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謝世的黃准，作為新中國第一位進行電影音樂創作的女作曲家，曾為《紅色娘子軍》《女籃五號》《牧馬人》等電影譜寫了家喻戶曉的音樂。
2021年，解放日報記者曾在華東醫院專訪黃准。回望自己的創作生涯，她說：「關在房間里，是寫不出好作品的，必須深入生活，體驗生活，理解時代。」
謝晉導演曾經「批評」黃准：「你這個人太簡單了！」黃准說，自己的腦海里只充滿着音符。那些音符不是憑空而來，來自天南海北、五味雜陳的人生。
她自己的人生，何嘗不是一首歌、一部電影？
2021年4月，陳俊珺攝於華東醫院
一個被送往延安的「郵包」
1938年初秋，一輛破舊的燒炭長途汽車即將從貴陽出發。12歲的黃准提着一個小小的藤箱踏上了車。透過車窗，她看見姐姐在向自己招手。
那一刻，她覺得自己像一個郵包。身邊素不相識的大哥將把她送到她日思夜想的接收地——延安。
長途車在山路上顛簸着，和上一次坐長途車一樣，黃准劇烈地嘔吐着。可這一次，她的身邊已經沒有母親的照顧。她對自己說，國民黨的監獄我都坐過了，這點苦不算什麼。
就在不久前的8月13日，黃准隨「民先」隊員們上街示威遊行。民先即「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救國組織。12歲的黃准遠沒有到參加這個團體的年齡，但時常與「民先」隊員在一起活動的她，堅持要參加那天的遊行。
一路上，他們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呼着口號前進。在一片混亂中，黃准與隊員們被全副武裝的憲兵押送進了監獄。在審訊室，一個國民黨警官對她高聲喝道：「小小年紀，為什麼要跟着大人示威遊行？你這樣是要殺頭的！」「你們不讓我們抗日，你們才應該殺頭呢！」黃准覺得，此時的自己是一名戰士。
在中共地下黨的積極營救，以及鄒韜奮發表的《八一三貴陽青年厄運》的影響下，黃准等人終於被釋放了。
黃準的原名叫黃雨香。身為家中的第二個女孩，她從小飽受祖母的冷眼，父母卻視其為珍寶。黃準的父親是一位國民黨軍官。1937年，黃準的姐姐準備隨丈夫邵公文從事抗日救亡工作，臨行前，父親讓母親帶上黃准與姐姐同去。「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姐夫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父親的這個決定等於是把我們託付給了中國共產黨。」
從國民黨監獄被釋放後，姐夫邵公文告訴黃准，她的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留在貴陽念書，另一條路是去延安。「我要去延安！」黃准很早就聽姐姐與姐夫說起過延安。那裡有一所可以學習唱歌、演戲的學校，名叫魯迅藝術學院。
「延安兩個字就像一顆火種，我高興得簡直要飛起來了。」回憶起當年的情景，95歲的黃准眼睛裏閃爍着光芒。她對記者說：「那時候，延安在我心裏是自由、是愛國、是希望。」
去延安前，黃准決定改個名字。姐姐拿來一本字典，黃准閉上眼睛，隨手翻了幾頁。睜開眼，只見手指落在了「准」字上，就是它了。
「郵包」黃准從貴陽出發，經重慶、武漢，終於到達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一路上，先後有四位大哥護送她，有一位身上還帶着傷。「我們從此再也沒有見過面，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我這輩子都感激他們。」
從西安到延安，還有八百里路程。辦事處的同志見黃准年紀小，讓她等汽車來了，再坐車走。可黃准決定隨一群年輕人一起步行到延安。才走了不到兩天，她的腳下就長了許多血泡，她咬着牙隨着隊伍一拐一拐地前行，好幾次，都餓暈在路上。
終於，巍巍的寶塔出現在他們眼前。一隊青年邁着整齊的步伐迎面走來，他們唱着：「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城牆，築成堅固的抗日陣線，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
