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和GP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誰也離不開誰。
整個2019年，隨着GP募資難的哀嘆聲不斷。作為“金主爸爸”的LP成為私募股權投資行業最受重視的群體。
五六年前的“全民LP”時代被調侃為“人傻錢多”，即便沒有專業團隊背景和投資經驗的機構也能輕鬆募到資。如今，受《資管新規》波及，以銀行通道為主的市場化母基金同樣陷入“彈盡糧絕”的窘境。即便是市場上公認的唯一“有餘糧的地主”——政府引導基金也有難言之隱。
政府引導基金承擔著兩個責任，既要對資金、產業投資方向進行引導，最終又要回到績效上來。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平衡好產業引導和績效間的天然矛盾成為考驗。
同時，身處“二傳手”地位，政府引導基金略顯尷尬。
兩種截然不同的運行體系猶如兩種完全不同的潮流，將政府引導基金夾在中間，一面要接受一年多次審計，一面要面對高度市場化、專業化運行的GP。需要對審計進行回答，但有些問題又沒辦法回答。
比如，在GP投資速度、投資項目失誤等問題上。因為GP是通過公開程序招聘而來，政府引導基金能做的也就是加強主動管理。此外，如何在速度和質量間取得平衡，成為政府引導基金面對的另一問題。
LP復盤，尷尬境地間的選擇
相時而動。隨着GP往兩邊走的趨勢日益明顯，一些政府引導基金進行了策略調整。
“在2019年上半年，頭部機構吸資能力較強，我們把錢給頭部。下半年之後頭部機構也出現了融資難，第三方財富備案和基金業協會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滯後了頭部機構融資進度，於是我們把更多的錢投在了VC或產業資本上。”北京科創基金總經理楊力告訴融中財經。
信中利資本則加大了引導基金的運營力度。根據多年經驗，梳理出了一套相對好的，能完成政策性要求的引導基金管理體系。這套體系着重於實時精細化管理和規範化清理。
在精細化管理方面，對每隻子基金從前期接洽環節、受理、盡調、決策、出資，出資後的投後管理形成一個排障。
同時，對省政府引導基金參股的子基金進行了清理。“引導基金的參股很多時候一占就是兩三年，大量空的資源被佔用沒有辦法進行清理，目前為止，引導基金對子基金的認繳都是一年有效，主要是通過規範化和實時精細化管理。”
為避免基金虧損產生恐慌感影響到主觀評價，越來越多的母基金對投資採用統一的標準量化評價。
“全部基於子基金和項目後的數據化轉變，任何數據化轉變必須有可靠的第三方循證邏輯；高度關注DPI，在這個基礎之上再關注其他指標，比如將第一輪該基金投項目作為此項目的首次融資，如超過18個月企業還沒有第二次融資，內部做價值估算時，會考慮將其剔除。”中岩投資管理合伙人單世強告訴融中財經。
單世強發現，採用量化評價標準以後，有兩類管理人數據表現非常好，在某一領域具有深度認知的匠人機構，和具有產業賦能的機構，後者可大大降低發展過程中的失敗風險。
在2019年整體行業融資最困難時，中岩投資和認知匠型機構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拿出幾個億級別去支持管理人。此外，對於不錯的項目，他們進行了追蹤式直投。
“未來三五年，整個中國股權投資行業出資人的結構將發生巨大的變動和調整，中國基金管理人的結構也要發生巨大的變革和調整，在GP和LP大幅調整的情況下，冬天會來的非常兇猛。”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蔣玉才認為，股權投資行業剛剛行至困難的邊緣。
寒冬之下，作為一體兩面的LP和GP應抱團取暖，避免“相愛相殺”。在融資中國2020（第九屆）資本年會上，多位LP敞開心扉，表達了對GP的新期盼。
不再把追求財務回報放在第一位
“很多GP在和我們溝通時，講述邏輯大致雷同，無非就是介紹團隊情況、已投項目、業績等。他們沒有意識到，現在很多LP已經不再把追求財務回報放在第一位了。”五礦金通總經理袁立告訴融中財經。
據統計，在2019年全年新增基金中，LP出資比例的75%來自於國資，包括政府引導基金、國有企業、央企等，這類錢最大的特點在於，對財務回報的興趣不是很大，更多“希望有別的需求來做交換”。
以事實為佐證。
“原來很多政府引導基金投一些市場化基金，而就過去兩年的情況看，很多政府引導基金直接對接上了項目基金。”盛世投資董事長姜明明表示，從這兩個趨勢來看，未來如果機構不能夠給當地帶來產業化的東西，單純給予財務回報，在跟LP溝通時將會面臨較大壓力。
