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檔的餘熱還沒有完全散盡，元宵節過後的一周以來，各部影片還在吸收票房，其中表現最好的，是《第二十條》。
這一周，《第二十條》共獲得2.8億票房，連續7天成為日票房冠軍，總票房也突破了22億，成了張藝謀導演生涯第二賣座的作品。
這足以看到《第二十條》的後勁之足，而在二刷影片之後，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想法。
現實改變法條or法條指導現實
李乃文飾演的班主任說：“被霸凌的孩子不願意承認，看見的孩子不敢站出來指認。”
電影中多次給出這句話的內涵：怕。
被霸凌的孩子，怕的是繼續受到霸凌，看見的孩子，怕的是指認會讓自己變成被霸凌者。
這句話出現在開場沒多久，可以作為整部電影的引子。
作為初中的一線教育工作者，李乃文飾演的班主任，見多了發生在學生之間的霸凌事件。
對於韓雨辰暴力制止霸凌事件，他似乎有些習以為常。
而在他以往的經歷中，這樣的事情往往不了了之，更何況霸凌者還是張主任的兒子。
家長韓明和李茂娟為了孩子學業着想，也選擇息事寧人，他們勸導兒子向對方道歉，而道歉則說明犯了錯，兒子不從。
果然，為同學出頭見義勇為的韓雨辰，也變成了受害者，被張科指使的四個小混混毆打，這一次他聽了父親的話，沒有還手。
張科的傷口低了一厘米，沒有造成更為嚴重的後果，而韓明手上案子的主人公王永強，則是對着施暴者捅了26刀，造成對方死亡。
影片的主要案件是王永強案，趙麗穎飾演的郝秀萍和女兒娟娟，人物設定都是聽障人士。
這對母女，生理上無法發聲，為了躲避打擊報復還東躲西藏。
一個用生澀的字體寫出了“爸爸是好人”，另一個選擇跳樓，希望結束紛爭，也結束自己內心的恐懼。
同時工友大勇也不願為這個悲催的家庭作證，都與班主任說的這句話有了呼應。
王永強，像狗一樣被拴在窗外，任憑劉文經那頭野獸在屋裡對妻子施暴，這是極度殘忍的心理霸凌。
他明明知道，如果不用犯罪的方法，他是無法和惡霸抗衡的。
可是為了避免野獸下一次的暴行，看到被強暴的妻子無聲的埋怨，他決定不忍了。
隱忍是因為恐懼，恐懼的極點是憤怒，出離了憤怒是暴力。
隨着影片情節的發展和各個案件的相互交織，問題中的這句話有了更深層次的意義，它是根深在人們心中固化的思維，也是片尾雷佳音的振臂高呼。
是對法律的絕望，對正義的灰心，對公平的放棄。
受害者和目擊者不願意站出來，辦案人員則是不願意去捅破那層法條規定下籠罩舒適的紙。
害怕的，不僅是被霸凌的人，也有辦案的檢察官。
和班主任一樣，韓明辦案子的時候，也甩不開習以為常的作風。
他捧着一摞子在正當防衛、防衛過當和故意傷害等性質之間遊走的案件，對呂玲玲說，以前都是這麼辦的。
韓明自己身上曾有過類似的經歷，他深知甩開習以為常，會面對多大的壓力和不可預期的後顧之憂。
是現實改變法條，還是法條指導現實？
至少，現實中司法的進步會影響電影的結局，韓明的心態也變了，選擇面對領導、輿論和聽證會上的專家。
對於校園霸凌的查實、韓雨辰傷人案件的撤案、大勇出面作證的詳細過程，影片並沒有呈現。
其實這並不重要，《第二十條》上映的多重意義中，鼓勵的意味似乎被忽略了。
它鼓勵人們邁出去一步，鼓勵受害人勇敢的站出來，鼓勵目擊者講出來，鼓勵司法人員跳出來。
只要往前邁一步，案件調查和執行的能力並不缺，缺的是那份勇氣。
《第二十條》並不是單純的馬後炮電影，《刑法》第二十條不斷在修訂，司法活動中如何解讀和運用該法條，司法人員能否更加清晰地劃清爭議，司法慣例和公民利益之間會如何進行公平公正的權衡，都有待時間的檢驗。
但影片要傳達的精神和理念，是積極向上且帶有希望的，單這一點，就值得給它打個高分。
