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来自opendemocracy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艾丽西亚·卡西米罗悲伤地说道：“许多家庭来到慈善厨房寻求帮助。”连那些以往未曾踏足此地的失业者也成了常客。此外，老年人、孕妇以及众多儿童的身影也频繁出现在这里。
卡西米罗负责运营的是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心脏地带、贫民窟“31号别墅”（villa 31）内的一家社区慈善厨房。这里与阿根廷首都最为富裕的雷科莱塔区仅一墙之隔，后者以其古老的豪宅、奢华生活方式而闻名。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与财富的距离如此之近，慈善厨房能够提供的食物却日益减少，难以满足每位来者的需求。卡西米罗无奈地表示：“我们能做的只有炖菜，可蔬菜供应也远远不足。”
另一位名为格瑞瑟达·布格埃诺（griselda burgueño）的女性也向opendemocracy分享了类似的经历。她说：“面包已经供不应求，远远不够分配。”布格埃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拉马坦扎区的格雷戈里奥·德·拉费雷镇，也就是距离31号别墅大约30公里的地方，经营着另一家慈善厨房。她回忆说：“过去，我们能够在保鲜盒中装满食物，确保领取的家庭能够享有丰盛的午餐和晚餐。然而现在，如果我们仍旧这么做，那么排在队伍后面的人就根本吃不上一丁点饭了。”
在阿根廷，有着14万名像卡西米罗和布格埃诺这样的妇女，在她们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之外，还承担着与饥饿作斗争的重任。她们为超过一千万依赖被当地人称作“公用锅”的慈善厨房生存的人们提供食物。
然而，近几个月来，这一负担变得愈发沉重，人们难以为继。
在阿根廷，随着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总统于去年12月上任后不久，政府几乎立即削减了对慈善厨房的支持，其中包括发放面粉、大米、玛黛茶等不易腐坏的食品。
人力资本部长桑德拉·佩托韦罗（sandra pettovello）宣称，此举旨在对某些运营慈善厨房的团体进行“审计”，遏制这些团体中涉嫌“敲诈勒索”的行为，特别是针对居住在“苦难村”（对贫民窟的蔑称），由组织化的失业工人组成、专门对抗贫困和不平等、通过切断街道和高速公路进行抗议的“纠察队”。
阿根廷最大的贫民窟居民运动之一la poderosa，其领导人玛丽亚·克劳迪娅·阿尔伯诺兹（maría claudia albornoz）对政府的这一行为提出质疑：“为何政府要将我们这些为贫困社区提供饮食的厨师视为敌人？”自2004年起，la poderosa通过社区论坛组织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管理着158个社区厨房，包括位于31号别墅附近的一个厨房。
la poderosa的成员卡西米罗（casimiro）也表达了她的期望：“我们渴望每个人都能在家中享受到一顿温馨的餐食，并通过家庭的支持实现进步和更好的生活。但现实情况却是远非如此。”
31号别墅的历史
31号别墅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来自巴拉圭、玻利维亚和阿根廷北部的移民和工人汇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和就业机会丰富的地区落户。1974年，天主教牧师卡洛斯·穆吉卡（carlos mugica）不幸遇刺身亡，他是“villeros”牧师运动的资助者，在该地区从事社区服务和社会工作。
今日的31号别墅已发展成一个拥有4万多居民的庞大社区，位于港口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富裕的雷科莱塔（recoleta）区之间，阿图罗·翁贝托·伊利亚博士大道（dr arturo umberto illia）上方架设着粗大的混凝土支柱。
尽管临近雷蒂罗火车站，但由于31号别墅的不良名声，没有任何公交线路穿过此地。出租车和优步（uber）司机也拒绝为这一区域提供服务，即便是救护车在没有警察护送的情况下也不敢进入。
在这片由空心砖、铁皮屋搭建的简陋住所中，杂乱的电线悬挂在临时搭建的铁塔之间，有时距离人们的头顶只有几英寸，极其危险。社区内设有小教堂、学校、广场和带门的小型足球场。在这里，人们无视酷热，围绕着铁罐中的火堆，随着康比亚乡村音乐的节奏舞动，尽管他们的皮肤因长期暴露于艰苦环境中而显得黯淡无光。
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古斯塔沃·科尔蒂尼亚斯”慈善厨房的11名厨师显得格外辛勤。他们的厨房以一位在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最后一次军事专制统治期间失踪的年轻活动家命名。这些厨师们每天工作六到八小时，不仅负责烹饪和提供食物，还要进行厨房的清洁和管理。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她们还向邻居销售自制的冰块，尽管这仍难以弥补资金上的短缺。
自2016年起，一群无法因照顾孩子而外出工作或找不到工作的妇女开始组织起来。卡西米罗，一位八个孩子的母亲，分享说：“我们中没有人能把孩子留给他人照看以去工作，或者我们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因此，面对自己和他人的需求，她们组成了一个社区。她们聚集资源，租用了一间小房子，房子前面是一个大客厅，后面是厨房，设立了午餐室，最初仅为彼此提供午餐，但很快服务就拓展壮大了。“哪怕是一盘菜也可以帮助你节省一点每日的开支。”卡西米罗补充说。
