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視頻殺死了電影”曾經是影迷圈的一個熱門話題，核心論點是影迷們認為，短視頻不僅奪走了長時間專註於一事一物的注意力，還通過幾分鐘講電影的方式把電影變成了速成的罐頭食品，有損電影的藝術性。對此，支持和反對的聲音都有，在這場爭論之後，漸漸地，大家開始把短視頻推到了電影的對立面。
然而，近期有一部公映的紀錄片電影《煙火人間》用887條短視頻素材拍了部80多分鐘的電影，它是首部由509位普通人拍攝的紀實影像共創而成的豎屏院線電影。自上映以來，該片獲得賈樟柯和戴錦華等電影圈名人的稱讚，他們對這種實驗形式都表示難能可貴且勇氣可嘉。但也有不少觀眾認為，這只是一部短視頻集錦的長片，不能算作是一部電影。面對如此兩極分化的評價，南都記者專訪了本片導演孫虹，她表示自己的作品看似簡單的集結，背後卻花費了數人數時的心血，蘊藏着大量看不見的功夫。同時，她還在創作手記和訪談中提到自己在刷短視頻的過程中，陷入過“羞愧”。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導演孫虹表示自己的作品背後也花費了不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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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視頻是一種“自我書寫”
南都娛樂：當初你打算用短視頻拍電影時，有沒受到質疑或鼓勵？
孫虹：我們最開始拍這個電影時是短視頻剛剛興起的時候，我作為一個紀錄片人，特別想把這種時代的變化和更新給記錄下來。記錄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說可以拍幾個短視頻的用戶，用傳統紀錄片的方法，講述他們的故事，也能夠去反映社會的變化和技術的更新對人們的影響。但是，我們考慮了現在的情形，人們用手機自己拍攝自己的影像，跟我們用傳統紀錄片的方式去拍攝他們的生活，在本質上存在着一種視角的區別。自己拍自己是一種自我的表達，它具有主動性和主體性，這與被別人觀察、被別人記錄和被別人表達的方式很不一樣，它具有另一種維度的真實。但這種真實的影像很可能被埋沒在浩瀚的短視頻海洋里，因此作為紀錄片人，我們需要去打撈這樣的一些影像。
《浮生一日》海報。
我自己團隊內部主要都是學紀錄片學影視傳播的，所以我們都認可這樣的影像非常有價值，以及做這種嘗試的意義，所以我們內部都沒有懷疑過這個選擇。但會有擔憂，因為沒有人嘗試過這樣一種方式。我們之前有參考過一部紀錄片《浮生一日》，是youtube平台向全球的用戶徵集他們在同一天里拍攝的影像，完成一部眾創紀錄片。他們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們使用的是在同一主題設計之下徵集而來的影像，因此這些影像沒那麼大的格式差異，並且是以橫屏為主的。視頻徵集的模式使得《浮生一日》還是避免不了主題的預設。但對我們來說，我們直接使用的是現存的短視頻影像，因此在創作影片之前，我們先去進行了一個“雲田野調查”，以調研和理解短視頻中的現實。但我們並不知道最後能不能從茫茫的視頻海洋里找到一種方式，把這些碎片整合起來變成一個長片。所以我們雖然沒有質疑過做這件事情的意義，但是我們有過畏難的情緒，不知道能不能夠最後真的做成一部紀錄電影。於是我們先剪了一個片段，只有十幾分鐘，大家看下來，看完了之後還能帶給人們一點不一樣的感受，或者說一種特殊的力量感，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覺得也許這個事情是可行的，於是再想辦法去變成一個八十分鐘的片子。
好多人會覺得這個影片是不是一個短視頻集錦，然後覺得沒有包含所謂的藝術創作。但我覺得這很可能是人們不了解創作過程而導致的誤解，因為讓這些短視頻變成一個可以被觀看的八十分鐘電影，這個幕後進行了許多的藝術上的處理和努力。首先，內容上我們需要從百萬條短視頻，最後凝練出來八十分鐘。每一幀每一秒的選擇都包含了創作者的選擇，無數個選擇構成了這部電影，可以說我們的創作首先從選擇開始。其次，我們在形式上也不斷進行着創作，無論是多屏剪輯，還是電影聲音、音樂和影像的處理，在觀眾自然而流暢觀影的背後飽含着創作者們曲折而人工的努力。
南都娛樂：據資料顯示，你瀏覽了數百萬條短視頻、下載了5萬多條素材之後，最終用了509位創作者的887條作品。在從瀏覽第一條到百萬條的篩選過程中，你的心態有發生過什麼改變嗎？
