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与张香华
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并不熟悉柏杨，但是在70年代，柏杨的名字在文学青年中可谓如雷贯耳，他曾被列为台湾地区十大畅销作家之一，有人说，凡有华人处，皆有柏杨的著作流传。
有句话叫做“文章憎命达”，柏杨的一生仿佛是在践行这句话，他文章写得好，命运却十分坎坷。
半生坎坷
柏杨本名郭定生，大概出生于1920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并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他在回忆录中称自己为“野生动物”。关于自己的出生，他只记得一个年份，可是到了晚年，连这年份也模糊了，就姑且算作是1920年。
柏杨
柏杨年少丧母，关于他的生母，柏杨没有印象，母亲是谁，在哪年去世，因何而死他统统不知。
父亲续弦后，柏杨一度把那位新夫人当成自己的母亲，可是在继母的辱骂和毒打中，他逐渐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
“人皆有母，我独无”柏杨在晚年想起身世仍然无法释怀。
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说过：“柏杨的生平，在他呱呱坠地之日始，便构成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宗标准化的形象——他是受‘晚娘’虐待的一个小孤儿。”
对于柏杨来说，童年的底色一片漆黑，父亲常年在外工作，给了继母无限虐待他的机会。在那时，柏杨说：“继母不打我，已经幸福生活了。”
在他小学六年级时，继母对他的虐待终于让父亲看不下去了，他把柏杨送回了老家——河南辉县，在那里柏杨继续他的求学生涯。
柏杨的求学之路走得也并不顺畅，1937年，他刚刚升入高中二年级。七七事变发生后，柏杨毅然投笔从戎，所以并他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书。
后来，他想去上大学，为了获得联考资格，柏杨花了5枚银元伪造了一份毕业证书。凭借这份证书，他考上了甘肃学院。但是假的真不了，不过一年，柏杨便被发现并开除。
随后，柏杨辗转到了重庆，打算试着考取中央大学，但是由于数学和英文太差，柏杨名落孙山。
俗话说，不到黄河不死心，两次梦碎，柏杨自觉已经到了黄河，可是他仍然没有死心。
柏杨在重庆找了一份文书工作，工作内容主要是为流亡的大学生登记，然后将他们分发到其他大学继续就读。
当时柏杨忽然想到，他为什么不能分发自己。有了这个想法后，柏杨旧事重演，又做了一份假证。这次他幸运些，被分配到东北大学读了4年，领毕业证前才被发现。
1948年，教育部核对学生档案，发现他的文书是伪造的，不但开除了他在东北大学的学籍，还通报全国，不允许任何院校对他进行接收。
柏杨一生在多地辗转求学，却从来没有获得文凭，晚年时他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的做法有违法律，确实应该被惩罚。
东北大学是他求学的终点，至此，柏杨的学生时代彻底告一段落。
虽然柏杨早年的经历坎坷，但是他却没有学会逆来顺受，反而培养了他一身反抗“权威”的精神。在高中参军时，柏杨由于在军队中表现出色，被送到重庆受训。
当时，重庆时不时会被日军轰炸，跑防空洞就变成了家常便饭。一次，他和蒋中正躲在了一个防空洞里。
当时，蒋把他自己的照片送给每一位战士，而且亲自一一点名，战士们都激动得不能自已。在吃饭时，还有人喃喃自语：“点名之后，领袖对我有了印象。”
听到这里，柏杨立即接话：“放心吧！领袖对你不会有印象，点名是叫你对领袖有印象。”
这话一出，全桌人都安静了下来。一位分队长率先打破沉默，似笑非笑地对他说：“你的嘴太快了，已快到足以断送自己的地步。”
不想这话一语成谶，此后柏杨口无遮拦的个性非但没改，反而还用笔写出来，差点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1949年，柏杨随国民党到台湾。1968年，柏杨在报纸上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这篇漫画的内容是一对父子在海岛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二人明争暗斗竞选总统。
而且柏杨还将“fellows”一词翻译为蒋中正经常用的开场白——全国军民同胞们。当时台湾政坛由蒋氏父子把持，这篇漫画讽刺的内容不免变得敏感起来。
同年3月7日，柏杨以“侮辱元首”等罪名被台湾当局逮捕，最初被判处死刑，但是经过妻子和朋友的多方斡旋，改判为12年。
经过几次减刑，在被囚禁了9年又26天后，柏杨于1977年4月1日获释。
出狱后，柏杨仍不改其书生意气，在《柏杨曰：资治通鉴启示录》中自序：“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这两句话后来被刻在了柏杨的墓地旁，这既是柏杨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再次步入婚姻
