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來自opendemocracy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艾麗西亞·卡西米羅悲傷地說道：“許多家庭來到慈善廚房尋求幫助。”連那些以往未曾踏足此地的失業者也成了常客。此外，老年人、孕婦以及眾多兒童的身影也頻繁出現在這裡。
卡西米羅負責運營的是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心臟地帶、貧民窟“31號別墅”（villa 31）內的一家社區慈善廚房。這裡與阿根廷首都最為富裕的雷科萊塔區僅一牆之隔，後者以其古老的豪宅、奢華生活方式而聞名。但令人遺憾的是，儘管與財富的距離如此之近，慈善廚房能夠提供的食物卻日益減少，難以滿足每位來者的需求。卡西米羅無奈地表示：“我們能做的只有燉菜，可蔬菜供應也遠遠不足。”
另一位名為格瑞瑟達·布格埃諾（griselda burgueño）的女性也向opendemocracy分享了類似的經歷。她說：“麵包已經供不應求，遠遠不夠分配。”布格埃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拉馬坦扎區的格雷戈里奧·德·拉費雷鎮，也就是距離31號別墅大約30公里的地方，經營着另一家慈善廚房。她回憶說：“過去，我們能夠在保鮮盒中裝滿食物，確保領取的家庭能夠享有豐盛的午餐和晚餐。然而現在，如果我們仍舊這麼做，那麼排在隊伍後面的人就根本吃不上一丁點飯了。”
在阿根廷，有着14萬名像卡西米羅和布格埃諾這樣的婦女，在她們日常的工作與生活之外，還承擔著與飢餓作鬥爭的重任。她們為超過一千萬依賴被當地人稱作“公用鍋”的慈善廚房生存的人們提供食物。
然而，近幾個月來，這一負擔變得愈發沉重，人們難以為繼。
在阿根廷，隨着右翼自由意志主義者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總統於去年12月上任後不久，政府幾乎立即削減了對慈善廚房的支持，其中包括發放麵粉、大米、瑪黛茶等不易腐壞的食品。
人力資本部長桑德拉·佩托韋羅（sandra pettovello）宣稱，此舉旨在對某些運營慈善廚房的團體進行“審計”，遏制這些團體中涉嫌“敲詐勒索”的行為，特別是針對居住在“苦難村”（對貧民窟的蔑稱），由組織化的失業工人組成、專門對抗貧困和不平等、通過切斷街道和高速公路進行抗議的“糾察隊”。
阿根廷最大的貧民窟居民運動之一la poderosa，其領導人瑪麗亞·克勞迪婭·阿爾伯諾茲（maría claudia albornoz）對政府的這一行為提出質疑：“為何政府要將我們這些為貧困社區提供飲食的廚師視為敵人？”自2004年起，la poderosa通過社區論壇組織活動，在全國範圍內管理着158個社區廚房，包括位於31號別墅附近的一個廚房。
la poderosa的成員卡西米羅（casimiro）也表達了她的期望：“我們渴望每個人都能在家中享受到一頓溫馨的餐食，並通過家庭的支持實現進步和更好的生活。但現實情況卻是遠非如此。”
31號別墅的歷史
31號別墅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當時來自巴拉圭、玻利維亞和阿根廷北部的移民和工人彙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港口和就業機會豐富的地區落戶。1974年，天主教牧師卡洛斯·穆吉卡（carlos mugica）不幸遇刺身亡，他是“villeros”牧師運動的資助者，在該地區從事社區服務和社會工作。
今日的31號別墅已發展成一個擁有4萬多居民的龐大社區，位於港口區和布宜諾斯艾利斯最富裕的雷科萊塔（recoleta）區之間，阿圖羅·翁貝托·伊利亞博士大道（dr arturo umberto illia）上方架設着粗大的混凝土支柱。
