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周星馳是香港影壇符號性人物，其創作的周氏"無厘頭"風格喜劇，已成為香港喜劇電影的一個符號。2019年春節檔上映的《新喜劇之王》是周星馳的又一力作，春節檔同期上映的還有韓寒執導的《飛馳人生》以及寧浩執導的《瘋狂外星人》。較之後兩部不同之處在於，該片上映以來並未得到預期中的口碑與票房，評論的兩極分化使得致敬經典影片《喜劇之王》頗具爭議色彩。
周星馳塑造的電影形象
那麼，一代傳奇的周星馳是否已江郎才盡？我們接下來將以《新喜劇之王》為例，從影片的主題與結構風格入手，分析觀眾對於周星馳參演和主導的"無厘頭"喜劇電影這一文化符號的主觀意象及周星馳在內地市場將其經典解構主義的融合與變通，探索其喜劇電影創作的困境與突破。
一、主題與風格的雙重堅守
周星馳的電影創作基本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上個世紀末在香港喜劇電影的巔峰時期，二是新世紀初進軍內地影視界的調整時期。其在上個世紀末巔峰時期所創作的電影主要有以下特徵:一是在題材上以表現底層人物艱辛生活、飽嘗人間冷暖後的成功勵志故事為主；二是形式上運用誇張的身體動作以及語言附從性的無厘頭表演形式呈現喜劇笑料；三是內容上在喜劇外衣下包裹下蘊藏着悲情要素。
周星馳無厘頭喜劇
他在銀幕上塑造了一系列無足輕重的升斗小民形象，這些形象多是反叛傳統、調侃自諷，周馳星有意識地解構傳統的為人之道，通過塑造經典極致無厘頭小人物景觀來喚起觀眾的審美認同。新電影也毫無意外是延續這一小人物的神話，《新喜劇之王》不論是題材上、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是對其傳統喜劇電影的一種延續。
與《喜劇之王》相同，《新喜劇之王》景框里所呈現的是內地草根"群演"這一形象，也是真實世界周星馳的自我投射。女主角就在這樣一個底層環境下摸爬滾打，受盡人間冷暖。周星馳通過塑造這一形象，既是表現對底層草根群體的悲憫情懷，也是自身心路歷程與成長經歷的真實寫照。
新喜劇之王海報
在其經典影片中表現這一題材的還有《國產凌凌漆》中的賣肉攤主的起伏經歷、《破壞之王》里的窮小子阿銀的生活遭遇、《少林足球》里窮困潦倒星的故事、《功夫》中的街頭混混阿星以及《長江7號》里潦倒的父親周鐵等，均是對小人物景觀的展示與關懷。被稱作是周星馳自傳的《喜劇之王》即是周星馳對自我經歷的一種文藝化表達。同樣，《新喜劇之王》裡面跑了十幾年龍套的小鎮大齡女青年如夢努力追逐演員夢想這一主題，既是對周星馳經典小人物形象的延續，也是他自身經歷的投射。
國產凌凌漆主演
"香港喜劇電影具有三重意義上的特徵，即動作為主性、身體極致性以及語言附從性。"而周星馳的電影無疑將這三種元素髮揚光大。《逃學威龍》中被人捉弄的警察，《鹿鼎記》中花言巧語的韋小寶，《武狀元蘇乞兒》中受盡人間疾苦的蘇乞兒，他們最明顯的表現方式就是隨性誇張的動作。身體極致性的最突出形式即是模仿和誇張。
在《上海灘賭俠》中，以周星馳為首的群舞"叉燒包"，就是一種即興的對於舞蹈動作的模仿；在《九品芝麻官》中，對着大海說出的字符就是對細微講話動作的誇張。語言的附從性是喜劇電影"語言為動作服務"的顯著特徵，如《大話西遊》中唐僧顛來倒去的台詞，孫悟空的"那把劍離我的喉嚨只有0.01公分"等台詞。《新喜劇之王》中也不乏大量的以上元素。如由王寶強飾演的過氣演員馬可在拍戲時的一系列無因果動作和模仿的《大話西遊》里經典時光倒流的動作，就是身體極致性的一種體現；女主如夢的爸爸在質問為什麼女兒沒有盒飯時抽打自己的行為，就是用動作的戲劇化代替了語言的喜劇性。對暴力美學的致敬一段掏出的香腸和鞋子即是一種形式上的誇張，以及"從現在開始到宇宙爆炸"等癲狂的語言附從都是周氏傳統風格的現代延續。