除了为社区服务，这些妇女还在家中从事护理和家务劳动，有的还做临时工，因此她们自称为“三班倒工人”。
到了2023年中，la poderosa起草了一份法案，旨在为社区厨师提供最低工资、医疗保险、带薪假期、产假和圣诞奖金，但这份法案至今尚未在国会中获得通过。
公共食堂不仅是邻里情感支援的场所，还是防止吸毒和贩毒活动的“防线”。
“即使父母外出工作，他们赚取的钱也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工作意味着他们无法抽出时间来照顾孩子。”卡西米罗说，她在贫民窟生活了33年，总共有49年的人生经历。在绝望中，有时父母或子女会开始贩毒或吸毒。“为了给家里带来食物，他们什么都愿意去做——这里的一切都在助长暴力。”
阿根廷首都有49个“别墅”，约有8万户家庭生活在拥挤、缺乏正常水电、供暖和卫生设施的条件下。在这些家庭中，近四分之三（约73%）的户主是女性。在全国6500个贫民窟中，妇女们已经并肩工作了几十年，为社区提供食物。
当暴雨如注，如三月份时常发生的那样，积水会没过膝盖，浸泡床垫、衣柜和电器，导致人们数日无电可用——使用潮湿的插头和电缆的触电风险，比基本的需求更让人恐惧。
但即使太阳重新出现，连年洪水造成的破坏也无法避免。由于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支持日益增长的人口，下水道频繁爆裂，街道上充斥着淤泥和害虫。卡西米罗感慨道：“生活在到处都是潮湿气味的环境中根本不算是生活。”
得益于村民们的细致持续努力，la poderosa组织启动了衣物、电器和家具的捐赠活动。此外，它还为遭受性别暴力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援助，并且为社区的儿童举办了各种讲习班和公开课程。更进一步，该组织通过发行一份月刊，努力扩大别墅区的文化影响力，以期消除外界（尤其是外来者）对于别墅区的偏见。在许多人眼中，别墅区被视为毒品、犯罪和苦难的聚集地。
阿尔博诺兹表示：“贫穷带来的绝望和街头的暴力让人难以生存。但若我们不组织起来，我们的社区情况只会更加糟糕。”
奢侈的饮食
卡西米罗站在村子的中心，指向正在排成一队等待领取剩饭剩菜的30人。她说：“在疫情爆发之前，我们每天大约准备120份饭菜。疫情期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500份，现在虽然有所减少，但仍超过420份，这还得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食物。”
每日的经典菜单开始于早上一杯马黛茶（一种由马黛草制成的草本茶）加油炸小麦饼（tortas fritas）。午餐可能包括米饭或面条，搭配炖南瓜、洋葱和番茄酱（如果有的话）、鸡翅或内脏。点心时段则提供奶茶和蛋糕。
然而，面对食物供应的减少，许多慈善厨房不得不关闭或减少提供食物的次数和数量。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慈善厨房所能提供的“饭菜”仅仅是热水冲泡的辣椒粉。
阿根廷在二月份的食品通胀率高居世界之首，从农场到商店的农产品价格翻了三倍。尽管当地食品价格与西班牙或美国相当，但阿根廷的最低工资仅相当于每月210美元，而在西班牙和美国，最低工资分别为1220美元和1160美元。在阿根廷，平均工资的水平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摆脱贫困线。
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相似，阿根廷女性面临的粮食不安全问题比男性更为严重，且这一差距在阿根廷尤为显著。
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惊人的254%，在经济政策放松的同时，政府反复强调“没有钱”。这种说法或许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口号颇为相似，而国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却每天都在下降。
经济学家坎德拉里亚·博托（candelaria botto），女性经济学组织（economía feminista）的负责人，提到：“任何用比索计算的收入都难以维持生活。”该组织是一个旨在揭示工作与市场中性别不平等现象的智囊团和运动协会。“紧急状况非常严重，特别是在贫困区。”
经济的不稳定还体现在药品消费的急剧下降上。从2023年12月到2024年3月初，药品价格飙升了100%，导致药品销售量和就医率大幅下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药品价格上涨如此之多，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在阿根廷的4600万居民中，有5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包括700万儿童和青少年。更为严重的是，有15%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其中240万是儿童。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研究员、ni una menos运动的成员露西亚·卡瓦列罗（lucía cavallero）表示：“我们持续强调经济暴力的问题，因为政府正有计划地对民众实施压制和经济恐怖主义。”
组织饮食
为了组织和提供饮食服务，la poderosa以及许多社会、民间和宗教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大约44000个慈善厨房。这些厨房过去常常接受国家政府提供的粮食援助，并得到企业、当地商店和邻居捐赠的肉类与蔬菜。
