門的華人教會，最早由一群香港人發起，他們主要做餐館起家，文化不高，品味不低，講話穿衣都看着挺體面的。剛到荷蘭，我經常跑去這個教會吃飯，那個地方有點類似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而且味道很好。我在那兒頭一次吃到潮汕盆菜。鮑魚大蝦，雞鴨豬肉，香菇蘿蔔，一層疊一層，吃一層露一層，層層驚喜，食材眾多而滋味不竄，互相映襯烘托出醇厚的口感。這種東西和東北亂燉以及胡適一品鍋原則上一樣，但滋味上差距很大，盆菜的味道還是要高出不少。北京吃盆菜的地方也不太多，還沒有推廣開來，需要過年特地去酒樓里定。一想起國外，我最惦記的就是荷蘭的潮汕味道。
除了吃飯，我加入了一個名為“小羊牧場”的團契。裡面各色人都有，東北人、上海人，還有一些西北人。大家都在“上帝”面前分享自己的問題。我記得有一個女生得了重病，但她不願意說具體是什麼病，我能感覺到她的問題非常嚴重，現在看來她可能患有中重度的抑鬱症，頭腦時常下線。海外生活常被巨大的孤獨籠罩，心理問題十分常見。大家都是因為各種問題來到小羊牧場的，純為了吃的人是絕對少數。這位女生和我們分享了不少她的心理世界。實話講，頭幾次分享我覺得非常尷尬，我樂意聽別人的苦惱，並且善於寬慰別人，但要我說出自己的問題和掙扎，就和當眾大小便一樣難以執行。
從小羊牧場的經驗看，分享之所以能夠發生，一個重要的前提是人與人必須找到一個更崇高的對象，在這個對象下聯繫起來。例如男女在父母面前聯繫起來，就會導致婚姻，人民在國王面前聯繫起來，就會導致國家，這都是分享的結果。在基督教團契中，分享並不是為了自我吹噓和滿足虛榮心，而是在上帝面前，真誠接納自己作為罪人的身份，並在罪性和救贖的雙重變奏中，建立一個倫理社群。有很多東西可以把人聯繫起來，例如同情可能造成施捨，暴力可能造成臣服，德行可能帶來尊重，但是這些聯繫都不是分享。分享不僅是給予和支配，分享是在一個超越性的對象和背景中，從根本上認識到人和人之間的純粹連接性。
根據以上對分享的理解，可知真正的分享活動在社交媒體時代並不存在。微信並沒有幫助我們建立真正的分享，它沒有涉及超越性的對象，更沒有在這種對象下的連接。在我們當下的語境中，一個仍具分享意義的活動可能是春節。春節作為一家人團聚的時刻，具有超越性和公共性。它不僅僅是家庭成員的聚集，而且指向整個家族的延續。春節作為一種聚集與祭祀緊密相關。大家會去祭祖，全家人在一起分享食物、故事、辛酸和喜悅，這一切都在祖先之靈的照看下展開。因此，這裡有真正的分享，它指向了神聖的連接。不過這些年情況發生了挺大的變化，年俗逐漸淡了。人們見面只聊車房和結婚生娃的情況，話題集中在掙了多少錢。所有的談論都擠在此岸，彼岸的話語是零星的。人和人之間沒有連接，親戚之間都成了競爭對手，人人都需要確保在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勝出。
工作中的情況更是如此，聰明人將所有的公共事務和超越性的聚集私人化，將其當成個人成就問題來謀劃。例如，一個野心勃勃的新任領導，是怎麼理解公司/單位的事情呢？他/她不太在乎單位和公司的宏大理想，不認為大家在單位里聚在一起有什麼超越性維度。神聖的使命感（天職）對他來說是一種修辭。之所以要搞公司文化，是因為要提升凝聚力，提升凝聚力是為了公司取得更好的成績，從而使個人獲利。他/她從不分享，只搞分配。在這樣的組織里，微信帶來一種虛假的分享感。人們通過呼朋引伴、互相點贊和彼此吹捧來組織各種活動，讓人覺得好像並不缺乏真誠的連接。然而，每個人內心深處所感受到的常是微信所帶來的社交負擔，而不是分享的愉快。微信並沒有讓我們“在一起”。它對真正分享的替換，就像杜鵑在喜鵲窩裡下了蛋一樣，一直在到處，並且可恥地發生着。
原文作者/王小偉
摘編/申璐
編輯/申璐
導語校對/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