儘管臨近雷蒂羅火車站，但由於31號別墅的不良名聲，沒有任何公交線路穿過此地。出租車和優步（uber）司機也拒絕為這一區域提供服務，即便是救護車在沒有警察護送的情況下也不敢進入。
在這片由空心磚、鐵皮屋搭建的簡陋住所中，雜亂的電線懸掛在臨時搭建的鐵塔之間，有時距離人們的頭頂只有幾英寸，極其危險。社區內設有小教堂、學校、廣場和帶門的小型足球場。在這裡，人們無視酷熱，圍繞着鐵罐中的火堆，隨着康比亞鄉村音樂的節奏舞動，儘管他們的皮膚因長期暴露於艱苦環境中而顯得黯淡無光。
在這種艱苦的生活條件下，“古斯塔沃·科爾蒂尼亞斯”慈善廚房的11名廚師顯得格外辛勤。他們的廚房以一位在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最後一次軍事專制統治期間失蹤的年輕活動家命名。這些廚師們每天工作六到八小時，不僅負責烹飪和提供食物，還要進行廚房的清潔和管理。為了籌集更多的資金，她們還向鄰居銷售自製的冰塊，儘管這仍難以彌補資金上的短缺。
自2016年起，一群無法因照顧孩子而外出工作或找不到工作的婦女開始組織起來。卡西米羅，一位八個孩子的母親，分享說：“我們中沒有人能把孩子留給他人照看以去工作，或者我們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因此，面對自己和他人的需求，她們組成了一個社區。她們聚集資源，租用了一間小房子，房子前面是一個大客廳，後面是廚房，設立了午餐室，最初僅為彼此提供午餐，但很快服務就拓展壯大了。“哪怕是一盤菜也可以幫助你節省一點每日的開支。”卡西米羅補充說。
除了為社區服務，這些婦女還在家中從事護理和家務勞動，有的還做臨時工，因此她們自稱為“三班倒工人”。
到了2023年中，la poderosa起草了一份法案，旨在為社區廚師提供最低工資、醫療保險、帶薪假期、產假和聖誕獎金，但這份法案至今尚未在國會中獲得通過。
公共食堂不僅是鄰里情感支援的場所，還是防止吸毒和販毒活動的“防線”。
“即使父母外出工作，他們賺取的錢也不足以維持家庭生計。工作意味着他們無法抽出時間來照顧孩子。”卡西米羅說，她在貧民窟生活了33年，總共有49年的人生經歷。在絕望中，有時父母或子女會開始販毒或吸毒。“為了給家裡帶來食物，他們什麼都願意去做——這裡的一切都在助長暴力。”
阿根廷首都有49個“別墅”，約有8萬戶家庭生活在擁擠、缺乏正常水電、供暖和衛生設施的條件下。在這些家庭中，近四分之三（約73%）的戶主是女性。在全國6500個貧民窟中，婦女們已經並肩工作了幾十年，為社區提供食物。
當暴雨如注，如三月份時常發生的那樣，積水會沒過膝蓋，浸泡床墊、衣櫃和電器，導致人們數日無電可用——使用潮濕的插頭和電纜的觸電風險，比基本的需求更讓人恐懼。
但即使太陽重新出現，連年洪水造成的破壞也無法避免。由於缺乏足夠的基礎設施支持日益增長的人口，下水道頻繁爆裂，街道上充斥着淤泥和害蟲。卡西米羅感慨道：“生活在到處都是潮濕氣味的環境中根本不算是生活。”
得益於村民們的細緻持續努力，la poderosa組織啟動了衣物、電器和傢具的捐贈活動。此外，它還為遭受性別暴力的人們提供了必要的援助，並且為社區的兒童舉辦了各種講習班和公開課程。更進一步，該組織通過發行一份月刊，努力擴大別墅區的文化影響力，以期消除外界（尤其是外來者）對於別墅區的偏見。在許多人眼中，別墅區被視為毒品、犯罪和苦難的聚集地。
阿爾博諾茲表示：“貧窮帶來的絕望和街頭的暴力讓人難以生存。但若我們不組織起來，我們的社區情況只會更加糟糕。”
奢侈的飲食
卡西米羅站在村子的中心，指向正在排成一隊等待領取剩飯剩菜的30人。她說：“在疫情爆發之前，我們每天大約準備120份飯菜。疫情期間，這個數字增加到了500份，現在雖然有所減少，但仍超過420份，這還得看我們是否有足夠的食物。”
每日的經典菜單開始於早上一杯馬黛茶（一種由馬黛草製成的草本茶）加油炸小麥餅（tortas fritas）。午餐可能包括米飯或麵條，搭配燉南瓜、洋蔥和番茄醬（如果有的話）、雞翅或內臟。點心時段則提供奶茶和蛋糕。