孫虹：這個變化其實還是挺明顯的，最開始我們的素材小組其實是一個十個人左右的團隊，大家的工作就是先去了解短視頻裡頭的現實。傳統紀錄片我們要做田野調查，要去很多地方深入考察，可能去的都是一些無人之境，然後再去觀察生活，觀察人。我們這個小組其實做的是“雲田野”，通過在手機里刷短視頻完成。觀察這些碎片化的現實，然後從中去提煉一種新的認識，這樣的過程，其實也是田野調查的過程。一開始我們進入到這個短視頻社區裡頭，首先確實是有一種新的世界被打開了的感覺，你會發現很多的影像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新奇的，不同視頻里的人從事着不一樣的職業，過着跟我們完全不相同的生活。當我們遇到一個讓我們覺得非常新鮮的素材時，我們就會點進這個用戶的頁面，從他的第一條視頻看到最後一條視頻。很多時候你看到了這個用戶的喜怒哀樂和他成長的過程，你就會有一種深深的反省。就是可能我們很多時候在短視頻里看到是一個景觀化的、符號化的世界，但我們沒有走進一步去了解，這些符號背後的每一個活生生的人。所以我對我曾經的“新奇”會產生一種羞愧感，原來我曾經刷短視頻的過程可能只是進行了一種符號性的消費，卻沒有真正去關心過符號背後的人的生活和他們的喜怒哀樂。所以我們試圖把這些看起來新奇的影像放上大銀幕的目的，不是因為它們新鮮，而是為了去把影像中的主體還原成一個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讓這些平時生活中被我們忽視的人，如今能夠有一個機會在大銀幕上被看見，並且讓他們的日常和勞動放在一個可以被仰視的地位。
南都娛樂：2016年，網上流傳過一篇文章《殘酷底層物語：一個視頻軟件的中國農村》，隨後，這批用戶群體逐步被“奇觀化”。你在創作手記中和剛才的回答中都提到“我們為這種‘奇觀’深感羞愧”，能否展開說說這種羞愧感嗎？
孫虹：這種羞愧是為平時生活中的一種習以為常的熟視無睹而感到羞愧。比如城市裡的建築工人每天也許都擦肩而過，但其實我們並不知道里城市的建築工人每天過着什麼樣的生活，像“搬磚小偉”，他的這種肌肉和身材是來源於他們日復一日地風吹日晒；我們也不會知道，原來城市正在建設的那些高樓上，有一群美麗的塔吊女司機，她們可能要克服高空的恐懼，上到城市頂端去進行高空作業。而且她們上去一次太費勁了，於是一日三餐都帶上去吃。但是也只有從她們的短視頻里，你能夠看到城市上空平常人看不到的最美雲海。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我們之前從來沒有從她們的視角出發去看過這個世界，但是她們記錄自己生活的影像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可能，這些（短視頻）存在着一些奇觀化的景象，會被認為是消費語境之下，為獲得更多人的關注而進行的一種演繹。但你反過來去想一想，為什麼他們會希望博得眼球呢？他們大多數時候是被忽視的。我們之前一直都說技術的發展使得每個人用不同的工具去進行書寫，最開始的時候人們用自來水筆去書寫，到後來法國新浪潮時，攝影機成了一種新時代的自來水筆。現在，手機無疑可能是當代的自來水筆，同時這種自來水筆突破了教育的壁壘——你不需要會書寫才能表達自己，你用手機拍攝就有了一個機會去表達自己。技術給了他們一個主動表達自己的機會，這是這個多元時代帶給我們最大的衝擊和意義。
南都娛樂：你認為這批短視頻創作者用手機完成了一次“自我書寫”，我留意搜集到的部分短視頻，加了很重的美顏濾鏡特效，你有沒擔心過，這些創作者對現實的加工會影響到真實性？
孫虹：對他們來說，這些影像中包含了他們希望被別人看到的樣子，這種主觀的真實也是他們的自我表達，而不是我們去強加的。雖然他們會自帶濾鏡地拍攝，但是傳遞的情感是真實沒有距離的。外在的加工，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有趣的元素，但不妨礙情感的真實。
南都娛樂：他們“自我書寫”的視聽語言，會不會只是一種模仿或現成模板的使用，這種“自我書寫”並不是真的“自我”？
