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劉思晴不想提起數月前那次被騙的經歷，因為“一回憶，不好的情緒就會回來”。
劉思晴目前在德國柏林讀研。2023年10月2日-8日，一通自稱國際快遞公司的“可疑包裹”消息，讓她落入電信詐騙的圈套。她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多名騙子冒充公檢法人員，遠程操控她以“資產託管清查”之名，向多個賬戶累計轉入約7.5萬元人民幣。
近年來，電信詐騙瞄準了海外留學生，類似案件屢見報端。
據《新華每日電訊》2023年11月30日披露，上海市反詐中心對2022年以來涉及的境外留學生被騙案件分析發現，案件中受害留學生平均年齡僅為22歲，年齡最小的僅17歲，年齡段主要集中於“00後”。
獨居學生、國內外時差、遠隔海外等因素，讓電詐分子有了可乘之機，甚至為留學生們量身打造了“電詐劇本”。
據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館公布數據，僅2023年1月至9月，他們就收到了眾多中國留學生遭遇電信詐騙的報告，涉案金額高達近一億元人民幣。另有中國多家駐外使領館發布安全提醒，提醒中國留學生警惕電信詐騙。
包裝人設，“信了”
2023年10月2日，在德國柏林的劉思晴接到了一通陌生來電。對方說中文，自稱是“ups國際快遞公司的客服”。據其介紹，劉思晴寄出的一個國際包裹中查出了“未經申報的藥物”，目前被廣東某市海關扣留，如果不儘快解決將面臨相應罰金。在電話中，對方還報出了劉思晴的手機號以及德國柏林的一處地址。
“地址格式完全是對的，很真實。看郵編號，距我住的地方確實不遠。”劉思晴說，她事後專程去查證這個地址，這才發現地址是假的。不過，當時的劉思晴毫不知情，突然出現的“問題包裹”，讓她感到困惑又焦慮。
就在此時，對方“及時”給出了一個解決方案。
“客服”聲稱，可以幫劉思晴轉接到案發地派出所，由警方出具一份文件，證明其與問題包裹無關。隨後，對方還報出了快遞寄出時間、收件人地址與姓名、海關扣件編號等詳細信息，用於她接下來和“警方”確認。
謹慎起見，轉接警方電話之後，警惕的劉思晴還專門向對方要求證實身份。這時，對方讓她現場上網查驗該地公安分局的電話。掛斷電話不久後，和網絡查號一致的來電撥了進來，“接電話後發現，和此前轉接電話的人是同一個聲音”。
無獨有偶，在英國倫敦讀大二的maggie、在澳大利亞墨爾本讀大三的ann也曾遭遇了類似詐騙。同樣是冒充公檢法機構的騙子，同樣是電話直接轉接警局，同樣是需要接電人通過報案自證清白。唯一區別，只是最初打來的電話由頭不同。
其中，ann被告知“國內的社保卡遭到盜用”，而maggie收到的來電中，對方自稱是“中國駐英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稱其名下電話卡持續向他人發送騷擾短信，可能影響其在英留學簽證。
maggie在2023年12月13日收到了這則陌生來電。“因為當時我的brp（生物信息卡）快過期了，就在事發前兩天跟讀書的學校報備辦理。所以，當對方說這跟我簽證相關時，我一下子就信了。”
據多名受害人講述，和“警方”對接後，雙方一般通過skype、whatsapp等通訊軟件開展線上“筆錄”。通過視頻軟件，劉思晴和maggie都看到了自己的辦案“警官”。劉思晴記得，對方“穿着一身淺藍的警服，戴着白口罩，背景看起來是辦公室的白牆”。
不過，這樣面對面的交流極其短暫。“連線一直斷斷續續，說是距離太遠。”劉思晴說，沒說到幾句話，對方就把攝像頭關了。接下來的幾天，雙方一直用視頻軟件對話，而對方也再沒開啟過攝像頭。
maggie也提到，她真正和警官“面對面”的機會只有兩次，當時對方“穿着警服，背景有國徽、警局等元素，戴着口罩”。
二人都發現，在交流過程中，電話那頭反覆出現的“含警”元素，不斷強化着心理暗示。
比如，劉思晴的辦案“警官”發來的賬號名為[email protected]，而他的社交賬號頭像則是莊嚴的中國國徽。在線上聊天中，劉思晴還能聽到對方用對講機和諸如“洞幺洞幺”等術語交流案情，“就跟電視劇演的一樣”。而maggie也提到，在線交流時，能夠聽到對面“他們那邊敲擊鍵盤或者在公文上蓋章的聲音”。
