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傑青因“打招呼”被通報處罰，評審請託為何屢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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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9日，科技部發布了《關於對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有關項目評審請託問題處理的通報》，對請託人員、評審專家以及相關輔助人員的情況進行了公示。

通報顯示，2021年7月，現任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院長孫倍成，在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鼓樓醫院工作期間申報了2021年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通過打電話、發信息等方式，搜集、分析潛在的評審專家信息並實施請託、“打招呼”，尋求對其申報項目予以關照。

其中，自然資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邵宗澤、河南省科學院生物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劉仲敏、湖南師範大學楊榮華、西南林業大學劉愛忠作為該項目評審專家，接到請託後未按規定向評審組織方報告，也未主動申請迴避。東南大學趙遠錦為孫倍成實施請託提供了協助，並在科技部核查有關違規問題過程中，違規聯繫孫倍成並透漏相關調查情況，妨礙調查核實工作。

科技部已經終止了該項目評審程序，根據相關規定，孫倍成被禁止7年內參與財政資金支持的科研活動，趙遠錦被禁止5年內參與此類活動，邵宗澤、劉仲敏、楊榮華和劉愛忠被禁止3年內參與。這些人員的行為均已記錄在科研誠信嚴重失信行為數據庫中[1]。

這次受到處分的科研人員，有多位在科研界有着較高的影響力，擁有多頂“帽子”。其中，孫倍成、趙遠錦、楊榮華三人為國家傑青，孫倍成、楊榮華兩人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還有多人擁有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萬人計劃”科技創新領軍人才等頭銜。

這些處於高位的科研人員集體涉及請託行為，甚至試圖妨礙科技部的調查，足見科研項目申請中請託現象的普遍程度。

早在2020年，科技部就研究制定了《科學技術活動評審工作中請託行為處理規定（試行）》（下稱《規定》），對請託行為的處罰做出了具體的規定。

實施請託行為的申請者在一至三年（包括三年）的時間內不得承擔或參與由財政性資金資助的任何科學技術活動。向多人進行請託或屢次違規的申請者，將面臨三至五年的禁令。對請託行為隱瞞不報和進行人情評審的評審專家，同樣會面臨三至五年的禁令。若造成嚴重後果或影響惡劣，申請者和評審專家將會面臨五年以上甚至永久的禁令[2]。

然而，在這項規定出台後，請託現象仍然屢禁不止。即便明確規定了對請託行為的懲罰措施，仍然不能阻止部分科研人員鋌而走險。本次科技部通報的案例，正是在《規定》頒布後的2021年發生的。在今年第一批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學術不端行為通報中，也有兩個案例涉及請託問題。

2022年，北京建築大學教授季節組織線上會議，安排有關人員收集可能的基金項目評審專家信息，並在會後由季節和他人聯繫了部分專家。2023年，又通過電話、短信、微信等形式為自己申請的重點項目，向多位潛在的評審專家請託；華北電力大學的楊立軍則是2022年和2023年連續兩年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過程中，通過發送郵件等方式向多位潛在的評審專家請託[3]。

實際上，科研項目申請中的請託行為早已成為普遍現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辦的《中國科學基金》期刊曾發布的一篇論文顯示。2018-2021期間，評審專家在項目評審中，沒有被“打招呼”的比例始終只有二成多，而被打過招呼的比例超過七成。

只是隨着對請託問題的重視，評審專家在項目評審中沒有被“打招呼”的比例從21.58%上升到26.99%，偶爾被“打招呼”和經常被“打招呼”的合計比例從78.42%下降到73.01%。同時評審專家，主動申請迴避的比例從2018年的5.77%提升到2021年的10.06%。

但從總體看，在科研評審過程中“打招呼”，仍然是普遍的潛規則。2020年《規定》的出台，也沒有對項目評審中“打招呼”泛濫的情況形成明顯的遏制[4]。

為了清除這些頑疾，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發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評審請託行為禁止清單》，對科研人員、依託單位、評審專家和自然科學基金委工作人員的24類行為進行了規定，並且針對評審專家被“打招呼”開展了專項整治活動。