1940年，黃准在延安魯藝的後山坡
冼星海老師背着我過河
經過考試，黃准進入了夢想中的魯迅藝術學院。
「我們十幾個人住一個窯洞，窯洞里除了一個大炕之外什麼也沒有。我們每天都穿着灰軍裝，我那時個子小，上裝長得過了膝蓋，袖子和褲腿要捲起一大截，樣子有點可笑，但我心裏卻非常得意。大家都叫我『小鬼』。」回憶起延安歲月，黃准彷彿在講昨天的故事。
剛到延安不久，黃准就經歷了一次大轟炸。11月的一天，轟炸又開始了，她趕緊隨同學們跑到山腳下一個很小的防空壕里躲避，呂驥老師也在那裡，身邊還站着一個陌生人，那人個子不高，說話帶着廣東口音。他，就是冼星海。
黃准在魯藝起初讀的是戲劇系，用她自己的話說：「我這個調皮鬼在排練時總是進不了戲，有時候還會笑場。」熱愛音樂的她很想轉去音樂系，她忐忑地找到了當時的音樂系主任冼星海。冼星海記得眼前的這個小女孩，剛到延安不久，他寫了一首《生產大合唱》，黃准曾在其中扮演過一隻小羊，樂感很不錯。冼星海答應了她的請求。
黃准記得，冼星海住在東山的一個窯洞里，偶然收到一點稿費，便會請學生「改善生活」，吃一頓肉。「我們出去演出，要經過延河，下大雨或發大水後，我們這些年紀小的女同學沒法蹚過河，星海老師就會同其他老師一起背我們過河。」
冼星海背着黃准過延河，也引領她進入音樂的世界。冼星海主張中國的新興音樂是「中國的、民眾的、通俗的，要有新的旋律、和聲」。他說，我們的民族是「歌詠民族」，抗戰歌曲是通過大眾、通過鬥爭反映出來的民族呼聲。「他告訴我們，沒有內涵、沒有思想，只講技術的作品是沒有生命力的。他要我們到生活中去感受、去體驗，一定要用『心』來表達音樂作品的內涵和情感。」這番話影響了黃准此後一生的創作。
除了教作曲，冼星海也教指揮。窯洞里沒有鏡子，他就自己充當鏡子，把同學的姿勢模仿給大家看。黃准常常被冼星海模仿，不是一個肩膀歪了，就是雙臂縮着張不開，逗得大家直笑。
1939年，冼星海與光未然創作了《黃河大合唱》，正式演出前，樂隊卻組織不起來，因為當時找不到多少像樣的樂器。於是大家用葫蘆瓢做中胡，用油桶做低音胡。打擊樂器不齊全，冼星海就找來了幾個大瓷缸，裏面放幾把調羹，一搖一晃，為樂隊增添氣勢。就這樣，《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陝北公學」大禮堂上演了。
「星海老師在魯藝只待了一年多。後來，我隨李煥之老師學習作曲、指揮，隨鄭律成老師學習聲樂。星海老師1940年去蘇聯學習，永遠地『留』在了那裡。我能夠在他的親自指揮下，演唱《黃河大合唱》，是我一生的幸運。」
年輕時的黃准
回頭一看，那人正是毛主席
1943年的春節，是黃准在延安最幸福的日子。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發表講話後來到魯藝，號召大家要「走出小魯藝，到大魯藝去」。此後，魯藝的師生們走出課堂，組建了一支秧歌隊，走上街頭、走進學校……
大年初一的一早，秧歌隊來到了楊家嶺。他們從山下扭到山上，一直扭到毛主席等領導人的住處。黃准印象中，此時的院子已經坐滿了人。她和隊員們隨着樂隊的旋律扭進了場。他們打了個圓場，席地而坐，等着節目依次演出。
此時，黃准忽然感到有人把一件衣服披在了自己的身上，她回頭一看，身後坐着的，正是毛主席。毛主席對秧歌隊說：「好，很好！你們的方向是對的！」
從魯藝畢業時，黃準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歌唱家。1946年，魯藝文工團在大連演出《黃河大合唱》，她曾擔綱女聲獨唱的重任。她甚至夢想着自己唱的那段《黃河怨》能被搬上銀幕。
那一年，20歲的黃准帶着這份理想來到東北電影製片廠的演員劇團。為了展現自己的聲樂才華，她寫了一首女聲二重唱歌曲，在廠里的春節聯歡會上與同事一同上台演唱。沒想到，她的作曲才能吸引了廠領導的注意。