而且，在“筆錄”一開始，“警官”往往會“貼心”叮囑報案人要做好信息保護，避免被不法分子盜用信息。這些都讓“報案人”好感倍增。
據公開報道，當前電信詐騙分子已經可以利用改號軟件更改來電顯示，實現“想顯示什麼號碼，就顯示什麼號碼”。而且，通過ai換臉技術，不法分子還能使用受騙者親人、領導同事或公職人員的肖像面容與聲音，冒充上述人員身份行騙。
多名電詐受害人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雖然現在回看流程漏洞百出，但經過了“來電驗證”“人臉驗證”“細節逼真”等多重環節後，他們已經一步步相信了眼前“警官”的身份。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底層需求。而當人的深層次的心理需求被激活時，人就可能會被控制。比如，利誘類騙局、恐嚇類騙局，就是切中了人趨利避害的需求。”華南師範大學心理學院特聘研究員袁傑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冒充公檢法類電詐案中，受害人在察覺騙局之前，往往認為自己面對的是真正的公檢法機構。一旦建立信任關係，會在“登門檻效應”下，一步步依照對方要求展開行動。而且，此類案例中的受害人往往處於恐慌焦慮情緒，認知趨於狹窄，進而影響其理性決策和行動，更容易受到心理操縱。
恐嚇打壓，“怕了”
2023年10月，在德國柏林讀研的劉思晴遭遇電信詐騙，並遭遇了語言暴力與精神打壓。（受訪者供圖）
當初步信任建立之後，真正的騙局開始了。
“就在我要掛斷電話的時候，他們忽然說我名下有一張銀行卡涉嫌大型洗錢案。”maggie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所謂“騷擾短信”的報案筆錄即將結束時，對面“警官”接連發來一連串的“紅頭文件”，其中包括通緝令、保密協議書、資產凍結令等。“上面都有我個人身份信息和護照上的頭像”。
其中，maggie向南方周末記者出示的“拘捕令”截圖顯示，其名下一個國內銀行賬戶“涉洗錢金額高達308萬元，受害人數全國高達17人”。“拘捕令”寫道，該案已“指派專案檢察官督辦”並列為“國家二級保密案件”。對於“態度不良，情節重大之犯罪嫌疑人”，可“立馬執行強制逮捕、拘提禁見”。文件落款為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及上海市人民檢察院。
同樣地，劉思晴也收到了類似的紅頭文件。
“先是發來的洗錢案的pdf電子文件，有圖文。然後是逮捕令，上面有我身份證照片，還有上海一家法院蓋章。”因為戶籍地在上海，劉思晴對於這份逮捕令並未太多懷疑。
出示“證據”後，“警官”開始聲色俱厲地說明事件的嚴重性。
“對方說，當前所有證據都指向我，在法律上我已經是通緝犯了。如果回國，過安檢的那一瞬就會被逮捕。”maggie說。當時自己人在英國，短期內也無法回國驗證騙子說法的真偽性。而在沒有受到財產損失的情況下，也無法向當地警方說明和求助。
“跨國抓捕”“遣送回國”“簽證取消”“犯罪案底”……對於涉世未深的學生來說，這樣的恐嚇，無疑會引起巨大的心理恐慌。
“騙子還說，如果我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回國，不僅會影響我的簽證，也會影響我的家庭。”多重恐懼下，maggie被“嚇到了”。尤其是當她在網上搜索後，發現警察局的號碼和來電一致，而對方又出具了諸多公文證明後，“為數不多的理智也消失了”。
據受訪人講述，被告知捲入重大案件後，“警官”並沒有立即要求他們轉賬或匯款，而是繼續“鋪墊”，轉而讓受害人聯絡了更高級別的“專案檢察長”，讓騙局進入下一階段。
在此期間，騙子在交流過程中熟練使用pua技巧，一方面恐嚇、打壓，另一方面又是鼓勵和信任，“一個紅臉一個白臉”“打一個棒子再給個甜棗”。
在劉思晴的遭遇中，騙子團伙就塑造了“熱心腸警官”和“鐵面檢察長”的兩個角色。
為“獲得減罪機會”，劉思晴多次聯繫“檢察長”，態度謙卑、主動配合，希望爭取到“暫緩凍結拘捕執行令和資金優先託管清查”的機會。然而，對方卻一再厲聲敦促她回國投案，並稱逮捕令數小時後即可生效。即使當劉思晴查明當日已無法趕上回程航班時，對方依舊態度強硬，稱“案件之惡劣，你認為電話中幾句話能說明白？有話等開庭去跟法官解釋吧”。