過去對於評審專家名單的保密缺乏法律依據。現在評審專家名單已經被列入工作秘密，泄露即泄密，可以依法懲治。同時，在會議紀律方面，嚴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圍會”行為；除了會議提問環節外，避免評審專家與答辯人員主動交流；答辯結束後，答辯人員不得在評審專家住地和會議地點逗留。在評審專家選取方面，將優化評審專家組的組成和人員結構，併合理設定同行評審的比例[5]。

部分學部還提出了更細緻防範方法。將專家與答辯人進行物理隔離，集中保管專家手機；答辯類項目評審會議在一天內完成，評審專家中午在會場進餐和休息。答辯人及其他利益相關方不得在評審專家駐地住宿、用餐；答辯結束後迅速離開，不得逗留等[6]。

據《中國青年報》2023年報道，專項整治工作開展以來，自然基金委共收到反映“請託”“打招呼”的投訴舉報58件，均已啟動調查。

2024年，自然科學基金委推出了更多新舉措。強化項目會議評審的投票結果保密，不再顯示建議不予資助項目的得票信息；優化評審專家的通訊工具集中保管措施，並實行會議場所封閉管理；改進評審專家公布方式，全年評審工作完成後，年底統一公布年度會議評審專家名單[7]。

自然科學基金委主任竇賢康表示，專項整治工作確實取得了成果，但還需要持續投入，“這個效果不能是曇花一現，我們將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8]。”

整治後，

“打招呼”依然普遍

所謂頑疾，意味着很難在短時間內難以得到根治。儘管有關部門對這個問題日漸重視，也在不斷採取整治措施，但想要徹底扭轉科研環境中的“打招呼”風氣，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位青年研究人員向《知識分子》表示，儘管從總體來看，評審專家的打分還是以申請書質量和科研成果為基礎，大多數評審專家仍然有自己的原則。但現在申請各類科研項目仍然“不排除要‘打招呼’的”。

越是重要的項目，人們“打招呼”的意願越強烈，並且會更積極地利用自己的一切關係來達成目的。

申請人如果在申請階段臨時抱佛腳，僅僅通過猜測向不熟悉的專家廣發信息和郵件“打招呼”，恐怕很難引起注意。實際上，人脈關係的網，早就在平常通過各種方式結下了。

這位青年科研人員介紹，通常在提交科研項目申請後的評審階段，學術界會組織或參加學術會議，目的是為了提供一個相互交流和認識的機會。在會議期間，參與者會互加微信，加深彼此的印象，讓對方了解自己的姓名、所在單位及研究方向。

由於年輕人通常缺乏人脈積累，導師往往還會帶他們拜訪業內知名學者，為他們鋪路，這也是現在學者熱衷參加學術會議的原因之一。打下了人脈基礎，有時甚至不需要申請階段的“運作”，也能得到照顧。“多參加、多講自己的研究，讓大家記住你，也是為了交到更多的朋友。如果某位評審專家對你印象深刻，不排除他收到你的本子之後就會對應到人。”這位青年研究人員說。

近年來對“打招呼”懲處力度的增加確實有收效，但某種程度上卻加強了關係的重要性。這位青年研究人員表示，由於存在一定的風險，評審專家通常不會給沒有交情的人提供過多的幫助，大多數的幫助還是基於研究人員既有的人脈關係和利益網絡。這也意味着，平時打好關係和人脈就更重要了。

基金委強化項目會議評審的保密，切斷評審專家和申請人之間的通訊，都是正向的改革措施，但這些措施會議評審前的函評階段效果有限。函評專家往往需要在數周到一個月時間內評審多份申請書，要他們同外界斷絕接觸和聯繫不可行。而函評分數對項目能否進入會評以及結果如何有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科學基金》期刊的一篇論文顯示，由於受理項目的快速增長，以及管理者依賴熟悉專家的傾向，評審專家需要在短期內完成大量同行評議工作，工作強度遠遠超過了國際同行水平。

