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繁花》十八集，玲子到黃河路考察，李李親自招待，敬酒時說：“不大會有客人既來至真園，也去夜東京的。”這話意味深長。我也想問：“有沒有人既是《繁花》的書迷，又是劇粉。”說來滑稽，去年十二月廿七日《繁花》劇集上線，口碑兩極分化，原著黨在社交媒體狙擊王家衛的推倒重建；幾天後，大批看得痴醉的觀眾為了劇透去讀原著，愕然發現兩者渾身不搭界。
一流小說的影視改編歷來艱辛，成功者鳳毛麟角。坦白講，在《繁花》開播之前我不曾想過自己會深陷其中，每天吃好夜飯就等更新，看滬語版，兩集正好是一部電影的時長，而觀看的體驗也等同電影，賽過每天看了一部王家衛水準的新片子。
《繁花》第一集，爺叔測試阿寶，讓他在和平飯店借房間，鏡頭後來定格在英國套房，如同電影《2046》，房門合攏，“72”的數字異常醒目。熟悉《2046》的都知道，這串數字與其說是房間號碼，毋寧說是黎明在《happy 2000》里唱的那句詰問：“在實驗室里做實驗，看看有沒有不變的諾言。”王家衛的作品總是充滿了符號與象徵，換言之，會製造大量的解讀與誤讀。我是看到十四集，爺叔教汪小姐寫檢查，汪小姐下放楊浦工廠，他們由此擁有了被外灘27號（外貿公司）放逐的共同經歷，這才聽見了“72”的弦外之音。
這種鏡頭語言的不響在汪小姐身上還有一處。十二集，汪小姐借了吃醋的勁頭逼問寶總，說著說著漏出一句：“我哭得連隱形眼鏡都戴不住。”如果沒有這把鑰匙，觀眾就沒法看清楚汪小姐戀愛腦的一面。原來劇中發生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卅一日（跨年夜，阿寶在和平飯店的露台送了小汪一副隱形眼鏡）之後的戲，但凡汪小姐以“四眼”示人，那麼大概率她之前哭過了。譬如第八集汪小姐趕赴諸暨救寶總，她開車的鏡頭是不戴眼鏡的，而夜幕下抱着寶總的她是戴眼鏡的。至於寶總為什麼要在談妥五百萬美金的大單之後送汪小姐隱形眼鏡（他們革命友情的信物），王家衛也是不響。好在，第八集有這樣一組抒情鏡頭，阿寶透過外灘27號茶水間的房門玻璃，看見小汪同志處理信銷票，水壺（上海人叫銅吊）的蒸汽模糊了小汪的左眼鏡片，她為自己的笨拙而懊惱、哭泣，那個又美又慘、看不到未來的“蚌殼精”形象似乎能夠說明問題。
我其實不太接受某些評論說王家衛破壞了原著的不響美學，但是我同意他們說王家衛這次搞得很響，也許太響。劇中的人物經常處於某種亢奮狀態，對話吵鬧，不像是在演電視劇，倒像是在演舞台劇。我對很響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不及我的編劇朋友費慧君講得深刻，她說：“《繁花》最打動我的是精氣神，上世紀90年代，一切欣欣向榮，日子越來越好，望不到頭的好，大家說話做事氣都浮在胸口上，曾經我們以為這就是應該有的生活。”
很響，讓我想起上海的滑稽戲。以前我們打趣那些姚慕雙、周柏春的後輩沒腔調、沒花頭，只能在電視上瞎污搞，混口泡飯吃吃，天曉得現在藉由電視劇，滑稽戲居然復活了。這不是因為請了陳國慶、駱文蓮、吳愛藝一眾有滑稽戲色彩的演員加盟，《繁花》就能把觀眾逗樂。事實上，我並非上述演員賴以成名的那些滬語情景喜劇的觀眾。離開了諷刺的滑稽戲要如何生存，其實早在三十年前，電影《股瘋》就給出了一個瘋狂的答案。那部作品也是很響的，潘虹在公交車上舌戰乘客，那個爽脆的勁道賽過吃大頭菜過泡飯，不亞於《繁花》裡面，黃河路老闆娘們身上的火藥味，進賢路夜東京七十二家房客的煙火氣。
比起黃河路，我個人更喜歡進賢路的戲，更接近我成長歲月里的上海。夜東京的群戲將觀眾帶入一個陌生的王家衛，新添了搞笑技能的他讓人驚喜，我不敢說這是進步，起碼在《繁花》里，我看到了他的轉變。那些滑稽戲演員也是，我甚至覺得他們被低估了；十三集，玲子痛斥暗戀自己多年的葛老師：“我情願把飯菜都倒掉，我去喂貓喂狗，我去給討飯的吃，我也不會給你吃一口，我要眼睜睜看着你這個老甲魚一天天餓死。”葛老師被罵到眼淚汪汪、渾身顫抖，他指着玲子說：“你這個女人講得出這種話，我記住你了。”那一刻，我也記住了陳國慶，一個彷彿是從電視劇《孽債》出來的悲情小市民。隨便說一句，“老甲魚”這種切口在上海灘和野生甲魚一樣，幾乎絕響於市場。
行文至此，《繁花》在豆瓣開出8.1，這個分數低於它的水平，高於我的預期。如同王家衛的另一部傑作，電影《一代宗師》所經歷的低開高走的命運，我相信《繁花》會得到更客觀的評價。我特別喜歡十四集的一個鏡頭，進賢路的老房子屋頂漏雨，慘白的天花板濕了一大塊，水珠像背食的螞蟻在流動，匯到某個地方，滴答滴答。這樣的上海細節，好比一針一線，編織着一個上海市井。以前看央視版《三國演義》的評論，有網友調侃道，這是攝影師扛着機器穿越到東漢末年拍攝的。某種程度上，對於改革開放頭十五年的上海弄堂生活的還原，電視劇《繁花》也當得起這樣的讚譽。（王莫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