不久後，廠里交給她一個任務：為電影《留下他打老蔣》作曲。儘管黃准在魯藝時學過作曲法，但學得比較淺，由於條件有限，許多樂器連見也沒見過。她決定先下生活，再學技巧。於是，她隨攝製組到農村，投身於土改運動，還學習東北民間的「二人轉」與東北秧歌。
幾個月後，21歲的黃准完成了她人生的第一部電影主題曲《軍愛民、民擁軍》，這首歌很快在東北地區流傳開來。一心想成為歌唱家的她，從此走上了作曲家的道路。
「向前進，向前進」
1959年，是黃准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的第6年，她已為張駿祥導演的《淮上人家》、吳永剛導演的《秋翁遇仙記》譜曲，還與謝晉合作了電影《女籃五號》，由她作曲的女運動員之歌《青春閃光》廣為傳唱。
初夏的一天，黃准剛走進上影廠的大門，就聽到有人叫她，回頭一看，是謝晉導演。「我有一個劇本要給你看。」黃准接過劇本一看，標題是《紅色娘子軍》。回到家，她一口氣就把劇本讀完，並被傳奇般的故事吸引了。
第二天，黃准找到謝晉，表示自己非常願意為這部電影作曲。一般來說，作曲人員都是在攝製組正式成立後才參與其中。黃准卻成了《紅色娘子軍》攝製組除導演之外的第一人。
謝晉與黃准先到廣州找到該劇的編劇梁信，也就是電影中「娘子軍連歌」的詞作者，一起去了海口。那是黃准第一次踏上海南島，瓊劇《紅色娘子軍》中優美而委婉、高亢而略帶悲涼的旋律，深深打動了她。回滬之後，她把海南帶回來的曲譜讀了一遍又一遍。
第二次去海南，是為了選外景，黃准被任命為攝製組的黨支部書記。他們沿着娘子軍生活戰鬥過的地方一路探訪。在原始森林，螞蟥爬上了黃準的腿，她被叮得鮮血直流。「謝晉導演為我拍掉了一條，可接着又爬上來一條，最後還是嚮導弄來了鹽巴，讓我們抹在腿上，才順利走出了森林。」
儘管這一路遭遇了當年在延安也不曾經歷過的艱苦與驚險，但黃准覺得很充實，因為她沿途搜尋、分析了海南音樂中更符合《紅色娘子軍》的音樂元素。
選外景結束後，《紅色娘子軍》攝製組正式成立。黃准與謝晉第三次去了海南。他們找到了幾位當年的娘子軍戰士，把她們請到攝製組和演員們生活在一起，教演員們用槍、打綁腿。黃準則請她們唱了不少海南民歌和革命歌曲。
黃准與謝晉原本打算，在電影中用一首現成的「娘子軍連歌」。「我纏着老紅軍，請她們回憶一下當年的連歌，可是她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有這麼一首歌。」黃准不甘心，又想辦法去當地的文化館等地搜尋「娘子軍連歌」，可每每都是失望而歸。
她決定，自己寫一首連歌。沒想到，謝晉對此很不贊成。其他創作人員也希望黃准還是找一首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那樣的歌，或者索性就用那首歌作為連歌。
黃准急了，她堅持要自己寫。「其實，那時我腦海里已經初步形成了旋律。」黃准設想的這首連歌是一首進行曲，這不是一般的進行曲，而是帶有海南風味，寫給底層受壓迫婦女的進行曲。
等黃准寫出第一段的初稿，唱給大家聽之後，再也沒有人要她去尋找現成的歌曲了。
「我記得這部電影一共修改了三次。戲改，我也改。音樂改了三次，錄音也錄了三次。反覆修改時，我不僅沒有絲毫的沮喪，反而很高興。」電影是遺憾的藝術。黃准希望，自己寫下的音樂不留遺憾。
為了最後一次混錄，黃准在錄音棚一連打了好幾晚地鋪。那天，聽着自己寫的音樂，她不知不覺間流下了眼淚。一旁的謝晉問：「你怎麼了？」「我今後大概沒機會再寫出這麼完整的電影音樂了。」
「以後的好戲多得很，會有你的好戲的。」謝晉說。
《紅色娘子軍》上映後不久，黃准偶爾在報紙上讀到一篇短文：「電影中的『娘子軍連歌』深入人心，家喻戶曉，在街頭巷尾到處流傳。」她有點摸不着頭腦，想上街「勘察」一下是否確有其事。剛下電梯，就看到一個孩子邊玩邊唱「向前進，向前進……」。
在黃准看來，《紅色娘子軍》不僅給她機會寫出了一首「娘子軍連歌」，更難得的是，給了她較為完整的音樂創作空間，讓她在整部電影中將這首連歌的主題進行充分的變化和發展。這在她日後的創作生涯中是鮮見的。「我認為，這部電影音樂的成功，不僅在於一首好歌，它還是一部有着完整音樂結構的交響詩。」
黃准與謝晉
藝術家要感謝生活