坐了九年的大牢，出狱时，柏杨已经57岁、垂垂老矣了。不仅如此，他还面临着无家可归的窘境。
原来，在柏杨入狱前，他曾与倪明华结为夫妻，并育有一女，可是在他入狱后，倪明华便提出离婚，此时早已另觅新欢。
眼看着柏杨就要露宿街头，这时候，一位朋友帮忙，将一个汽车间进行了改造，才让他勉强有了一个容身之所。由于柏杨当时身无长物，所有生活用品也全靠朋友们慷慨解囊。
这段时间的柏杨，可以说是处于人生的低谷，年近花甲，一贫如洗。可是就在这时候，他却遇到了陪伴自己走完余生的人。
那是在一次聚会上，柏杨遇到了一位面容姣好的女诗人张香华。
从左至右：柏杨、张香华、倪匡夫妇
张香华出生于1939年，足足比柏杨小了19岁。在见面之前，她就听说过这位因言获罪的文人，想象他为人大概也是言辞激烈、锐不可当。
但是真正见面后，张香华却发现，他居然是一位文质彬彬、斯文有礼的人。
在聚会上，柏杨对张香华一见钟情，分别时礼貌地询问她的联系方式。但是张香华没有电话，一时回答不出。
后来，柏杨为张春华拿了一张电话申请表，打算为她办理电话线路，他去信写道：“感谢上苍，赐给我们会见。电话申请，需向电信总局办理，已讨到一张申请表，给你送上。请填妥后给我寄下，由我代为办理登记……如果没有线路，你也排在前面，有优先的机会。”
当时，张春华作为诗人，已经在诗坛扬名。大一的时候就在《文星杂志》发表了诗作，在与柏杨相识之前，就已经在《草根》诗刊担任执行编辑。
台湾著名作家聂华苓曾经这样评价张香华的诗歌：“香华是非常感性的。诗是诗人对人、事、景、物有所‘感’而抒发的‘情’。一件衫、一张吸墨纸……香华都有所感，抒发了种种情——爱情、乡情、世情、国情、人情、亲情。”
可能正是因为张香华诗人随性浪漫的一面，在与柏杨的相处中，她很快坠入爱河，没过多久，两个人便打算结婚。
这时候，有人劝张香华，柏杨坐过牢，又大你将近20岁，你何必嫁给他？
张香华却显得异常坚决，她表示自己就要嫁给这个“老穷丑”。就这样，在1978年2月4日，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后，张香华带柏杨做了一次全身检查，她很担心九年的牢狱生活会毁坏柏杨的身体。
出乎她意料的是，柏杨的身体基本没有问题，但是牢狱生活却给他的精神带来了伤害。
刚刚成婚时，张香华经常听见柏杨在梦中或发出惊叫，或发出长长的叹息，有时甚至像个孩子一样哭泣起来。张香华的朋友警告她，坐了十年牢的人差不多都成了精神病人。
但是她却没有被柏杨的状况吓倒。在张香华看来，柏杨是热情而温暖的人，有着一团坦荡的书生气，所以才无法在复杂诡谲的时局中脱身。
随着张香华的细心照料，柏杨梦中惊醒的状况慢慢减轻，终于能在晚上睡得安稳了。
有一次柏杨在桌前伏案工作，听见窗户外面有雨声，他抬起头听了片刻，然后对张香华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宁静的时刻。
除了浪漫婉约外，两个人的生活中也不乏忙乱。柏杨在狱中时担任图书管理员，图书馆中近两千册书在九年里他统统看过一遍。在这么多书中，他唯独偏爱《资治通鉴》，反复看了几遍。
出狱后，他决心把《资治通鉴》翻译成白话文，这一翻译便是十年。
柏杨是一位极勤奋的高产作家，当他下了写历史的决心后，一方面觉得工程浩大，另一方面又唯恐自己时日无多，所以便更加卖力。
“我们家简直就像个印刷厂。”张春华想起那时，不禁感慨。
柏杨好友、台湾艺术家徐荣昌也说：“那时候去他们家，真是每个人都像是在生产线上一样。”
这项工程虽然极为浩大，但是在柏杨夫妇的努力下，最终在1993年3月完成，全书一共72册，这样繁重的工作，对于63岁的柏杨来说，十分不容易。
功夫不负有心人，《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当时被评为为台湾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
大陆探亲
柏杨结过两次婚，这在台湾众所周知，张香华也一直以为自己是柏杨的第三任妻子，可成婚8年后，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那是一个晚上，张香华帮柏杨整理书桌，她发现桌子上有几封大陆寄来的信函，一封写着“亲爱的爸爸”，另一封写着“父亲大人”。
张香华看到后愣了好久，才反应过来信可能是柏杨在大陆的子女寄来的。
这个猜测让她有些难过，晚上柏杨问起时，张香华半带“威胁”地说：“我看你还会有第五个妻子。”
可她万万没想到，柏杨竟然回答道：“可是你就是第五个。”原来，柏杨曾经在大陆结过两次婚，那两封信是由两个不同的子女寄来的。
对于此事，张香华觉得好笑之余，不可避免地有些难过。
但是柏杨坦诚了战乱时他在大陆的经历，乱世中实在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在听过他坎坷的经历后，张香华便释然了。
1986年7月，柏杨邀请在大陆的两个女儿到香港团聚。在分别了三十多年后，他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的骨肉。