二、無厘頭藝術面臨的三重困境
新片除了從題材上、形式上對經典電影的延續以外，內容上也呈現了經典影片的映射意味。該片展現的依舊是喜劇外衣包裹下的悲劇情懷。如影片前半部分如夢對演員夢想的執着堅持，對演技的認真揣摩卻一次次遭到周邊人物的無情嘲笑和打擊，表現出對影視圈浮躁風氣的諷刺；過氣演員馬可在拍攝白雪公主第二場戲時不記台詞卻用數數字當台詞以及中文台詞記不住英文台詞卻講得異常流利的情節，體現出對某些怠工失職以及崇洋媚外現象的諷刺，讓觀眾印象深刻，在嘲笑劇中人物的同時自我審視。
新喜劇之王劇照
再如，女主和"渣男"查理這一愛情線，是現實生活中許多人感情上的真實寫照，被欺騙後的如夢狼狽孤獨而又落寞的背影給觀眾留下了沉思。此外，愛喊卡的導演，雖過氣但脾氣卻很大、窮講究排場的演員，提及的愛干預拍攝的投資商等現象，讓觀眾大笑之餘不禁浮想聯翩。劇中人物反覆強調的"光努力是沒有用的""做人要有自知之明"等對白，不僅僅只是劇中人物的真實情感寫照，更是對現實世界的反思和思考。
周星馳的喜劇成就有目共睹，周星馳本身就是一種喜劇文化符號的體現，但《新喜劇之王》的上映並未獲得預期的口碑。隨着時代的變遷、觀眾群體的變化以及周星馳從台前到幕後的角色轉變，都是他"北上"以來喜劇電影創作所面臨的困境。戲劇形象論的哲學和美學理念強調模仿性質的表演藝術追求形似的同時也要追求神似，"離形得似"是最高境界。
新喜劇之王男女主角
周星馳作為無厘頭表演方式的開創者本身即是一種無厘頭文化符號，在台前的他創造了一種規則，也給觀眾留下了深入人心的形象。因此，從演員這一層面來講，當他退居幕後啟用新人時，銀幕里所表演的無厘頭並不能完全呈現周氏無厘頭表演風格。因為當觀眾將周星馳身上的無厘頭符號投射到新劇的演員身上時，收穫的往往是不盡如人意。
從戲劇形象論的哲學和美學理念來講，要想達到周星馳式的無厘頭藝術表現形式和效果，無疑給新演員提出了巨大挑戰。從觀眾這一層面來講，觀眾對於無厘頭這一文化符號有主觀性認知，會將所呈現之物與主觀上的"原物"做投射，內心往往預期景框所呈現的是"絕對的原物"，甚至"超越原物"。有學者指出，藝術電影"所涉及的心理功能是期待的功能，或者說當期待受我們的感情控制時，我們可以把它歸類於想象力的心理功能"。當觀眾帶着預設期待觀影，而影片又沒有達到這種設定預期時，往往帶來的是失落與疑問。對演員周星馳與導演周星馳角色的釐清與界定不是留給觀眾的難題，而是周星馳所面臨的困境。
三、喜劇中的地域性影響因素
喜劇電影本身具有較強的地域性特徵，不同地域中人物的語言、動作等都是理解喜劇笑料的障礙。同時，不同的市場對"好電影"有着不同的評判標準，對於電影從業者來講，不同的觀影群體意味着不同的市場選擇。就內地來講，很多南方人理解不了馮小剛的京味兒幽默，同樣很多北方人也理解不了"海派清口"，曾經在北方火熱的郭德綱喜劇《三笑之才子佳人》在上海卻無法拍檔，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喜劇的地域差別性。
曾經輝煌的香港電影公司
香港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與大陸母體有過短暫的"分別"。期間多種文化共存交融碰撞的同時也給香港電影帶來了異於他處的面貌特徵。20世紀90年代周星馳喜劇電影的成功是他與香港市場雙向選擇的結果。一方面，周星馳的電影對小人物的刻畫極具香港本土特色；另一方面，無厘頭電影表面上對身體動作的極致開發，實際上隱含着深刻的社會內涵，透過其嬉戲、調侃、玩世不恭的表象，直接接觸事物本質。這種平凡人物的刻畫以及暗含的深刻社會內涵，深刻喚起香港觀眾心底的認同感。
