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時代道德篇（九十六）：和塵同光，是知克己最難。
在北洋史上，多如牛毛的的大小軍閥，來源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老頭子袁項城的部下，另外一些則是土匪蛻變。陳志讓曾有言：“起碼有二十三個大小軍閥在其成為軍人之前，毫無疑問都是土匪頭子。”例如“盜匪”出身的山東軍閥張宗昌、“胡匪”出身的奉系軍閥張作霖、“游匪”出身的桂系軍閥陸榮廷等。不過軍閥與土匪之間的關係，遠非只在於出身。就直系軍閥而言，民國十一年的春天，在直、魯、豫等地的駐軍不過十五萬人，兩年後增加至二十五萬人，軍閥擴軍養兵，龐大的餉銀開支自然是基礎，而籌集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攤派，不過這也讓普羅大眾“胼手胝足，太平之年不過僅足溫飽，如此供應，豈能擔負”。
張作霖
於是，這也成了土匪滋生的潛在條件。在顛沛流離、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鋌而走險，這些人紛紛選擇了土匪這個行當。不過軍閥“刮地皮”，只是為土匪產生提供條件，軍閥麾下的虎狼之師，更是土匪最為直接的來源，戰爭時期儼然涇渭不分。軍閥的盤踞產生了土匪，潰軍謀生計，也轉入土匪行當，土匪也想加入軍閥之列，得以安身立命。因此土匪與軍閥之間，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循環關係，產生了兩者的角色互換：土匪的渴望被改編而“正規化”，而軍閥的人馬紀律敗壞至於“土匪化”。一方面是大量的北洋軍“流而為匪”，不僅壯大了土匪，而且將土匪的實力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土匪
其後，土匪的武器裝備絲毫不亞於正規北洋軍，對峙中往往也咄咄逼人，表現出“雖官兵不畏也”的態度。另一方面，大量的土匪混入北洋軍之中，導致戰鬥力大為下降，紀律毫無。這些魚龍混雜的北洋軍“平昔對於匪之來去,皆熟視無睹，迨與匪戰，則每戰皆北”。更有和他們原來的“同行”互通聲息，這種“勇於掠奪，怯於戰鬥”的土匪氣質，也註定北洋軍走向覆滅的宿命。真正讓人唏噓的是“臨城土匪劫車案”，孫美瑤在與北洋中樞談判時，就提出了要求被收編為北洋軍，也確實賺得一個旅長之職。
北洋軍
最終土匪這個行當，“不特無戾於法，且可以為做官之階梯也”。所以有“相率而為匪”，以土匪為跳板，然後躋身宦海。民國十二年，就連京師城郊的應城土匪，也曾硬氣地“要求改編正式軍隊一師”，還要“提供全師軍械，並現款百萬元，否則寧與拚死一斗”，這些曾經打家劫舍的土匪，儼然成了待價而沽的搶手貨，不僅不懼北洋軍，更是道貌岸然的要求收編，其實也是北洋軍閥的縱容與妥協，畢竟有兵即是草頭王的軍閥，才是這種局面的始作俑者，他們把人馬與地盤視為安身立命的本錢，也就將土匪視為拉攏的對象，結果難免沆瀣一氣，成為一丘之貉。
參考資料：《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菜根譚》、《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土匪與軍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