在某些情况下，慈善厨房还可能收到阿根廷省政府的捐赠，甚至是国家的现金支持或联合国国际计划的资金援助。通过举办宾果游戏或回收纸板和玻璃等活动筹集的资金，能够帮助支付社区厨房的租金、煤气费或柴火费。
新政府大幅削减对慈善厨房的资源支持，其理由是指出经营这些厨房的团体涉嫌“随意和敲诈性”使用这些资源。官方声称，在登记的44000个慈善厨房中，有一半以上要么无法正常运作，要么根本就不存在。针对社区领袖公开抱怨食物短缺的行为，当局则称之为“对食物分配失控和不负责任的争议”的体现。
poderosa的阿尔博诺斯对这些指责表示否认。她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说道：“什么中间人的存在完全是子虚乌有。前社会发展部（已被米莱政府解散）负责购买食品并通过小型卡车将其运送到登记的厨房。我们负责将货物从卡车上卸下并储存起来，根据我们提供的饭菜数量，这些食品也就够我们使用一到两个月。”
政府扣押和纠察队的抵抗
面对政府扣押行为，隶属于托洛茨基主义工人党的polo obrero纠察队运动的加布里埃拉·德拉罗萨表示：“当危机出现时，妇女总是最先组织起来……因此，她们是接管贫民窟组织最多的人。”
几十年来，她们一直在这样做，特别是自2001年阿根廷发生经济和社会危机以来。当时，女纠察队组织起来，为最脆弱的社区送去食物。现在，她们在全国各地开办了约3000个社区厨房，并提供贸易讲习班。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工人党（polo obrero）的领导人，2023年拉马坦萨市议会候选人利利安·罗哈斯（lilián rojas）说：“饥饿不会杀死我们。”
在格雷戈里奥·德·拉费雷尔（gregorio de laferrère）的乌尼翁别墅慈善厨房中，志愿者们能在不到40分钟的时间里完成1000份饭菜的制作。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连厨师们自己也不得不忍饥挨饿了。
罗哈斯提到，在维拉乌尼翁（villa unión）附近，大约有600个纠察队家庭在之前一片空置的公共土地上建立了家园，直到2017年，这片土地上除了田地、垃圾和瓦砾外，几乎什么都没有。这些家庭“占据了这片土地”。在这块被占领的土地上，设有三个公共大锅供应食物，每个大锅都有自己的名称：第三区、新乌尼翁和里奥夸托。
罗哈斯说：“在饥饿和苦难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我们知道如何搭建一个共同的大锅，然后外出乞求主食。这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也将是我们未来的生存方式。”她补充道。
理查德·马雷洛（richard marelo），是这块被占土地上的居民之一，也是第3区的负责人。他解释说：“我们合作购买电缆，架设电线杆，修建街道。”他们一直与地方当局存在争议，因为当局想要清除这些非法定居点。马雷洛表示，如今，警方甚至不让卡车进入这里进行化粪池挖掘和取水等工作。
罗哈斯强调，如果没有妇女的参与和努力，这些家庭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家园。“随着镇压的加剧，她们成为支持这次占地行动的主要力量。从一开始，我们就带着大锅出发，确保所有前去占地的人及其孩子都能得到温饱。”
在灶台的周围，分布着一些由帆布、木头、纸板、金属板、橡胶和木块搭建的简陋小屋。这些小屋的开口处通常会用金属板或其他可得到的材料来覆盖或封闭。它们的地面由泥土或水泥铺就。这里还有用于洗漱的水桶、在缺乏煤气时用来做饭的烤架和木柴，以及桌椅、架子和临时橱柜等生活必需品。
偷窃事件在这里屡见不鲜。“饥饿驱使人们偷走我们的电源插座、水泵和菜园里的蔬菜。”罗哈斯表示，“我们几乎什么都保不住，他们甚至连我们种的南瓜都偷走了。”
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通过集体的劳动，数千人得以生存。“我们从帐篷生活开始，将所有东西都扔进火中来当柴火。我们除了饥饿和苦难之外，一无所有。”37岁的玛丽亚·扎拉图（maría zárate）在新乌尼翁的炊具旁如是说道。志愿者们正在分装大米，孩子们排成一队，紧紧地抱着他们的塑料容器。
她接着说：“我们一步一步有了煤气和炉灶，五年来，我们每天为200个家庭提供了每日饭菜。”
34岁的安东尼娅·卡塞雷斯（antonia cáceres）在里奥夸托（río cuarto）的炊具旁表示，志愿者们正使用他们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钱来购买食材。“我们需要的帮助越来越多，而政府却仍然不愿意提供任何财政支持。”她说，在这里他们为大约50个家庭提供服务。她的战友，23岁的罗西奥·费尔南德斯（rocío fernández）补充说，很多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和儿童都来到这里领取食物。
la poderosa的阿尔伯诺斯表示：“我们这些妇女正以极其艰难的方式维持着社区的生计。”她继续说：“我们早已精疲力尽，但我们依然能够站起身，继续我们的工作。”
作者简介：安吉丽娜·德洛斯·桑托斯（angelina de los santos）是open democracy组织的南美记者，她是一位驻乌拉圭的女权主义记者，拥有广泛的人权报道背景，拥有乌拉圭ort大学传播学学士学位，并在社交媒体和国际媒体中工作了近十年。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日新说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