曾經輝煌的香港電影
但隨着周星馳進軍內地市場，由於香港和內地文化的差異以及電影風格的差異，導致其電影風格無法與內地市場的氛圍或者道德判斷協調起來。包含周星馳在內的香港電影製作人並非對大陸文化了如指掌，沒有準確把握大陸文化根基和迎合大陸電影文化市場需求，使得影片差強人意。能否正確區分香港市場與大陸市場在文化認同、電影認同上的差異，能否準確把握新時代大陸市場的需求，是周星馳進軍內地市場所面臨的困境之二。
香港特殊的地理文化環境
隨着當今時代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年輕人展露頭角的機會增多，內地市場的後起之秀黃渤、徐崢、沈騰等一批青年演員將喜劇風格更多樣化的表達，贏得了不少觀眾的讚譽。如黃渤因《瘋狂的石頭》而成名，2009年更是憑藉《鬥牛》晉陞金馬獎影帝，後續一系列喜劇電影《101次求婚》《廚子•戲子•痞子》《心花路放》《瘋狂的賽車》《瘋狂的外星人》等均獲得觀眾喜愛。徐崢的喜劇作品如"囧"系列等也頗受觀眾喜愛。近幾年大火的開心麻花演員沈騰因主演喜劇片《夏洛特煩惱》一戰成名，其後續出演的影片《西紅柿首富》、《羞羞的鐵拳》、《飛馳人生》等帶有特別的"沈氏"幽默，都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成績。這些青年演員或是思維敏捷或是語言犀利幽默，戲劇作品各有千秋。然而，對於喜劇的無厘頭風格表演來說，周星馳之後尚未有接班人選，但不可否認的是喜劇文化需要傳承。
周星馳無厘頭喜劇
周星馳能否在多元化的喜劇風格之下再次脫穎而出是當下他所面臨的困境。不同時代的觀眾有着不同的欣賞並創造喜劇的方式，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電影創作觀念不斷革新流變，中國電影創作格局和美學形態也在不斷發生新的變革，周星馳導演能否從觀眾的切實需求出發，能否在日新月異的中國電影場域內深刻把握電影產業機制與市場規律，是其所面臨的困境中最為重要的一點。
四、對後現代解構主義的融合變通
在《新喜劇之王》里，依然有周星馳一貫的後現代解構主義的表現手法，是經典藝術手法的延續，同時也有一定程度的突破。按照周星馳電影的一貫藝術表現手法，通常是將一些劇情中的某個橋段和某些包袱精心安排設計並加以渲染，讓觀眾陷入自身對電影劇情習慣性的認知邏輯當中，然後再通過劇情反轉顛覆觀眾對傳統電影劇情的認知，從而產生一定的喜劇效果，解構藝術手法就體現在這種反轉之上。
中國電影的進步
後現代主義思潮於20世紀60年代最先在法國啟蒙，並延伸到社會各個領域，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20世紀80年代傳入中國，90年代在電影界展開熱議。在此理論下周星馳、王家衛等帶有反諷性並且碎片化風格的電影被歸結為後現代主義電影。關於後現代主義這一概念，目前學術界並未有普遍認可的統一界定，但不可否認的是，後現代主義是一種既對現代主義批判與否定又對現代主義發展與繼承的思維方式，它是與現代文明理論、風格等的決裂，並渴望從舊的壓抑限制中得到解放。
後現代主義
與後現代主義同起源於法國的解構主義，起初作為一種設計風格的探索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其強調打破現有的單元化秩序再重新創造更為合理的秩序，體現出一種支離破碎和不確定感，是對現代主義正統原則和標準的批判繼承。解構主義之於電影方面的應用方式主要是拼貼和戲仿，應用類型主要體現在解構人物以及解構敘事方面。周星馳電影即是通過拼貼和戲仿解構敘事類型的典型。