檢察官也是百姓
派出所里見到警察，韓明脫口而出：“我檢察院的。”
真實的橋段，當然是利用關係和社會地位，託人平事了。
在我所在的小城市，這樣的做法，叫做“找找人”。
買房子找找人，辦工作找找人，買冰箱找找人，辦事情找找人，買門票找找人，一切都是，找找人。
這大概就是熟人社會最好的體現，一個個小圈子互相嵌套，形成了你找我我找他他找你的熟人關係網，每一個階層都被編織在其中，人們在辦事之前都想要先找找人。
而公職人員，更是因為其職位屬性和社會地位，在這個網絡里混得如魚得水。
片中的韓明李茂娟夫婦，便是如此。
兒子韓雨辰打人事件之後，夫婦倆就開始了找找人的活動。
先是正面直攻，兒子不願道歉，他們先找到張主任，寄希望於自己的道歉，未果。
接着，韓明拿着老丈人留下來的鐵蓋茅台，再去找張主任求和，可他沒有送出手。
留下鐵蓋茅台的原因，並不是單單只是韓明所說的送了也沒用，而是在他心裡，辦這種事需要有人中間調和，這也是他多年來在社會上沾染的習氣。
兒子的遭遇，韓明也曾經經歷過，而他深深知道這樣的事情對未來有着多麼大的影響，可他大小也是個檢察官，向張主任送禮求和，還是送茅台酒，有些跌份，更何況他對結果的預測也並不樂觀。
鐵蓋茅台最終落入了大舅哥李茂全手裡，韓明和李茂娟兩口子把希望又放在了公安局的大哥身上。可李茂全呢，自始至終感興趣的事情，一是韓明和呂玲玲的關係，二是茅台什麼時候能到手。
影片沒有任何錶現李茂全為此辦事的鏡頭，韓明兩口子在車裡等待，大舅哥進去活動辦事，五分鐘就出來了，足可以看出，李茂全是那種並不太願意參與到“找找人關係網”里的人。
事情還得繼續辦下去，韓明忙於案子，李茂娟則聯繫上了張主任的外甥陳律師。
這位陳律師，是韓明手裡的王永強案中對方家人的代理律師。韓明不惜違反迴避規定，不僅默許了妻子的行為，也一同前往陳律師搭建的飯局。
陳律師想要的，是在自己關係網裡多一個像韓明這樣的重要人物，他們一同出現在了張主任的同學聚會上，打了個措手不及。
張主任明知理虧，也還是要顧忌自己在學校里的面子，堅持自己最初的要求。
最終，影片沒有讓“找找人”的手段得逞，編劇巧妙地讓李茂娟爆發了另一場肢體衝突後被拘留，而韓雨辰的案件也在學校的調查下水落石出。
《第二十條》是張藝謀在《幸福時光》之後，二十四年來唯一一部以當代都市為背景的電影，生活氣息極濃，張藝謀對於眼下都市人的生活狀態和心理情況的把握也極為準確。
儘管篇幅有限，而韓雨辰這個案子，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物都有明確的目標和意圖，再加上不失幽默的生活化對白，觀眾看到之後的反應，也就更為真實了。
韓明的心態
對於不同的案子，韓明的心態，有的變了，有的從來沒變過。
韓雨辰見義勇為一事，韓明的心態自始至終就沒有發生過變化。
演員雷佳音對此的理解是：打一開始，作為檢察官的韓明就認為孩子的行為是正確的，可是生活、社會不是這樣的。
呂玲玲說：“我們辦的不是案子，而是別人的人生。”
檢察官手裡的案子的主角，都是別人。
如果韓雨辰事件能夠得到和解，就不會有機會被人當做案子來辦，兒子的人生就不會被人改變。
張藝謀在給雷佳音說戲時，這樣解釋韓明的心態：半個身子是父親，半個身子是法律，有苦說不出，這就是他的困境。
韓明非常糾結，可糾結歸糾結，作為成年人，他還是做出了選擇，而且堅信自己所選的正確性。
韓明自己有過見義勇為的經歷，他深知這種事情如果堅持走法律途徑、守護正義是有風險的，也深知一旦風險降臨，後果有多嚴重，對人生的影響有多大。
在電影的時空內，此時，類似的事件，哪些被定為故意傷害，哪些被定為防衛過當，韓明記得滾瓜爛熟。
他不會讓兒子去冒這個險，最好的辦法，就是讓這件事消失在檯面之下。