與之對照的是，當劉思晴覺得流程麻煩準備放棄時，“熱心腸警官”則一直鼓勵、處處關心。比如，“冒着丟工作的風險把你介紹給檢察長”“我會陪着你把案件順利處理好的，加油吧”“已經是最後階段了，千萬別前功盡棄了” 等。
兩個“角色”雖然有所分工，但卻並不固定。
當後期劉思晴被親友提醒，要求看對方的警員證時，一貫“熱心腸”的警官突然變了語氣，一反常態地厲聲訓斥：“不要跟我談條件，你什麼身份？”“我一早會親自申請把你帶回配合調查，你回國之後自己在牢里好好反省”。
在這樣的恐嚇打壓與言語暴力中，受訪人每天都在極度煎熬中度過，心理壓力極大。
量身定製，精心圍獵
在此之前，三名受訪留學生都未經歷過或了解到“冒充公檢法”類的電信詐騙。類似的騙術，正好擊中了他們的認知盲區。
劉思晴說，自己此前從未看過類似的反詐新聞，所以被騙期間，自始至終都沒有往電信詐騙方面想。“可能一直在讀書，從小生活比較單純”。
在maggie的認知中，詐騙針對的是貪小便宜的人。“只要不貪小便宜、不接或者不理會任何陌生來電來信就可以避免詐騙”。
ann則表示，自己留學期間最常聽到的騙局是情感騙局為主的“殺豬盤”，對“冒充公檢法”類詐騙確實缺少了解。
電信詐騙早在1990年代就在中國台灣地區出現，隨後傳入中國大陸，衍生諸多“變種”。為打擊電信詐騙，近年來各地政府發起的反詐宣傳及反詐新聞報道頻繁見諸各網報微端，第一部反電信網絡詐騙法也於2022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
據國內多地警方發布反詐提醒，公安機關不會通過電話、qq和微信等社交工具辦案，也不會在互聯網發布“通緝令”，更不會在電話里要求你提供銀行卡密碼、驗證碼等信息。
然而，每年依然有不少民眾“中招”。
近年來，也有不少網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在海外留學、工作時遭遇電信詐騙的經歷。總結可見，和國內常見電詐套路不同，針對海外留學生的電詐活動有“專屬劇本”。
詐騙分子首先會冒充公檢法機關、使館、海關、國際快遞公司等工作人員與留學生聯繫，隨後以涉嫌洗錢、偷渡、走私等犯罪行為要對其進行調查，以海外人士最為關心的學業、簽證等為由進行威脅恐嚇，最後要求其匯款轉賬，獲取不法利益。
很多時候，海外留學生與國內相隔萬里，存在時差。一旦遭遇詐騙，無法及時和國內的親友第一時間取得聯繫，溝通不暢。這都給電信詐騙分子帶來了可乘之機。
據《新華每日電訊》2023年11月30日披露，上海市反詐中心對2022年以來涉及的境外留學生被騙案件分析發現，案件中受害留學生平均年齡僅為22歲，年齡最小的僅17歲，年齡段主要集中於“00後”，“出境到首次被騙”的間隔時間最短僅為1天，超過半數被騙者間隔時間在6個月以內。
而且，多名受訪留學生都提及，在告知其涉案後，騙子以案件尚在偵辦為由，要求受害人簽署保密協議。這意味着，受害人不能和任何人透露或者談論此事。否則“一旦泄密、打草驚蛇的話，可按妨礙警方辦案論罪，要進監獄要判刑的”。
以劉思晴遭遇為例，在對方要求下，她與一個名為“天網監控系統”的視頻賬號保持實時連線。而且被告知“如果離開監控超過三分鐘，且沒有任何提前彙報，這個警報就會響”。在隨後的數日中，劉思晴每隔一段時間就做所謂的“安全彙報”，連用手機、上廁所等人身行動也需“經過同意”。
劉思晴向南方周末記者展示的聊天記錄中所示，她曾向對方發送一則安全彙報。“德國時間14:03，離開監控去洗手間，大概需要3分鐘”，不久後，她又發過去“16:06 分回”。
而且，一旦沒有及時報備，對方便以嚴厲語氣質問，比如“你為什麼沒有做安全彙報”“這安全彙報記錄會呈報人民法庭上，你不知道嗎” “沒告訴過你嗎” ，高壓監控給劉思晴帶來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當時我跟親友的交流也受到騙子控制。前幾天是用手機就得截圖，並報告為啥用。後面兩天要用手機回復消息和接電話時，都要先問過他們，所以，他們都知道我和親友的聊天內容。”
回想起這段略顯荒唐的經歷，劉思晴意識到，其實對方所謂的監控，指的就是和他們保持通話時，對方可以一直聽到聲音乃至看到視頻。而實際上受害人的手機或者通信設備並未受到劫持，可以隨時掛斷。
