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得益于民族认同感、“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风骨以及人数众多的奇葩皇帝、救时宰相、宦官专权、大奸似忠的东林党所构成的矛盾冲突下的众生相，也让它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聚光灯下的王朝。
作为大明王朝的第十五位皇帝，崇祯帝朱由检的兄长，明熹宗朱由校便是这众生相中“出类拔萃”的一个。其父亲明光宗朱常洛，并不得万历帝所喜爱。因此在册立太子之中，万历帝朱翊钧曾想册立自己喜欢的福王朱常洵，但是在明朝末年的朝堂之上，由于内阁地位的上升，文官集团在缺少挟制之下，掌握了舆论权的他们显然已经有了影响朝局的能力，最终经过十几年的国本之争，万历帝也只得做出妥协册立了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万历帝去世，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但是这位光宗，却纵情声色，不满月余便一命呜呼，只留下了被人称之为谜团的明末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身为光宗长子16岁的朱由校也随即即位，在位七年期间，他不理朝政，却要做“木匠之中当皇帝最好的，皇帝之中木匠活中最好的”。在刘若愚的《酌中志》记载：对于宫中原本极其笨重的大床，明熹宗自己设计琢磨式样，将它改造成轻便的折叠床；明熹宗本人所设计的小玩具更是被太监拿去市场上出售，销售火爆，很是紧俏；明熹宗还会利用连通器原理设计喷泉。因此，他的木匠皇帝的称呼也便再也抹不去了。
但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人们显然更关注的是他所造成的历史结果。如此一来他的这些“荒唐”举动与明朝末年，大明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危局便显得格格不入，他也因此又被称之为昏君。这并不是污蔑之言。在他当政的大明王朝之内，西南边锤爆发叛乱；朝堂之上东林党争迭起，又有重用阉党魏忠贤之举。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作为皇帝的他在战略眼光上却也是极其独特的，比之后人们感慨万千的亡国之君崇祯帝上要高出很多，这一点上在辽东问题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当时的辽东，在李成梁的纵容之下，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异军突起，逐渐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并在李成梁去世之后的次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1617年便发布“七大恨”宣布对大明开战，而随后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的胜利也让大明王朝在面对辽东时局上捉襟见肘。
那么朱由校又做出了如何的抉择呢？当时，面对后金的崛起，袁崇焕曾提出在辽东地区大兴屯田，以此为壁垒，意图明显，希望能够困死后金；但是对于袁崇焕的提议，作为皇帝的朱由校却对袁崇焕的屯田之策提出了六点发问：“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
这些也都从侧面上展现了作为一个皇帝，他对于袁崇焕出于好心的策略的反思以及用策上的个人主见。而也正是如此，才避免了一如崇祯帝上位后，崇祯帝听信袁崇焕五年复辽，构筑关宁防线的所带来的既不能防敌（己巳之变，面对皇太极叩关的十万大军，袁崇焕构筑的关宁防线竟毫无察觉）；又由此而导致了大明王朝的财政枯竭。在否定了袁崇焕的策略之后，他在辽东之上也并不是是没有做出部署。当然这些措施的实施，也都是假以魏忠贤之手，熊廷弼、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人的起用，都赖于他的首肯。
即便是后来，当魏忠贤的擅权以专被自诩正义的东林党人弹劾之时，对于志在搬到魏忠贤的叶向高，他给出的批语却是“举朝轰然，殊非国体，卿与廷臣不同，宜急调剂，释诸臣之疑。”或许在木匠皇帝、昏聩之主的外衣之下的朱由校，更是一个熟谙权谋之术的君王，对于当时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根除的党争之祸，最好的治理措施显然是扶持阉党与之争衡，只要不一方独大便好。
但是这一点身为弟弟的朱由检，直至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前夕，才明白哥哥朱由校弥留之际，嘱咐自己不要杀害魏忠贤的良苦用心，治国之术，哪里是简单的黑白、对错。可惜的是，大错已经铸就，历史也不能重塑。1644年，大明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