然而，面對食物供應的減少，許多慈善廚房不得不關閉或減少提供食物的次數和數量。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慈善廚房所能提供的“飯菜”僅僅是熱水沖泡的辣椒粉。
阿根廷在二月份的食品通脹率高居世界之首，從農場到商店的農產品價格翻了三倍。儘管當地食品價格與西班牙或美國相當，但阿根廷的最低工資僅相當於每月210美元，而在西班牙和美國，最低工資分別為1220美元和1160美元。在阿根廷，平均工資的水平不足以支撐一個家庭擺脫貧困線。
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相似，阿根廷女性面臨的糧食不安全問題比男性更為嚴重，且這一差距在阿根廷尤為顯著。
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已達到驚人的254%，在經濟政策放鬆的同時，政府反覆強調“沒有錢”。這種說法或許與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的“別無選擇”口號頗為相似，而國民的收入和生活質量卻每天都在下降。
經濟學家坎德拉里亞·博托（candelaria botto），女性經濟學組織（economía feminista）的負責人，提到：“任何用比索計算的收入都難以維持生活。”該組織是一個旨在揭示工作與市場中性別不平等現象的智囊團和運動協會。“緊急狀況非常嚴重，特別是在貧困區。”
經濟的不穩定還體現在藥品消費的急劇下降上。從2023年12月到2024年3月初，藥品價格飆升了100%，導致藥品銷售量和就醫率大幅下降。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藥品價格上漲如此之多，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
在阿根廷的4600萬居民中，有57%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其中包括700萬兒童和青少年。更為嚴重的是，有15%的人口處於極端貧困狀態，其中240萬是兒童。
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研究員、ni una menos運動的成員露西亞·卡瓦列羅（lucía cavallero）表示：“我們持續強調經濟暴力的問題，因為政府正有計劃地對民眾實施壓制和經濟恐怖主義。”
組織飲食
為了組織和提供飲食服務，la poderosa以及許多社會、民間和宗教團體，在全國範圍內開設了大約44000個慈善廚房。這些廚房過去常常接受國家政府提供的糧食援助，並得到企業、當地商店和鄰居捐贈的肉類與蔬菜。
在某些情況下，慈善廚房還可能收到阿根廷省政府的捐贈，甚至是國家的現金支持或聯合國國際計劃的資金援助。通過舉辦賓果遊戲或回收紙板和玻璃等活動籌集的資金，能夠幫助支付社區廚房的租金、煤氣費或柴火費。
新政府大幅削減對慈善廚房的資源支持，其理由是指出經營這些廚房的團體涉嫌“隨意和敲詐性”使用這些資源。官方聲稱，在登記的44000個慈善廚房中，有一半以上要麼無法正常運作，要麼根本就不存在。針對社區領袖公開抱怨食物短缺的行為，當局則稱之為“對食物分配失控和不負責任的爭議”的體現。
poderosa的阿爾博諾斯對這些指責表示否認。她在一次電台採訪中說道：“什麼中間人的存在完全是子虛烏有。前社會發展部（已被米萊政府解散）負責購買食品並通過小型卡車將其運送到登記的廚房。我們負責將貨物從卡車上卸下並儲存起來，根據我們提供的飯菜數量，這些食品也就夠我們使用一到兩個月。”
政府扣押和糾察隊的抵抗
面對政府扣押行為，隸屬於托洛茨基主義工人黨的polo obrero糾察隊運動的加布里埃拉·德拉羅薩表示：“當危機出現時，婦女總是最先組織起來……因此，她們是接管貧民窟組織最多的人。”