当时柏杨的大女儿身体不好，张香华亲自陪她到医院看病，对她照顾得十分细致。
1988年，两岸允许探亲，柏杨在妻子张香华的陪伴下回到家乡，这是他在近四十年后第一次返回故土，虽然离开家乡已久，但是柏杨的河南话仍然说得很地道，可以和家乡人流畅地沟通。
对于那次探亲，张香华回忆道：“他既理性又感性。说感性，一次，朋友来拍摄，让柏杨唱歌，他不假思索唱了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一边唱一边流泪。”
后来，柏杨又回了两次家乡，但或许是触景伤情，每次都行色匆匆。
身后之事
1994年开始，柏杨的心脏便逐渐出现了问题，当时他说：“等我病好了，还要回大陆呢。”可惜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2007年，柏杨多种疾病缠身，频繁进出医院，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政治，甚至拖着病体，绝食抗议当局。
而且为了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柏杨将他藏有的1万多件文物赠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同时题词“重回大陆真好”。
2008年4月29日，89岁的柏杨病逝于台湾新店耕莘医院。骨灰遵照柏杨的遗愿，一部分洒在了他曾经被囚禁的火烧岛海面上。
另外一部分骨灰在张香华的努力下，带回了柏杨的故乡河南安葬，实现了他“叶落归根、回归故里”的遗愿。
此外，张秀华还邀请柏杨远在大陆的子女出席葬礼，让他们得以送父亲最后一程。柏杨的一生崎岖坎坷，晚年在妻子张秀华的陪伴下，才安稳了起来。
张秀华曾经这样评价他：“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柏杨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五十年间写作量达到惊人的2000万字。
在他去世的第二天，《羊城晚报》对其高度赞扬：“柏杨的意义无限深远矣！我不敢说柏杨的精神不死那样的大话，但我敢说柏杨的文章不死！”
无论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多么广大的影响，对于张香华而言，最为直接的结果便是她失去了相伴三十年的伴侣。
在柏杨去世后，她独自一人在原来的房子里住了几年，然后便搬到了新竹，过起了隐居般的生活，读书、散步、写诗。
后来，张香华的眼睛逐渐看不见了，便不再写诗。对此，她的态度十分豁达，自我调侃道：“不能触景，如何生情？”
她曾写过一首《单程票》：“如果能为来生订座，请预购两张单程票。早早携我飞越三江五湖、纵横七海，到碧天的高处、到黄泉的幽冥。请不要遗漏我，不要让我久久地挣扎、等待。”
诗中描绘其中浓烈的情感感动了不少人。
张香华还有一首写给柏杨的诗——《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表达得情感更为炽热，诗中谈到：“我们用臂弯成一个避风港，我们用温暖的眼色点燃火苗的希望，我们将合唱壮丽的诗章。”
火烧岛是当年柏杨被囚禁的地方，这首诗是张香华感慨他当时的经历写作的。柏杨曾经坦言他其实并不喜欢新诗，但他也强调，这是他最爱的张香华作品。
柏杨曾说，自己最幸运的事就是娶到了张香华，张香华同样表示和柏杨一起生活，让自己的性格变得更刚强了一些。两个人彼此爱慕、感激、欣赏，才成就了三十年来的一直相伴。
在柏杨的众多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丑陋的中国人》，同时，这本书也争议最大。
柏杨是怀有"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写作此书的，希望能在书中揭露国人的缺点，勉励国人有则改之、反省自身。
他曾一再交代张香华，当中国文明已经进步了，就要废除这本书的发行。
可是自2016年起，台湾方面一再想要将《丑陋的中国人》收录到本地教科书中，张香华认为这是台湾当局的别有用心。
为了维护柏杨的著作不被滥用，防止柏杨的书籍被误读，她对此类邀请一一拒绝。
张香华说，自己和柏杨生在祖国颠沛流离的时代，所以格外珍惜和平，无论身处何方，“爱国是一种美好的天性！”
正因为深知柏杨对祖国的热爱，所以张香华才一次次拒绝了将《丑陋的中国人》选编到教科书中。
近日，张香华更是发表声明：这本书在2024年与两岸出版社合约到期后，不再续约，同时也请各出版社不再出版此书。
张香华对柏杨遗愿的遵从，和夫妻俩对祖国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参考资料
[1]《国际新闻界》，1994年第1期，《“大力水手”给柏杨惹祸》
[2]《中国文化报》，2003年5月24日，《张香华眼中的柏杨》
[3]《两岸关系》，2010年第9期，《柏杨魂归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