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晚間，電視劇《孤舟》在江蘇衛視播出第17集和第18集。在最新的劇情內容當中，「八號細胞」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和老編我的推測一致，他就是胡之平。這個「八號細胞」是該劇大反派周知非的重要砝碼。兩人之間，真的是保持着非必要不見面的原則。然而，在最新的劇情內容當中，倆特務，竟然因為兩罐奶粉，而見面了。
這場戲，讓部分劇迷發笑了。在這批劇迷看來，兩罐奶粉，是非常小的事情，胡之平真的沒有必要因為這種事情，而冒着被發現的風險來見周知非。我感覺，因此而發笑的劇迷，應該是沒有看懂這個橋段的深意。這一處，為了兩罐奶粉而冒死相見，才是該劇真正高級的地方。
一般的諜戰劇，講的都是諜戰故事，是雙方或者多方之間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這些諜戰劇作品，往往會出現一個共同點，那便是，劇作當中的角色，組織性要大於自身性。比如，很多諜戰劇作品當中，日寇人員的組織性就遠遠大於自身性。在諜戰過程當中，他們是沒有自我感的，他們都是為天皇效力、死而後已的。
但是，在哲學意義上，就存在一個值得思考的事情，諜戰狀態之下，諜戰工作者的組織性更大，還是自身性更大呢？其實，國際上很多前沿的諜戰小說、諜戰影視劇作品，都在探討這個問題。比如說，勒卡雷的小說《柏林諜影》。我感覺，這部《柏林諜影》最大的精髓就在於，它從特工的視角發問，我是誰，我到底在為誰服務，我的自身性，能不能大於組織性等等。
在電視劇《孤舟》當中，其實也若隱若現地出現了這個層面上的思考。比如說。周知非阻止翁太營救重慶來的談判員，原因也簡單，這個談判員是來和日寇談合作的。周知非認為，翁太作為諜戰特工人員，最終的目的是抗日，所以，應該拒絕上司的營救命令。思考什麼才是正義的，是自身性。而接受上司任務指派，則是組織性。
我們重新回到《孤舟》當中，兩個特務冒死相見的場景前後。胡之平的孩子沒有奶粉喝了，孩子母親沒有母乳，而在蘇州，一般人又買不到奶粉。因此，胡之平繼續為自己的孩子找到奶粉。這是胡之平的自身性問題。而胡之平和周知非私下相見，則是諜戰的組織性問題，尤其是歸屬於周知非汪偽方面的組織性問題。自身性的問題，是否可以大於組織性的問題？為了個人私利，而暴露組織關係，是否可行呢？
無論是胡之平方面，還是周知非方面，他們都選擇了見面。繼而，周知非更是選擇了二次見面，幫助胡之平搞到了兩罐奶粉。這兩次見面，他們之間，是沒有什麼組織上的諜戰任務的，他們有的，就是完成自身性的一些問題。在這兩個反派特工這裡，自身性大於了組織性。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思考。而且，這類思考，容易進入到悖論狀態。
我再舉個例子。在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當中，1942年的河南，大旱，老百姓快要餓死了。蔣委員長方面，並不積極救災，而是要把河南餓殍遍地的爛攤子留給日寇。日寇真的進來了。他們給這群饑民發糧食。而這群饑民，竟然成了日寇的帶路黨，誰給糧食，就聽誰的。
對於饑民而言，解決飢餓問題，便是自己的自身性問題。而給誰帶路的問題，則是典型的組織性問題——中國人，能否給日寇帶路呢？這其實就提出了一個悖論。在飢餓狀態之下，日寇給糧食吃了，能不能給日寇帶路，追着蔣委員長的軍隊打呢？這之所以是悖論，實在是因為，它永遠無法獲得紙面上的答案，只能在實際操作當中見分曉。
回到《孤舟》的這兩罐奶粉當中來。無論是胡之平，還是周知非，在他們那裡，自身性早就大於組織性了。這兩罐奶粉，未嘗不是《溫故一九四二》當中的糧食。自身性和組織性，到底誰更大呢？小說和影視劇作品，都很難給出明確的回答。劉震雲先生在《溫故一九四二》當中發問，但劉震雲先生自己也無法作答。勒卡雷在《柏林諜影》當中發問，但勒卡雷也無法作答。
《孤舟》當中，這兩罐奶粉，驚鴻一瞥，但編劇導演，也無法對這個哲學問題進行作答。很多優秀的小說和影視劇，是在哲學停止的地方跳舞。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內容。（文/馬慶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