幾十年來，她們一直在這樣做，特別是自2001年阿根廷發生經濟和社會危機以來。當時，女糾察隊組織起來，為最脆弱的社區送去食物。現在，她們在全國各地開辦了約3000個社區廚房，並提供貿易講習班。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工人黨（polo obrero）的領導人，2023年拉馬坦薩市議會候選人利利安·羅哈斯（lilián rojas）說：“飢餓不會殺死我們。”
在格雷戈里奧·德·拉費雷爾（gregorio de laferrère）的烏尼翁別墅慈善廚房中，志願者們能在不到40分鐘的時間裡完成1000份飯菜的製作。然而，現在越來越多的時候，連廚師們自己也不得不忍飢挨餓了。
羅哈斯提到，在維拉烏尼翁（villa unión）附近，大約有600個糾察隊家庭在之前一片空置的公共土地上建立了家園，直到2017年，這片土地上除了田地、垃圾和瓦礫外，幾乎什麼都沒有。這些家庭“佔據了這片土地”。在這塊被佔領的土地上，設有三個公共大鍋供應食物，每個大鍋都有自己的名稱：第三區、新烏尼翁和里奧誇托。
羅哈斯說：“在飢餓和苦難中，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因此我們能夠充分利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資源。我們知道如何搭建一個共同的大鍋，然後外出乞求主食。這就是我們的生存方式，也將是我們未來的生存方式。”她補充道。
理查德·馬雷洛（richard marelo），是這塊被占土地上的居民之一，也是第3區的負責人。他解釋說：“我們合作購買電纜，架設電線杆，修建街道。”他們一直與地方當局存在爭議，因為當局想要清除這些非法定居點。馬雷洛表示，如今，警方甚至不讓卡車進入這裡進行化糞池挖掘和取水等工作。
羅哈斯強調，如果沒有婦女的參與和努力，這些家庭無法在這片土地上建立起家園。“隨着鎮壓的加劇，她們成為支持這次佔地行動的主要力量。從一開始，我們就帶着大鍋出發，確保所有前去佔地的人及其孩子都能得到溫飽。”
在灶台的周圍，分布着一些由帆布、木頭、紙板、金屬板、橡膠和木塊搭建的簡陋小屋。這些小屋的開口處通常會用金屬板或其他可得到的材料來覆蓋或封閉。它們的地面由泥土或水泥鋪就。這裡還有用於洗漱的水桶、在缺乏煤氣時用來做飯的烤架和木柴，以及桌椅、架子和臨時櫥櫃等生活必需品。
偷竊事件在這裡屢見不鮮。“飢餓驅使人們偷走我們的電源插座、水泵和菜園裡的蔬菜。”羅哈斯表示，“我們幾乎什麼都保不住，他們甚至連我們種的南瓜都偷走了。”
在這種嚴峻的環境下，通過集體的勞動，數千人得以生存。“我們從帳篷生活開始，將所有東西都扔進火中來當柴火。我們除了飢餓和苦難之外，一無所有。”37歲的瑪麗亞·扎拉圖（maría zárate）在新烏尼翁的炊具旁如是說道。志願者們正在分裝大米，孩子們排成一隊，緊緊地抱着他們的塑料容器。
她接著說：“我們一步一步有了煤氣和爐灶，五年來，我們每天為200個家庭提供了每日飯菜。”
34歲的安東尼婭·卡塞雷斯（antonia cáceres）在里奧誇托（río cuarto）的炊具旁表示，志願者們正使用他們口袋裡僅有的一點錢來購買食材。“我們需要的幫助越來越多，而政府卻仍然不願意提供任何財政支持。”她說，在這裡他們為大約50個家庭提供服務。她的戰友，23歲的羅西奧·費爾南德斯（rocío fernández）補充說，很多領取養老金的老人和兒童都來到這裡領取食物。
la poderosa的阿爾伯諾斯表示：“我們這些婦女正以極其艱難的方式維持着社區的生計。”她繼續說：“我們早已精疲力盡，但我們依然能夠站起身，繼續我們的工作。”
作者簡介：安吉麗娜·德洛斯·桑托斯（angelina de los santos）是open democracy組織的南美記者，她是一位駐烏拉圭的女權主義記者，擁有廣泛的人權報道背景，擁有烏拉圭ort大學傳播學學士學位，並在社交媒體和國際媒體中工作了近十年。
文章僅供交流學習，不代表日新說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