後來韓雨辰被打，韓明回家後，首先問到四個人就把你打這樣？
搞笑的對白背後，是檢察官的職業屬性，讓他看到翻盤對沖的希望，可得知沒證據之後，又蔫了。
陳律師組織和張主任見面，整個過程韓明還是在積極求和，試圖讓兩件事相互抵消。
也就是說，整個事件從頭到尾，無論是送鐵蓋茅台，找大舅哥幫忙，還是赴宴，韓明都是在求和。
妻子李茂娟在飯桌上的爆發，讓這件事上面又蓋了一個案子。
接着，在電影情節發展和側重點的要求之下，韓雨辰打人事件的結果被一筆帶過。
此結果，對韓明來說，算得上是個意外。
至於工作上的案子，王永強案，韓明心態改變受到的刺激點就很多了。
張貴生遭遇車禍，郝秀萍跳樓，呂玲玲再提當年往事，當然還有最高檢的重視和輿論環境的變化，這些都給了韓明勇氣並讓他的心態發生了改變。
《第二十條》是一部借殼於喜劇的現實主義電影，承擔大部喜劇戲份的角色是韓明李茂娟夫婦，而他們身上體現的現實主義色彩同樣不能忽視。
檢察官也是人，上了班穿制服辦案，下了班也是普通百姓。
韓明在兒子見義勇為這件事上的困境和抉擇，與結尾處的高光時刻形成照應，讓人物形象更加立體。
張藝謀不僅把《第二十條》拍得貼近百姓，也貼近了檢察官的真實生活，真實的一面。
我想要個說法
32年前，張藝謀鏡頭下的秋菊，反覆說著一句話“我就想要個說法”。
《第二十條》中，楊皓宇剛一登場，也說了同樣的話：“我想要個說法。”
兩部電影中的兩個“說法”，意思卻並不相同。
秋菊的丈夫王慶來被踢了下體，她想要村長的一個道歉，村長不肯。
身懷六甲的她逐層上告，直到訴訟到市裡的法院。
村長呢，雖然不願意低頭認錯，不過卻在秋菊臨盆之際幫了大忙。
王慶來一家對村長感恩戴德，而就在辦酒席等待村長光臨的時候，卻等到了村長被拘留的消息。
秋菊不解，她就是想要個說法，村長是個好人，為啥要抓他？
“說法”二字，她更想要的是“說”，要村長說出道歉，說開就好，說破無毒，不過卻忽略了“法”，法律。
楊皓宇飾演的公交司機張貴生，工作期間遭遇女乘客被騷擾，他挺身而出，用滅火器砸了流氓。
而他的案子，被定性為故意傷害。
辦案檢察官韓明是這樣為他解釋的：
“到這兒，這兒都是見義勇為。”
“那我光挨打，不還手就對了？”
“你繼續看啊，你馬上不就出手了嘛！”
“到這兒，這就是互毆了啊，你繼續看。”
“到這兒，這就是故意傷害了，對方顱骨骨折，多嚴重的傷害。”
“我那樣做的原因，是阻止流氓犯罪。”
張貴生被判了三年，出獄後，他一直不服，不斷上訪，討要說法。
他想要的“說法”，側重於法，正規渠道，上訪。
上訪在老百姓心中，早已成了自己最基本的權利，儘管有時候行使得不那麼奏效。
張藝謀兩部跨度32年的電影，把法治觀念的進步呈現於大屏幕之上。
如今，普通民眾基本的法律意識已經形成，凡是覺得利益被侵害的事情，無論巨細，都曉得通過法律的途徑來解決，基層派出所也越來越忙。
說和法之間，分得更清晰了。
有意思的是，《第二十條》和《秋菊打官司》一樣，是一部關於道歉的電影。
秋菊要村長道歉，她只知道村長的無情，意識不到法律的無情。
張主任要韓雨辰道歉，自知理虧，他也還是要把錯誤轉移到韓雨辰身上，否則他會拿起法律的武器，寄託於法律的無情。
畢竟，在他的認知里，當時在對他兒子張科被打這樣的案件，像韓明這樣的檢察官，會對照法條分解整個過程來給案件定性。
而他們都不知道的是，他們都處在法律意識和法律執行的變化階段。
變化的，除了秋菊和村長，也有張主任和張貴生，還有韓明。
法律指導現實，現實影響法律，這對辯證的關係將一直存在於社會當中，不斷上演着一場場博弈，而電影《第二十條》無非是這些複雜變化過程中一個片段的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