孫虹：這確實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其實每一個人，不管是自我書寫還是他人書寫，都生活在一個結構里，你沒有辦法排除結構對你的影響，這個結構可能是一種社會的或政治經濟的結構，這個影響是永遠存在的，不可能去剝離。實際上，我們認為純粹的客觀真實是不存在的，沒有一個剝離所有主觀性或者所有社會結構影響的獨立的存在。只要影像中包含了人性的因素、人的選擇，就一定會在某種程度上主觀。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去努力接近一個非人性的、非常冰冷的客觀真實，這個是無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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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視頻里提煉現實
南都娛樂：你打撈這些短視頻影像有什麼偏好呢？
孫虹：我們使用的絕大部分影像的用戶，沒有多少粉絲，他們拍視頻的動機更多是記錄生活和分享生活，通過在短視頻社區中與他人分享生活並互動，完成一種社交，事實上拍攝這些作品其實已經構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在搜集視頻的過程當發現，卡車司機的影像非常多，卡友們之間非常團結和溫暖。為什麼卡車司機的影像如此之豐富？我認為最大的原因在於他們是所有勞動者的群體里最孤獨的一群人。他們的工作經常是自己和卡嫂兩個人在路上，所以卡嫂就會去拍攝一些卡車司機的生活視頻。他們因為缺少與他人的接觸，所以拍攝視頻、記錄生活，通過這個視頻社區去社交，是獲得人與人之間鏈接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我們去打撈的這些影像當中，其實絕大部分是記錄這種生活的影像，他們把拍視頻當做生活一部分。
南都娛樂：從你的創作手記可見，這部電影有很清晰的創作概念——希望拉近人與人的距離，消除偏見，你在創作時有沒警惕過會陷入概念先行？
孫虹：我自己會覺得，形成現在的篇章結構和概念的前提是我們對短視頻社區首先進行了觀察和調研。我們最開始曾經也有過一些其他的構想，比如能不能用人的一生來去串聯整部影片，但調研後，你會發現短視頻社區每個年齡段的影像的豐富程度是不一樣的。隨着年齡增大，人們也會逐漸地建立隱私，或者說界限感，你會發現並不是所有年齡階段的素材都能夠支持你去創作。短視頻社區跟現實的生活是存在差異的，或者說不同的短視頻社區，有不同的特點。我們在做傳統紀錄片時候，也需要觀察生活，這個影片則是在觀察並理解了短視頻中的現實之後，再進行創作和表達。最終它能夠成為一個作品，一定會具有創作者對現實的思考。我覺得從這一點來說，我們跟傳統的紀錄片拍攝方式沒有特別大的區別，仍然遵循從現實里（短視頻所呈現的）去提煉內容的過程。
南都娛樂：短視頻拍攝者用手機拍的視頻，最後要用在大銀幕上展示，你是如何解決畫面和聲音等相關的技術問題？
孫虹：其實還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技術上的創作也是創作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因為你要去符合大銀幕的一些技術標準。很多觀眾在看這部影片的時候沒有體驗到一些技術上的違和，這種流暢的體會背後蘊含著我們所有創作者的努力。比如說，這些短視頻的原視頻幾乎每一條都是配了音樂的，會掩蓋這個視頻的同期聲，我們不可能把音樂各異的視頻直接放在一起做一個集錦，人們是不可能看得下去的。所以，我們把原視頻中所有的聲音一起去掉，然後再用電影擬音的方式去給短視頻進行聲音設計，從而還原當時現場的聲音，這個工作量是巨大的，但這個工作是一個不會被看見的工作。還有影像的一些問題，我們有兩種解決方式，第一種是尋找更好的素材來替換，第二種是找不到更好的時候，要進行一種後期的處理，我們是在電影資料館採用人工加智能的方式去對這個影像的像素進行畫質的增強，同時還要配合電影的調色，讓影像本身符合大銀幕的觀看標準和體驗。
南都娛樂：你曾評價這部電影里把不同短視頻並置是一種“多屏蒙太奇”，這個概念你是怎麼想出來的？
孫虹：這部電影要解決橫屏和豎屏之間的衝突。現有的視頻記錄方式是手機，它最便利的拍攝方式是豎屏。但如果我們單單在大銀幕只保留一個豎屏，會是很大的浪費，因為銀幕左右兩邊的空間就沒有信息，是一種畫幅信息的損失。後來，我們也借鑒了一些藝術展覽，很多的藝術家會利用豎屏去拼接，進行一些屏幕之間互動，這種創作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當然，我們也試過三個屏拼接，因為要拼成一個橫屏的話，它可能就是三個方塊兒去拼接，但我們採用了五個豎屏的原因是，五個豎屏是最接近大家手機拍回來的比例的。為了儘可能地還原每一位用戶拍的豎屏比例的信息不被損失，我們還是採用了五個屏幕去拼接，剛好能夠拼成一個橫幅的畫面。