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禁不掉AV,但女優們更有人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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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要立法禁止AV?

6月,這個以訛傳訛的消息在部分國內社區激起了一定討論,其出處是日本立憲民主黨議員堤要在某次會議上的提案:「電影電視上有殺人的鏡頭,但拍攝時絕不會真的殺人。但性行為有時卻會在攝影現場實拍,這勢必會帶來懷孕、性病、抑鬱和PTSD等各種危險,並不尊重演員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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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新浪財經

不過,所謂的「禁止AV提案」其實只是圍繞另一個議題的補充討論,並未得到通過並施行。目前真正成為既定事實的,是6月15日日本參議院頒布的《AV出演被害防止及救濟法》。

該法案指出,「AV受害」是指在違背本人意願的情況下被錄製、販賣性行為全過程,且受害者會持續承受相關影像被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地的痛苦。因而,該法案在多個層面引入了保護受害者的機制。

比如合同簽訂階段,製片方要詳細說明合同義務,且在提供合同一個月後才能進行拍攝,以前AV女優則經常提前一天收到劇本,還不知道會被要求和誰做什麼;在拍攝階段,當天也可以拒絕發生性行為;傳播階段,需留出4個月時間給演員確認影像內容再正式發售;尤其引人關注的是,法案規定演職人員可以在售出和播出後的一年內無條件解除合同,要求停止影片的銷售,不用支付違約金。

此前AV界關於「停止傳播」的規定,只有「五年條款」,即五年無新作可要求下架過往作品,已結婚生子的蒼井空便在2020年動用過該條款保障自身權益。但「五年條款」在性質上只是由第三方機構發起的行業規範,並不具備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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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AV救濟法」在AV女優的人權保護方面具有諸多開創性意義,和很多觀眾固有印象有所出入的是,「出演AV」並不都是基於自願、瘋狂撈金的,行業亂象由來已久。

曾經的日本AV產業,年銷售額峰值能達到5000億日元,占整個國民GDP1%,這一「盛況」本身,也在隨網路視頻普及和內容主體變化的衝擊下逐漸走向衰落。


「AV救濟」始末

《AV出演被害防止及救濟法》其實也是另一項新法規的「補丁」。

4月1日,日本《民法》修正案正式生效,新《民法》中有一條是將成人年齡從20歲下調到國際通行的18歲。日本的「20歲成人」傳統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時期,至今已經延存了146年,和其他現代國家相比的確顯得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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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未成年人」一向有嚴格的保護措施,專門出台過《兒童賣春色情禁止法》,刑法則規定所有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都會判處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便如此,涉及未成年人的情色交易在日本社會不算罕見。

2017年BBC就拍攝過一部名為《日本未成年色情交易》的紀錄片,展現那些「援交少女」的經歷,片中稱日本「援交」市場高達千億日元級別,高二女生參與援交比例達32.2%,高三達44.7%。紀錄片採訪的一位女孩每周與15-18位中年男子相會,每周能賺60多萬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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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有龐大市場需求,「女高中生」在AV中同樣是熱門題材,當然由於法律限制,出演的都是成年AV女優,製片方通常還會專門標註演員「已滿20歲」。

新《民法》下調了成人年齡,則給18-20歲的女學生帶來了一系列新權利,比如可以結婚、可以申請長期護照也能獨立簽訂以前需監護人同意才能簽的合同協議——其中就包括AV演出合同。這意味著在日本特殊的社會環境下,有可能會出現「女高中生合法出演AV」這一讓人啼笑皆非的局面,議員鹽村文夏乾脆表示:「4月1日就會開始有受害者,女高中生AV將會成為流行現象,不能容忍日本發生這麼丟人的事。」

日本各界的擔心,源於簽AV合同本身處在灰色地帶。被「星探」街頭搭訕,以「模特」等職業的名義「誘拐」入行,拍完AV後還因違約金無法抽身的情況,過去時有發生。人們擔心涉世未深的「新成年人」會成為無良片商的狩獵對象。

前AV女優胡桃香氣一直是反對「誘騙拍攝」的積極發聲者,《民法》漏洞在日本引發討論後,她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表達了自己的質疑:「社會期待未成年人能對自己拍色情片的決定負責,但未成年人能在什麼程度上達到這種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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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桃香氣大學時曾被「星探」搭訕,對方詢問她是否對「魅力模特」感興趣,「他有一張體面的名片,說話非常恭敬,感覺可以信任。」她將其視作自己成為明星的機會,隨後參加了一場「節目面試」,到場後才知道需要裸體出鏡。包括自己經紀人、製作公司總裁在內的十幾位比她更年長的男性將她圍住,不停勸說她接受拍攝合同,「我覺得有很大壓力要答應,所以我答應了。」