黃准至今記得謝晉導演經常「批評」她的話：「你這個人太簡單了！」
「他說得沒錯。我這個人比較簡單，腦海里只充滿着音符。」記者眼前的黃准，笑容是那樣純粹。她腦海中的音符不是憑空而來，那些跳動的音符來自生活，來自天南海北、五味雜陳的人生。
黃准曾為50餘部電影、20部電視劇作曲。每接到一個新的劇本，她的第一件功課就是想辦法深入影片中人物的生活。
「關在房間里，是寫不出好作品的，必須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所以我一直覺得，藝術家要感謝生活。」黃准說，「要寫出好音樂，還得投入感情，把握准情緒很重要，創作要等到情緒恰好的那一刻！」
哲學家宗白華說過：藝術心靈的誕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剎那。黃準的藝術靈感正是來自一個個難忘的剎那。
為電影《淮上人家》作曲，她隨攝製組到安徽淮河地區體驗生活。20世紀50年代的淮河不是發大水，就是乾旱得連水都喝不上。幾十人的攝製組在當地根本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得擠在一條租來的木船上。在修建佛子嶺大壩的工地上，她和工人們一起在大伏天里勞動。正當汗流浹背時，一首安徽民謠「淮河寬來，淮河長……」給了她靈感。
拍攝電影《燎原》前，黃准來到安徽煤礦。接到下井參觀通知的前一夜，她沒睡好。在礦區，女性通常是不能下井的。第二天一大早，當穿上又長又大的礦工服、套上長筒靴、戴上礦燈時，黃准突然想起自己12歲初到延安第一次穿上軍裝的那一刻。
《燎原》講述的是新中國成立前煤礦工人反壓迫的故事，嚮導把他們帶進了一條過去遺留下來的舊礦道。在黑暗中爬行時，在呼吸困難的那一刻，在終於看到光明的剎那，黃准找到了音樂的靈魂與基調。
為了給動畫片《小貓釣魚》寫一首兒歌，黃准有一段時間每天去幼兒園觀察孩子們的特點。她與小朋友一起做遊戲、吃點心，努力摸索兒童的心理。一首「太陽光，金亮亮，雄雞唱三唱。花兒醒來了，鳥兒忙梳妝……」傳唱至今。
「這首《勞動最光榮》是我1951年到上海工作後，交出的第一份答卷。那時候我被分在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幾年後調去了上影廠。一轉眼，我在上海已經工作生活了整整70年了。」黃准說，因為這首曲子，她收到了許多觀眾的來信，幾乎所有人都以先生或叔叔、伯伯稱呼她，還有小朋友叫她「黃准爺爺」。
黃准喜歡給孩子們寫歌，除了《小貓釣魚》，她還為《好朋友》等動畫片創作音樂。2007年，她與李嵐清同志共同創作了中國國際兒童電影節節歌《張開銀幕的翅膀》。
在黃准看來，要創作出好作品，離不開好的機遇，更要「理解時代，找準時代精神」。寫電影音樂如此，寫電視劇歌曲也是如此。
1982年，黃准答應為電視劇《蹉跎歲月》寫一首主題歌，卻一直苦於尋不到理想的歌詞。那天，她剛從外地出差回家，丈夫呂蒙告訴她，雲南來了長途電話，擔任這部電視劇編劇的葉辛寫了一首詞。「青春的歲月像條河，歲月的河啊匯成歌……」看到丈夫中風後用左手寫下的歪歪扭扭的字，黃准心中既激動，又感激。
她飛往劇組所在的雲南，與導演深談後，在那裡寫下了《一支難忘的歌》。這首歌經關牧村的演唱，風靡全國。此後，《中國姑娘》《廖承志》《東南遊擊隊》《滑稽春秋》等電視劇導演紛紛找到黃准，請她操刀。
多年前，呂蒙、黃准夫婦與張駿祥、周小燕夫婦是隔壁鄰居。有一年春節，黃准到周小燕家中做客，看到客廳里掛滿了學生從世界各地寄來的賀卡，黃准羨慕不已。黃准說，自己一生很少交友，疏於講話，埋頭創作時，甚至幾天都不和家人說話。每當她伏在寫字檯邊，腦海里就會隨着電影的畫面浮現出各種音樂，時而歡騰、時而憂傷、時而壯烈……那是一個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到的音樂世界。
黃准說：「儘管我對周先生從事的工作無比羨慕，但我對自己永遠處於幕後、埋頭苦幹的工作也無怨無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