解決這個衝突的過程中，它確實給剪輯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剪輯可能要處理同一個時間段的幾個屏幕之間的關係，可能相當於剪一部電影，卻要花四到五倍的時間。但我們在這一過程中收穫了一些新的啟發，比如原來電影中的蒙太奇指的是上一個鏡頭和下一個鏡頭之間的關係，而“多屏蒙太奇”則給了我們新的可能性。在同一個鏡頭的時間內，我可以擁有五個屏幕，代表了五個不同的時空，五種不一樣的人生。這五個屏幕之間，它其實是會發生新的一種關係，從而建立一種新的意義。比如五個屏裡頭有四個是向前奔跑的小鴨子，然後中間有一個屏幕是上班族，會讓人聯想到上班的我們就像這些小鴨子一樣，也被生活驅趕着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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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視頻滿足即時需求
電影是更深度的體驗
南都娛樂：你如何評價這幾年影迷冒出來的“短視頻殺死電影”的聲音？
孫虹：我認為短視頻和電影滿足了人們不同的精神的需求，所以並不存在一個文本攻擊或侵蝕了另外一個文本。可能對於短視頻來說，它會把我們碎片化的時間裡很多即時性的需求給填補了，但對我來說仍然具有不滿足的地方，比如我可能刷到某一個視頻，我很感動，但我刷過了之後，這個感動也就離我而去了，可能沒有辦法能夠真正的沉澱下來，或者說讓我去進行一種深度的思考。這就是為什麼電影是另一種被需要的媒介，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短視頻在深度上的不足。一方面，它可能會讓我們去理解每一個碎片的現實社會在整體性當中的一種位置，另一方面它能夠把這種瞬間凝固在一個八十分鐘的線性敘事的文本里，在這樣一個電影的文本裡頭，我們往往能夠獲得一種深度的體驗，這種深度可能是一種思考的深度，也可能是一種情感的深度。
短視頻遵循的是一種推送邏輯，它根據你的需求為你定製並推送內容，所以最後用戶刷到的仍然只是他們自己關心的世界。但電影的邏輯是反着來的，不是說為不同的人推送不同的電影，而是同一部電影去尋找與所有受眾之間的一種共鳴。它可能挖掘的是人更深層次的一種共性、一種需求，而不是一種每個人不一樣的需求。你會發現電影最後希望能夠傳遞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似性。我們生而為人，有共同的物質需求和情感需求，它構築了電影。電影院是會永遠存在的，不管未來影院的規模是大了還是小了，但是這樣的一個空間仍然是給人們去造夢的空間。人們可能只有在這樣的一個沉浸式的黑匣子裡頭，才能夠去靜下心來體會另外一個時空當中所講述的故事、情感和深度的思考。
南都娛樂：你有邀請電影中短視頻創作者來看嗎？他們看了後，有給你什麼反饋嗎？
孫虹：我們告訴了每一個創作者這個影片要上映的消息，給他們送電影票。我記得電影里有個叫“大橙子”的跑船女孩子，我剛開始做這部電影的時候，她還是一個年輕的單身姑娘。做完電影的時候，她已經出嫁了。在清華首映式的時候，我也請她來看電影，那個時候她是帶着自己的兩個娃來的。我記得她以前說我絕對不要嫁一個跑船的人，結果她後來還是嫁給了一個跑船人，然後兩個人一起跑船。那天她來清華也特別不容易，小寶寶才十一個月多點，離不開媽媽，他們得把船靠在某個最近的港口，然後再從那裡坐公共交通來到北京。
還有，我們還邀請了“水稻楊哥”也來到了首映儀式的現場，他看完電影后的感受就是覺得這部電影才是我們真正的老百姓的日子。這些人的生活，雖然在大部分的敘述當中並不佔主流，然而這些人卻是真實而可感的。
南都娛樂：這部電影是在2018年開始創作，2020年就在平遙國際影展完成了放映，今年1月13日公映。隔了好幾年，短視頻的媒體生態也發生了改變，你覺得這幾年的短視頻創作跟你當時製作電影時有何不同？
孫虹：我覺得短視頻的創作似乎會有一點點趨同，某段時間流行什麼，然後大家都會當模板，一起去創作一個類似的東西。如果我們現在再去做這樣一個片子，可能我們會花更多的時間去打撈我們想要的紀錄性質的影像。當年的那種純紀錄性的影像減少了，娛樂性的虛構創作反而更多了。但還是會有一些人是真正在記錄自己的生活，所以我會需要更長的時間去尋找並定位這些影像。
采寫：南都記者 劉益帆
圖片：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