後來的幾個月里,製片商以演藝合約作為要挾,多次要求她拍攝AV,胡桃香氣因此從大學輟學,等到脫身時已經很難再從事別的行業。另一位AV女優香西咲的經歷與之相似,她24歲時完成簽約,第一天上班才知道自己簽的不是模特公司,「我無法脫掉我的衣服。我只能哭。」可她最後也只能選擇屈服。

不過日本民間和政界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既然成人年齡下調,18-20歲女性自願涉足風俗業,就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雙方博弈的結果就是「AV救濟法」。法案在拍攝的每個環節都有保護性規定,防止再有年輕女性於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迫拍攝,同時也能保障現役AV女優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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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該法案又引發了新一輪不滿,日本一些女性團體認為,法案將AV、AV演員明確定義為「性行為影像製品」和「實施性行為的人」本身就違法。日本從1957年執行至今的《賣春防止法》禁止任何形式的性交易,而明面上,AV只不過是「表演」。「無碼片」在日本流通則屬於「出口轉內銷」,東京熱、Maki Horikita、SKYANGEL等公司都是在美國註冊,所以片頭才會出現「FBI」的版權聲明。

為「表演」性質的AV專門出台一部「救濟法案」,相當於去掉了AV的馬賽克,承認AV演員在進行真實的性行為。於是有人提出全面禁拍AV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傷害」,這才有了議會上的「禁AV提案」。

對此,有現役AV女優在推特上譏諷道:「禁止AV的話,只能開始相親了。我就回鄉下種菜養狗了。」還有AV女優抗議稱:「比起操心AV,你們還是先操心性犯罪重罪化吧。」牽頭訂立「AV救濟法」的鹽村議員也認為全面禁止不現實,在推特上喊話「不要將兩件事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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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權NGO組織「Human Rights Now」的秘書長伊藤和子則在「AV救濟法」通過後的倡議中寫道:「未能就這部分內容達成一致,因此沒有被納入本次法案。這些課題仍需反覆討論,以期在兩年內再進行修訂。」


圍繞「AV女優人權」的博弈

AV女優的人權問題,不是第一次受到廣泛關注。

2004年,日本AV界發生過引發巨大社會反響的「芭奇事件」。片商「芭奇視覺企劃」在拍攝時讓女優服用迷幻藥物,然後強施凌虐行為,異物插入導致演員的內臟破裂,四個月後該女優才康復,並對片方提起了「強制猥褻罪」訴訟。

由於女優記憶模糊,參與拍攝的人員最初因罪證不足釋放。但在警方勸說下,該片廠簽約的女優們接連說出內情,案件最後以片方代表被判18年告終。

「芭奇視覺企劃」是家專門製作「獵奇」、「凌辱」系列的片商,據其工作人員井川楊枝後來在《塵封的成人影片》中的描述,芭奇不會提前告知女優出演形式,而是直接將她們叫來現場真刀真槍地拍攝,演員全是本能反應,給觀眾的視覺衝擊巨大,公司便靠此類反人性、反社會的內容牟利。儘管此事是日本AV界發生過最嚴重的刑事案件,但後續影響主要發生在拍攝內容上,日本AV的產量、演員數量並未因此縮減。

不透明的「入行」機制,是更觸及問題根本的爭議重災區。2011年日本發生「311大地震」後,雜誌《周刊實話》稱有一批「星探」深入災區,看準災民急需用錢的弱點,用高額酬勞誘騙年輕貌美的少女拍攝AV,在利益面前罔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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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日本的首個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Now」發布了一份關於「日本強制拍攝成人電影(AV)」的報告書,讓強制拍攝問題成為了日本乃至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該報告統計顯示受害女性向「色情迫害及性暴力協會」諮詢的案例3年內有72例,「以當模特為名被引誘」的案例有21件,「想停止繼續販賣拍攝的AV」有20件,「被強制拍攝AV」有13件。

報告還刊載了10位女優的具體經歷,其中一位20歲的少女哭訴自己與平面模特事務所簽約,臨場才知道是AV,迫於「能在東京郊區買一幢一戶建房子」的高額違約金,在無避孕措施的情況下與多人發生性關係,還不得不喝完12升以上的水。

亦有受害女性表示,對被說服拍攝AV懊悔不已,心裡想停止但還是拍了多部,因忍受不了AV四處傳播而自殺未遂。

這份報告發布後,也有業內人士提出質疑。引退後轉型小說家的前AV女優川奈真理子主張人權組織的目的是「擊潰日本AV產業」,案例只發生在3個公司(SOD、CA和MOODYZ)之間,數量相對它們3年間發布的1.8萬部作品不值一提,「雖說是想維護女性人權,不如說是想剝奪AV女優的權利。」她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依據,認為AV女優不是什麼見不得光的職業,報告實則在「助長職業歧視」。