在影片中一開始因為車禍而受傷的老伯倒在車前，而如夢為他指導碰瓷技巧，這是就將觀眾的認知帶到習慣性的碰瓷場景認知當中去，而後面真實車禍的反轉就是直接解構經典的手法。再如，如夢頂着殭屍的妝容出現在父親的生日宴上，以頭頂菜刀的血腥方式給父親祝壽的場景；在片場中如夢腳踩導演示範她所理解的傳統意義上的"痛苦"的表演方式等場景，都是一開始讓觀眾陷入傳統的劇情認知當中，後通過反轉劇情產生較大的反差，這是如夢所理解的傳統意義上的表演方式，營造出了"周氏"傳統意義上的喜劇氛圍。
法國啟蒙主義
除對傳統直接性解構手法的延續外，在影片中還有周星馳對新的解構手法路徑的探析。較之傳統解構手法不同的是，這種新的解構手法面對的是內地觀眾，是建立在遵從內地主流價值觀基礎上的深層次解構。如影片中如夢與男朋友查理這一條感情線。一開始查理騎着腳踏車去接片場的如夢，兩人溫馨地同吃一根腸；後來查理鼓勵如夢追求內心夢想，為她加油打氣，勸她大膽試鏡白雪公主；再到後來如夢經歷挫折雨夜回家時查理深情地為她獻上一曲情歌，這些畫面溫馨且動情並無任何反轉暗示。
隨後畫風一轉，當如夢再次受到挫折與侮辱時，在雨夜的大街上看到暴露了身份的查理，這一幕比雨夜的寒冷更加浸入骨髓，使得查理成為"壓死"如夢演員夢想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樣的橋段設計觀眾並不陌生，與內地主流意識社會的思想形態不違和，諷刺了現今社會上的道德與情感欺騙，是一種對真情的解構。
周星馳導演之路漫漫長遠
除此之外，影片中還有如夢與父母這一條親情線。父親表面上處處看不慣如夢，對她惡言惡語又幾乎拳腳相向，但背地裡卻是默默關心照顧女兒，極盡自己所能為女兒爭取正當利益，體現出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深沉父愛，是對當今社會冷漠家庭、暴力家庭的一種諷刺與解構。影片最後，如夢在底層摸爬滾打十幾年，受盡了屈辱與歧視，但海選時突然晉級並封后。
她獲得成功這一橋段的設計也是一種變相解構，是一種與內地主流意識形態相通的勵志形式。這其中飽含了周星馳對底層升斗小民在生存邊緣艱辛奮鬥、努力掙扎的褒揚。由此可見，周星馳的這另一種解構路徑的探索是建立在對內地主流思想形態上的，體現出他在"北上"喜劇創作過程中為迎合內地市場所做的嘗試與努力，對新的解構路徑的探析也是其一定意義上的突破。
周星馳未來喜劇急需突破
結束語：
周星馳，曾引領一個時代喜劇的輝煌，其無厘頭藝術表演風格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於是觀眾將他推上神壇。這是觀眾對他前期藝術成就的一種讚許，同時也是對他後期藝術成就的一種期待。但是被推上神壇的周星馳承載了人們太多不合理的期待，當期待值未達到預期時會引發觀眾的失望。
《新喜劇之王》雖然在美學意義上進行了新的嘗試與突破，但整體呈現的效果並未達到理想的預期，一方面由於目前面臨的多重困境，另一方面新的嘗試與突破並未達到理想。由此我們不禁發問，今後的"星爺"將何去何從？如今觀眾對導演周星馳的身份雖有質疑，但很多觀眾仍對曾經鑄就經典的周星馳充滿期待。
參考文獻：
康寧.狂歡的奇觀——香港喜劇電影研究
李恆基.外國電影理論文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