“GP在和LP溝通時，要多從LP的角度出發”成為眾多LP的心聲。
“有些GP跟LP熱乎了幾個月沒聲了，我們希望GP跟LP的交流是持續的。每一家LP擊中的點不一樣，有的LP注重核心競爭力，有的看重回報，有的關注對長期趨勢的把握。” 星界資本創始管理合伙人方遠認為，只有關心LP訴求的彼此溝通才是有效性的。
投的好不如退的好
2019年，DPI逐漸成為網紅詞。
投了明星項目固然可喜，但有沒有抓住時機退出去？資產組合能否產生最大價值，成為母基金非常關注的一點。
“千萬不要到第七年的時候再想退出。我們有項目退了五年退不出去，既不能清算，也不能解散，用了所有的法律手段拖了五年。”某母基金高管告訴融中財經，為此，他們在今年加了一個專門做退出的部門，年底跟每家基金做退出復盤，制定年度退出策略等。
“美元LP追求長線資本增值，人民幣基金多在意錢回收速度。”在至臨資本創始合伙人姜皓天看來，DPI高低主要還是要看基金LP的構成，以及投資領域、投資階段的選擇。
“投硬科技的基金做早期不可能有好的DPI，除非早早的這一輪投了下一輪賣了。投一個發展很慢的行業退的很快這不現實。GP需要權衡。”
不同行業發展速度不同，比如互聯網企業發展很快，從成立到上市，微信用了兩年多，拼多多用了三年，但醫藥行業需要時間。
就投資階段來說，越往後面投，得到好的DPI的概率就越大。機構要考慮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在早期還是後期，在前端還是後端。
看重募資能力以及能否和產業打通
“2019年，我們做了很多投資，但仍有30%左右的錢，因GP募不來社會資金而作罷。所以目前我們更多關注GP募資能力。”讓廣州市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長魏大華印象深刻的是，很多GP找到他，還沒開始合作就先問能否出資到40%，“理論上是可以出到50%的，不過也是有所要求，能否先規模小一點，先體現一下你投資、募資的能力。”
資本寒冬之下，募資能力成為一部分LP在挑選GP時看重的要素，除此之外，“能否和產業打通”也成為重要衡量要素。
在2019年，恆旭資本同從5G、芯片等行業裡面出來的機構合作順暢， “可以進行深度整合，又可以和我們的產業進行打通，雙方互惠互利，一起把項目收益率提高。”恆旭資本董事長陸永濤稱。
此外，恆旭資本在直投項目下圍繞先進制造業主動出擊，跟GP做了跟投實現整個投資組合。
市場等待“長錢”進入
改革進入深水區，全行業進入了調整期。當陣痛來襲，中國股權投資行業的冬天該怎麼度過？
在蔣玉才看來，兩端發生轉變，整個創投行業或將迎來一個新的轉變。
“要形成穩定、持續、優質的投資環境。現在的結構要發生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形成長期投資理念；同時GP的團隊也要發生轉變，向規範化、專業化轉變。”
深圳市天使投資引導基金曾研究過全球最早的政府引導基金——以色列政府引導基金的發展歷程以及模式。從1993年成立到90年代末期，以色列的創投行業經過政府引導基金的培育和帶動，吸引了來自於美國等眾多國外投資機構的入局，政府引導基金的引導作用已經完成。
“對於中國資本市場來說，這一培育行業的過程有可能會更長。歸根到底，政府引導基金關鍵取決於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深圳市天使投資引導基金董事長姚小雄說，“與美國、歐洲等地的高科技成果轉化率相比，目前我們原始創新的成果往往還停留在研究成果階段，並沒有轉化為生產力，這需要各方面對原創創新的支持和推動。”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真正的長線LP，比如保險基金、社保基金、養老基金，包括銀行資金等，目前還沒有作為主流資金進入創投行業。
錢的屬性決定了投資的屬性。如果市場上的錢都是短暫而燙手的，長期項目的投資恐怕還會有些時日。
而在等待“長錢”進入市場的這段時間裡，信心很重要。
正如達晨財智創始合伙人、董事長劉晝所說，20年風雨歷程中，達晨有三個堅信：堅信中國經濟向好，堅信中國資本市場向好，堅信中國本土創投會做好。除此，沒有別的，只有堅持。
“堅信”、“堅持”之中本身就蘊育着無盡的力量。相信，就能看見。未來，一切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