一些當時仍在從業的AV女優同樣持批評態度,水菜麗稱「讀了但完全不知道什麼意思」,初美沙希反駁道:「現在的日本AV產業界『非常乾淨』,我是憑著自己的意志拍攝的,還認識了很多朋友。」河西亞美甚至表示「從來沒見過被迫拍攝AV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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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AV界的亂象被披露後,日本內閣府在2016年年底首次以年輕女性為對象進行了一次性侵害情況調查。該調查以線上問卷形式進行,共涉及2萬名15-29歲女性,有5200多名受訪者表示曾被「星探」接觸或主動尋求類似「模特」的工作機會,有不到200名受訪者承認簽署了相關合同,其中有27%的女性簽完後發現「上當」。

隨後在2017年,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的菅義偉宣布將對AV界加強監管,旨在杜絕街頭搭訕路人、逼迫拍攝A片的情況。兩個月後即2017年4月,「日本製片協會」、「AV女優聯盟表現者網路」、「知識財產振興協會」三家組織共同成立了「AV業界改革推進專家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就是現在的「AV人權倫理機構」,負責各項女優人權保障工作。比如AV女優引退後可能會在學業、婚姻、就業等諸多方面遭受社會歧視,該機構便在2018年2月開設了專項申請窗口,接受AV女優要求停止銷售出演作品的申請,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五年條款」。兩年時間裡,動用該條款的下架作品達到160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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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製片方、行業機構、演員的漫長博弈中,AV女優的人權正在逐漸受到更多保障,這一進程顯然還沒到終點。


傳統AV,夕陽產業

知名紀實作家中村淳彥在2017年出版的《AV女優的消失》中寫過一個案例,中澤美由紀(化名)雖然是業界排名前15%的佼佼者,卻只能住月租4萬日元(約人民幣2000多元)、沒有浴室的老舊木製公寓,最窘迫的時候會斷水斷電,連電話費都交不起。

「我小學的時候就有D罩杯,從小一直夢想當偶像,大概中學時改變志向想成為AV女優。不管多窮,絕不做向男人拿錢的事。」曾這麼想的中澤美由紀入行後卻發現「原來AV女優的生活會如此貧困」,以她為代表的非頂尖日本女優平均月收入只有15萬到20萬日元,在日本和兼職護工差不多,屬於低收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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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女性風俗業從業者的時薪排行榜(2006年版)》,AV女優出演單體作品時的時薪最高可達3.1萬日元,單部作品的薪酬可達80萬-150萬日元,AV女優的收入狀況顯然今非昔比。而中村淳彥在2012年出版的《AV女優實錄》中就提出,業界長期不景氣導致製作商會追求作品質量或各種各樣的過激內容,這導致AV女優在薪酬沒有太大變動的情況下工作更加辛苦,一個匿名的具體案例是:某女優的時薪在扣除事務管理費後只有2000日元。

在上世紀的「泡沫經濟時代」,日本的人口結構發生過較大變動,按日本總務省的統計,1975至1995年間,25歲至29歲年輕人中的單身女性佔比從20%上升到了48%,單身男性佔比從48.3%上升到了68%,一批針對單身男女的新服務紛紛湧現,比如援交、愛情旅館、電話俱樂部等,色情影像也是其中之一。

而矢野經濟研究所的《2017年御宅族市場調研》顯示,AV和成人遊戲的市場規模在逐年下滑,「色情大國」日本似乎正在進入「性冷淡」時代。其中AV的市場份額下滑2.38%,為492億日元,規模只有偶像市場的四分之一,能提供多種情緒價值的「清純偶像」,似乎比只能帶來短暫愉悅的「性感女優」更受歡迎。

傳播介質的改變也動搖了AV產業的根基。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錄像機價格直線下跌,錄像走入尋常家庭,錄像出租店遍地開花,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AV業蓬勃發展。1992年標誌性人物飯島愛出道後,她30多部作品每部銷量都能達到1萬盒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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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錄像帶再到DVD,21世紀初的光碟碟片見證了日本AV最繁榮的時期,AV成為了日本一張不太好看的「文化名片」,在全球、尤其東亞範圍內屬於珍稀品,乃至出現了掛上「FBI聲明」出口售賣的局面。但當互聯網普及後,這種稀缺優勢便不復存在。

AV作為本就處在地下的消費品,盜版幾乎禁無可禁。而P站、OnlyFans等成人網站跳過了「AV製片廠商」這一環,一些個人博主甚至能直接向受眾提供內容,人們對AV的需求減弱也就不奇怪了。前些年流行過「VR拯救AV」的說法,但由於VR技術本身發展較慢,VR設備的體驗還有很大提升空間,沒過多久又成了「AV拯救VR」。

從1982年打開地下市場的《洗衣店的阿健》算起,日本AV發展至今已有四十年,一種特殊但成熟的產業不可能迅速消失,身在其中的演員也需要得到更多人權關注。

傳統AV已是夕陽產業,只是這一次,無論是出演者還是觀眾,都沒有人懷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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