“但是我當時已經進入了套里，一直處於要證明自己無罪的狀態。而且心底里相信他們是警察和法官，再加上先簽了保密協議。所以全程都是自己主動配合的 。”劉思晴說。
maggie也同樣遭遇了類似的監控高壓。
“對方要求我下載skype軟件，攝像頭24個小時開着，聲音也不能關。每隔兩個小時，還要用軟件自帶的定位，向他們發送位置，並且附上一張環境圖。”據maggie回憶，對方在了解她手機里的軟件之後，還點名讓她卸載幾款社交軟件。
“我猜測可能是這上面有這些相關詐騙的帖子，他們擔心事情敗露。”maggie說。
“看不見的損失”
最終，這場電信詐騙讓劉思晴損失了自己賬戶里的7.5萬元人民幣。據劉思晴保留的轉賬記錄，她在2023年10月3日當天，分四次小額轉給了四個“不認識”的國內銀行賬戶。
“當時騙子還讓我編各種理由騙父母的錢。後來看父母堅持不給錢，騙子又指示我坐在窗台上，假裝要輕生，以人身安全為由騙父母匯款。”劉思晴說，經過數日的周旋後，父母依然堅持不匯款，並讓當地的朋友親自驅車到劉思晴住處了解情況。最後，在劉思晴朋友和父母朋友的幫助下，她這才醒悟是遭遇了電信詐騙。
同樣被親友及時勸阻的，還有在澳大利亞讀書的ann。
她表示，事發次日，ann及時跟國內的父母取得聯繫，在精神高壓下情緒低落。但受迫於騙子的恐嚇，ann遲遲不敢告知真相。隨後，警惕心較高的父母堅持讓當地的朋友上門來查看，繼而識破對方電信詐騙的伎倆。
雖然未遭遇金錢損失，但電信詐騙也給受訪人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
ann提到，接到詐騙電話是第一天下午兩點，一直持續到當地時間晚上十點。這期間，“對方一直不停地說話，我完全沒有反應的時間，精神完全高度緊張了一下午”。而且，騙子對她的個人信息“了如指掌”，除了她的身份證照片，她在國內的住址、爺爺家住址，甚至她在墨爾本的住址都被對方知曉。
“那種恐怖感真的沒辦法形容。我當時就一個人在家裡，當時住的是一套帶陽台的公寓，感覺隨時有人會從陽台出來，所以那天房間門都是反鎖的。”ann說。
三人之中，maggie的金錢損失則更多。
據maggie發來的銀行轉賬記錄顯示，她名下一個香港滙豐銀行的賬戶，先後向騙子所在的渣打銀行賬戶轉入了140萬元港幣，“這筆錢是我母親匯款給我的，當時騙子讓我謊稱做財產公正騙我母親打錢。此前，我還用自己的儲蓄給騙子轉去了30萬港幣。”她說。
maggie坦言，自己並沒有任何“作姦犯科”的行為，當時心想只要配合對面處理完這些事情，哪怕是轉走的錢也可以全數返回，事情也可以得到解決。其實，在騙子的高壓監控下，maggie也曾和家人進行通話，但“家裡人也沒有看出什麼破綻”。
“當時不想牽連到家人，而且覺得就算告訴家人真相，可能也提供不了任何的幫助，只會讓他們擔心。”maggie說。
事發後，遭受財產損失的劉思晴和maggie都選擇了在國內、國外分別報警。因事發地在國外，他們覺得損失追回的希望渺茫。“我覺得錢很可能是找不回來了，現在能做的就是把消息擴散出去，盡量不讓更多人受騙。”maggie說。
“在電信詐騙案件中，騙子往往運用一些心理學原理來建立信任。比如通過‘弔橋效應’，誘發受害人的恐懼、焦慮情緒。”華南師範大學心理學院特聘研究員袁傑表示，再及時給出建議、分擔恐懼，繼而麻痹受害人，在短時間裡迅速建立起信任關係。
近年來，電信詐騙的“劇本”層出不窮。和“殺豬盤”這種長期經營的騙局不同，“冒充公檢法”電信詐騙案例中，往往在短短几個小時內，就讓受害人對騙子言聽計從，甚至自我封閉、主動失聯。
無論是虛假戀愛交友的“殺豬盤”、冒充公檢法詐騙，還是虛假中獎詐騙，背後都露出心理操控的痕迹。
袁傑認為，“對於利誘型騙局，我們要明白天上不會掉餡餅。而對於恐嚇型騙局，則是保持冷靜，有意識地多向身邊親朋好友求證，多進行信息溝通與互換，這樣就更容易恢復理性和認知，及時識破騙局。”
（文中劉思晴、maggie、ann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毛淑傑南方周末實習生 徐子儀
責編 姚憶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