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少年,初心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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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鬥何其艱難、經驗何其寶貴、精神何其崇高!」這是今年已84歲高齡的民革老黨員吳西林,在接受採訪時對百餘年前從上海出發、赴法國勤工儉學、尋求救國道路的愛國青年們的評價。吳西林的父親、上海民革前輩吳琪,正是其中一員。他不僅參與了國共兩黨旅法組織的籌建,還先後擔任了中國少年共產黨巴黎支部書記、中國國民黨巴黎支部負責人。

1919年3月17日,89名青年背著厚重的行囊從上海北外灘匯山碼頭乘船出發,由海路赴法。這是那年赴法勤工儉學的第一批青年,26歲的毛澤東也第一次(此後還有兩次)出現在碼頭送行的人群中。

百年後的今天,黃浦江畔濤聲依舊,微風輕拂著位於秦皇島路32號的「留法勤工儉學出發地」(碼頭舊址,現為秦皇島路遊船碼頭)。從靠近公平路碼頭的濱江最佳觀景點一眼望去,江面上有一個紅色的浮筒,它曾見證過一個世紀前周恩來、蔡和森、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等勤工儉學學生為尋求救國之道踏上「啟航之旅」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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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勤工儉學學生赴法乘坐的法輪「寶勒加」號。

在周恩來的影響下踏上「正途」

「勤於作工,儉以求學。」從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吳琪(字驚向,江蘇宜興人,其父吳志仁為同盟會會員)作為留法江蘇學生會負責人,和其他共20批、總計1600餘名勤工儉學學生一起,懷著尋求救國之道的堅定信念和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的強烈願望,在上海乘船,踏上了人生的全新旅途。

留法學生中有不少在國內參加過「五四」運動,通過反帝反封建鬥爭,愛國主義思想普遍有所提高。「讓積貧積弱的中國富強起來」,是他們共同的願望。同時,這些旅法青年年齡普遍都在二十歲上下,認知和分析能力都有限。來到歐洲後,面對各種學說、各種報章書刊,中國學生受到各種思想的影響,有的信仰無政府主義,有的信仰國家主義,等等,形形色色,無奇不有。

好在,其中有像周恩來這樣關注世界新潮流、探索改造中國社會道路的同志在。1920年到法國後,周恩來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經典著作《資本論》以及《共產黨宣言》等,在同學中宣傳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批評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烏托邦」思想,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陳喬年和陳延年兩兄弟(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原來信仰無政府主義,經周恩來的耐心幫助,最終轉變了思想觀念,變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在旅法革命團體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至1921年初,中共旅法早期組織正式成立,與此同時,蔡和森、李維漢、李富春、李立三、向警予等建立起各類革命團體。吳琪與這些中共早期領導人一起參加了三次運動:2月28日,400餘名勤工儉學學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王若飛的領導下,到中國駐法使館(北洋政府)請願;7月,在周恩來、李立三的發動下,300餘名勤工儉學學生參加拒款大會,抗議北洋政府向法國秘密借款(此借款,名義上是救災,其實是用於購買軍火等,借款條件是以全國印花稅、驗契稅作抵押,以川滇粵桂鐵路建築權、採礦權、全國實業購料權作交換);9月,120名勤工儉學學生,由趙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陳毅帶領,發動「爭取回里昂大學」運動。吳琪作為旅法學生的代表(共5人),參加了與時任里昂中法大學校長吳稚暉的面談。

有了這三次政治運動的經歷,為吳琪第二年參加「旅法少年共產黨」奠定了基礎。1922年6月,吳琪與周恩來、李維漢等一起在巴黎郊外的巴杭特波尤涅森林集會,旅法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巴黎成立,會議推選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為主要領導人,其中趙世炎任書記,吳琪任巴黎支部書記。

在鄧榕(毛毛)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曾兩次提到吳琪:

當年的一個留法勤工儉學生吳琪回憶道:「我所接觸的同學中,年紀最輕的要算鄧小平同志。1922年下半年,我在巴黎郊區皮浪哥飯店見到他的時候,他還不到二十歲。他年齡雖輕,卻很老練,才氣橫溢,身體強壯,精神飽滿,說話爽直,聲音洪亮,鏗鏘有力。時過半個多世紀,但這一切仍印在我的腦海中。」

另一次:

1925年10月25日,法國情報員報告:「昨天(即10月24日)20點至21點30分,在伊希-莫利諾市(issy-les-moulineaux)夏爾洛街(rue charlot)一家咖啡餐館召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者會議,共有25人參加,會議由鄧希賢主持。吳琪宣讀了共產主義教育課,並指出,重建中國共產主義小組和創辦刊物的必要性。」

同年底,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因旅法青年發展到了比利時、德國、瑞士等國,「旅法」二字已不適應)正式宣告成立,旅歐黨團組織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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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1日,旅歐團組織創辦《少年》月刊。圖為《少年》第二期和第三號。

吳琪的好友王京歧,同樣在1921年赴法勤工儉學,但因參與「拒款運動」和「爭取回里昂大學運動」被遣返回國,這使得他科學救國的理想破滅了,進而讓他在思想上發生了重大轉變。1922年,王京歧在受命重回法國擔任國民黨法國里昂通訊處籌備員之際,專程到上海向孫中山先生彙報工作,先生在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黨部(環龍路44號,今南昌路180號)接待時作出指示:「聯絡同志,組織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王京歧到巴黎後即與周恩來商討,並在巴黎第五區巴黎大學附近一家旅館內設立籌備處。3個月後,已有100多人相繼參加。成立大會上,公推王京歧、周恩來、李富春、張星舟、習文德、曹德三等為執行委員。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成立後,吳琪大力支持王京歧的工作,出任中國國民黨巴黎支部負責人。

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改組國民黨發表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但以謝持、鄒魯、居正、張繼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後來的「西山會議派」)明確表示反對。這股逆流很快就吹到了西歐,中國國民黨巴黎總支部內張星舟、習文德、曹德三等起而響應,開始自立「門戶」、搞不團結。此時,周恩來和李富春已先後回國,吳琪再一次堅定地站在王京歧一邊,與「西山會議派」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革命的烈火硝煙中留取丹心

1926年,吳琪回國參加北伐,同周恩來同志一起在北伐軍總政治部工作。7月,吳琪又隨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一起到前線,並擔任《革命軍日報》隨軍總編輯。1927年,國民黨右派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吳琪在南京利用自己總政治部特派員的身份,營救了張曙時(後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毛嘯嶺等20多位同志。

全民族抗戰時期,吳琪在滬杭線一帶配合地方政府救助傷兵和難民數十萬人,功績顯著,獲得國民黨政府特別嘉獎。1944年冬,日軍進犯黔桂公路,吳琪又參加了戰時服務團,被派往雲南馬龍縣,搶救傷員和難民,做了許多抗日救亡的工作。

作為堅定的國民黨左派,吳琪與國民黨元老邵力子關係密切,曾共事多年,1949年後也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1956年,在邵力子的關心下,吳琪在上海正式參加民革組織。其實早在上海解放初期,根據周恩來總理的函示,原擬安排吳琪負責組建成立「上海人民政府交際處」,但吳琪因身患肺結核無法承擔此項工作。待身體稍事恢復後,吳琪以其本人專長,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籌備委員,從事徵集革命文物工作。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2月,吳琪在山西省太原市的物資倉庫內找到了一方玉璽,經鑒定為太平天國洪秀全所用玉璽,最終成為中國革命博物館的藏品。吳琪晚年在上海市文史館工作,直至1980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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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聘請吳琪為籌備委員會召集人。

吳琪生前曾向其子吳西林留下遺言:因自己在淞滬抗戰中立過功、受過傷、流過血,故希望身後葬於松江的九峰三泖之間,可謂「碧血灑松江,丹心照汗青」。

縱觀民革前輩吳琪的這一生,旅法時期的經歷對他的一生有重大影響,他先後擔任過國共兩黨巴黎支部的負責人,並且在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周恩來同志的影響下,選擇了一條他認為正確、事實上經過歷史考驗也被證明了正確的道路。他堅定不移地與「西山會議派」等反革命勢力作鬥爭,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初心在上海始發、統一戰線在革命鬥爭中的法寶作用。

當年的匯山碼頭早已不復存在,如今黃浦江兩岸燈火璀璨;當行人途經「留法勤工儉學出發地」時,滔滔不絕的黃浦江水拍擊著堤岸,彷彿是在提醒今人:擦亮「紅色」底色,感受歷史中的故事、故事中的細節、細節中的精神,永葆初心、永擔使命。

(作者金鑫,系民革上海市委會理論文史委主任助理、民革上海市委會宣傳部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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