2020年和2021年，被指派評審15項以上項目的函評專家分別佔總數的60%和35.21%，此前這個比例沒有超過10%。對於只能以業餘時間做評審的專家，這個負荷已經很高，分配給每一份申請書的時間有限[9]。

可以說，函評專家注意力是項目評審中的稀缺資源。在科研項目申請競爭日益激烈的現在，評審專家的哪怕一點傾向性，很可能會左右申請的成敗。這也顯得“打招呼”更為重要。

而在會評階段，關係還是有發揮作用的空間。這位青年科研人員表示，領域內會評的專家相對固定，比如各領域的一些院士、傑青、優青大都會參加。在評審期間他們會被收走手機，但如果在會上看到來自自己單位的申請書，也會有個人的傾向性。

消滅“打招呼”，

需要改革科技體制

一位多次參與科研項目評審的專家對《知識分子》表示，“打招呼”之所以成為頑疾，與科研體制中的資源分配機制密切相關。對於基礎研究，現在穩定性的經費支持比例還是太低，科研人員只能去爭奪競爭性的科研項目。

他表示，現在整個科研體系把項目看得太重，滾雪球效應太強，能否拿到項目和工資待遇甚至整個職業生涯的聲譽都和項目掛鈎。這實際是把項目變成了帽子，完全違背了科研項目設立的初衷。

一些科研人員不想拿大項目，只想進行由好奇心驅動的小規模研究，但由於穩定資助不足，他們也不得不去卷競爭性的項目申請。如果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能給科研人員足夠的穩定資助，大家可能就不必爭得頭破血流。

現在科研項目競爭激烈的程度，說史無前例並不過分。根據自然基金委的統計，與2023年同期相比，2024年集中接受的所有14種類型項目申請量都有所增加。2024年共接受項目申請384,564項，申請量比2023年同期增加了80,231項，增幅達到了26.36%，與2023年同期的3.38%相比有大幅增長。

而項目的資助率正在下降，自然科學基金委的項目指南顯示，2022年面上項目的資助率為17.56%，平均資助金額為53.14萬。2023年資助率下降到16.99%，平均資助金額更是下降到49.46萬[11]。

另外，能否拿到科研項目不僅關乎個人的前途，也關係著單位的利益。這位青年科研人員的觀察是，單位會傾力幫助科研人員“打招呼”，這種現象在高校、公司、科研院所等各類單位中都廣泛存在。對單位來說，重要的不只是科研項目的經費，還有這些“帽子”帶來的影響力，對人才的聚攏效應。

“競爭性的項目肯定是要有的，但是我認為現在做過了。有一個基本保障的話，大家壓力會小一點，人也會淡定一點。”上述多次參與科研項目評審的專家說，“如果說工資都不穩定、都受項目影響，各種寶都壓在項目申請上，就容易鋌而走險。”

“對於這種已形成的利益鏈生態，如果不從根本上改革科研體制中的資源分配機制，而僅僅依靠專項整治和評審制度的微調，那麼打招呼的現象恐怕難以根除。“誰'打招呼'抓誰，好多'有本事‘的人是抓不住的。”

上述評審專家向《知識分子》解釋，國外並非沒有對項目和職位的競爭。但問題在於，國外對講席教授之類的職位競爭限於一校之內，國內的“帽子”卻是全國通行。想要在職業上有所發展，各個高校甚至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員必須參與同質化的競爭。

“全國性的帽子真的應該取消，不取消始終是個麻煩”。在他看來，不如將這筆資金直接分配給各學校，用於支持自身的項目和人才培養，從而回歸到學校內部的小同行評審機制。

從整個科研體制上看，這位評審專家認為，中國的科研體制現在仍然急功近利，對基礎研究總體的支持力度還不夠，僧多粥少。另外資源分配的機制也沒有理順，應當明確劃定穩定性和競爭性資助的界限。現在大多數科研人員都在競逐有限的競爭性資助，導致整個研究群體的心態動蕩不安。

“科研體制方面不做一些根本變化的話，這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這位教授說，“整個科研體制還有很多問題沒有理順，出現'打招呼'問題應該怪誰？我覺得最不該怪的就是普通的科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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