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陳木勝導演因病去世。一年後，他的遺作《怒火·重案》上映。在這個凡事講求創新和突破的年代裡，我們卻從這部電影里讀到了難能可貴的執著與堅守。作為上一代香港電影人，陳木勝固執地秉持著香港電影黃金時期的藝術風格，不妥協、不迎合，一輩子都在用心拍香港。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和邱禮濤，兩個算不上聰明，甚至原本不太入流的導演，用他們的「笨」撐起了香港電影最後的體面。
當我們在談論香港電影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什麼？
其實，香港電影一個最為核心的表達就是反抗，是小人物在對抗外部權力壓迫時的成長陣痛。香港電影從來不願費力去挖掘人性，它更喜歡黑白分明的善惡有報，輸出的是一種邏輯極簡的、類似童話式的懲惡揚善。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香港電影的主人公就鎖定在草根階層，他們往往是一群無權無財卻無比樂觀的小人物，這些人要麼對愛情忠貞不渝，要麼誓死捍衛江湖道義，總之都是「一根筋」。
《怒火·重案》中甄子丹扮演的主人公阿邦就是這樣一個小人物。作為一名基層的片兒警，他從來不會察言觀色，總也升不了職，甚至機會送到嘴邊，都不領情。在法庭上明明說一句假話就能救好兄弟，他卻不肯。可他會在生死關頭救下素不相識的小孩，也會每年去含冤去世的同事墓前祭奠。這樣的人設就好像讀書時物理課上的那些理想條件，聽說過沒見過。香港電影的造夢屬性就體現在它不僅塑造出了這樣一批小人物，還在最後讓這些小人物完勝了惡勢力，最終讓觀眾在極強的代入過程中獲得充盈的滿足感。
這是香港電影曾經的魅力，也是如今的短板。過於單一的人物終究難以換來持久認同，就像雖然我們每個人心底里都住著一個阿邦，但在無比紛繁複雜的現實世界裡，又有幾個人能做到每一次都選擇站在正義的一邊呢？陳木勝導演也在這個維度上給出了自己的思考，但他選擇從反方向去解讀——如果選擇與威權媾和，結果就一定會好嗎？
於是，有了本片的另一個主人公阿敖。阿敖也是個小人物，可他明顯變通得多，升職也比阿邦快。在營救霍先生的行動中，上司說我只要結果，於是阿敖堅決執行。這樣的場景是不是似曾相識，領導說我只要結果，你放手去干，出了問題我負責！聽上去很有氣勢，可如果真出了問題呢？至少陳導告訴你，千萬別信。
至此，陳導通過本片清晰地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固執地反抗也許不能最終獲勝，但一味地迎合也會導致悲慘結局。阿邦自始至終選擇冒犯，雖然最終一事無成，至少全身而退，而阿敖始終選擇順從，最後卻給自己換來一條絕路。片中雖然沒有明確交代，但觀眾可以從細節推知，阿敖和組員們替上司背鍋入獄後，經歷了難以想像的折磨與煎熬，才最終讓他們下定了與迫害自己的威權同歸於盡的慘烈決心。
不難看出，陳導在片中對於阿敖們展示出了極大的同情心。他們是法律意義上的罪犯，更是普通人眼中的受害者，他們行事果決、義薄雲天，卻只能選擇最悲壯的方式訴說自己的委屈。片尾處，阿敖問阿邦，如果那天去追嫌犯阿樂的人是你，我們的命運會不會交換？這樣一個關於平行宇宙的問題把影片推上了命運思辨的高度。其實，我們不妨設想，阿敖與阿邦根本就是同一個人，他們的不同命運只是個體面對壓迫時不同選擇的結果，暫時的妥協看似圓滑，卻給未來埋下了危機的種子。
近年來，「香港電影已死」的觀點甚囂塵上，陳木勝導演的驟然離世似乎更增添了這一論調的悲觀色彩。然而，在《怒火·重案》中我們似乎又隱約看到了昔日香港電影的榮光，看到了那種不妥協的力量儘管孱弱卻依然倔強。
可以說，陳木勝導演在自己一生中最後一部作品裡，流暢而準確地闡釋了自己對於香港電影的解讀和情感。豪華的卡司陣容和刺激的動作場面只是香港電影的類型元素，而不順從、不妥協的精神，才是頑強生長在香港電影里的生命基因。
新時代里的香港變得更加包容、更加勇敢，香港電影也必然迎來一些表達上的改變。《怒火·重案》一定不是香港電影最後的吶喊，新一代香港電影人正在接過前輩交遞的薪火，肩負起傳承香港電影的使命，這也一定是在天國的陳木勝導演想要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