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0日，張晉藩在北京家中接受環球人物記者採訪。（侯欣穎 / 攝）
學生們常常驚嘆
他“蓬勃的生命力”——
不論是學術上，還是生活上。
作者：許曄
張晉藩，著名法學家和法學教育家。1930年出生於遼寧瀋陽（祖籍山東煙台），現任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1952年至今，一直從事中國法制史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為我國法學教育和人才培養作出重大貢獻。今年9月，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
“我的眼睛不好。你站在我對面，離這麼近，我連你長什麼樣都看不清。”
採訪當天，張晉藩一句話就驚到了環球人物記者——知道他患有眼疾，但不知道他的視力已經如此模糊。
這些年來，張晉藩始終活躍在學術和教育前沿，讓人常常忘記他為眼疾所困。
他在查閱文字資料時，必須藉助能把字放大12倍的電子放大鏡，“傷眼睛，看10分鐘就頭疼”。
教導博士生時，他不得不讓學生把論文一段一段念給他聽，再逐字逐句指導修改。
他筆耕不輟，誨人不倦，寫出多部法學著作，培養出百餘名博士生。
今年9月13日，張晉藩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領獎那天，他坐着輪椅被抬進人民大會堂，上台時再由女兒攙扶到習近平主席面前。
“我不是腿有毛病，是走不動了。”張晉藩說，7月份，他頭一回感染新冠病毒，先後住了兩次院。“我從前走幾千米沒問題，結果領獎前預演只能走不到100步。”
如今，令他苦惱的是，記憶力似乎也下降了，過去幾千字的稿子說記就記，現在有時連“最熟悉的東西也突然想不起來了”。
“雖然毛病不少，但沒什麼要命的。”94歲的張晉藩笑着對記者說，只要身體能頂住，自己還要再“多讀一點東西、多做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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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8時30分，張晉藩便拿起放大鏡開始一天的工作。他早期帶出來的一些學生如今已經退休，而他每天依然工作四五個小時。
在旁人看來，他其實可以不這麼“拼”。作為新中國中國法制史學科的主要創建者，他出版了60余部專著、主編了20余部中國法制史教材，早已成績斐然。
“我上世紀80年代上大學時，學的就是張先生主編的教材。可以說，中國法制史專業的學生都是讀着他的書‘長大’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院長顧元說。
·張晉藩筆耕不輟，著作等身。
在張晉藩的諸多著作中，有一部不得不提：總計超500萬字、歷時19年才出版的《中國法制通史》。
它的編寫，源自張晉藩所受的一次巨大刺激——改革開放後，日本、美國的法制史專家來華交流，稱此前舉辦過3次中國法制史領域的國際研討會，但沒有邀請中國大陸學者參加，因為不知道該請誰，也不知道中國大陸有什麼代表性的理論成果。
張晉藩覺得這是極大的恥辱。
1979年，在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大會上，他號召集結全國的力量寫成一本像樣的書。
“我們要讓外國不敢輕視我們。如果不把中國法制史的中心牢固地樹立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上，我們就是不肖子孫；如果我們的後代要到外國去學習中國的法文化，我們就是犯罪！”
然而，當時全國搞中國法制史研究的也就20人左右，無論是人力、財力，還是研究基礎、資料狀況，各方面條件都還不成熟。
1985年，研究力量逐步充實，項目也申請到10萬元經費，作為主編的張晉藩留下1萬元，準備用於將來到人民大會堂開新書首發式。
“當時就是有這種決心，我們一定能夠把書編成。”萬萬沒想到，出版社出於眼前的經濟效益考慮，將不賺錢的學術著作一壓再壓，出版又成了難題。
經過多番努力，該書終於在1999年問世。張晉藩在人民大會堂開了新書首發式，至今想起仍然激動：“當時，除了中國的學者，日本、韓國、美國的學者都來了。大家覺得這套書從形式到內容都很好，盛讚它是‘世紀之作’。”
從這套書開始，中國法制史學的中心建立在了中國。人們給它起了個別名——“爭氣書”。
此後，張晉藩又歷時23年組織編寫了《中華大典·法律典》，歷時16年主編了《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
“張先生的一些著作還先後被翻譯成多種外文出版，讓外國學者進一步了解了中國古代的法制文明，並認識到其重要性和影響力。”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王銀宏說。
·1982年，張晉藩（前排左）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進行講學活動。
儘管著作等身，名揚海內外，但張晉藩“從不敢說一句狂話”，人生信條就是“不偷懶、不自滿”6個字。
用學生的話來形容：“他每天不看看書、寫寫字、做點學問，就覺得是在辜負年華。”
前些年，中國政法大學進行教職工考評，教師發表文章、出版著作、完成項目等都可折算成相應分數。張晉藩是終身教授，本不在考評之列，但學校將他的得分也統計了出來，以樹立科研標杆。結果讓很多人大受震撼：當時對教授的考評要求是每3年達到500分以上，但張晉藩的評分竟然高達4900多分！
張晉藩會時常回過頭去審視自己的成果。那些備受讚譽的著作，如今在他看來“要補的東西太多了”。
“比如《中國法制通史》的民族法制和經濟法制部分還不夠詳實，也缺少對全面依法治國新實踐、新經驗、新成就的梳理總結。”但綜合考慮後，他認為修訂此書的時機還不夠成熟。
最近，他又收到了兩卷新書稿，便興沖沖地告訴他的秘書張京凱，“後續可以做《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的修訂工作了”。
“張先生絕不是一個躺在功勞簿上休息的人，而是一位願意不斷探索、不斷前進的學者。”張京凱說。
儘管已過鮐背之年，但張晉藩每年還是堅持去學校給博士生上開學第一課。他說：“當前，我們最緊要的事情就是培養人才。”
“美國不怕你人多，怕的是你科學進步。老師要明確培養學生的目的是什麼，其實就是為了國家富強。這句話可不是空的，是現實擺在這兒，你國家不富強，人家就打你，處處限制你、訛詐你。”
這是張晉藩的親身體會。
他1930年出生於遼寧瀋陽，後經曆日寇侵華。記憶中，侵華日軍進城後，母親抱着他，和鄰居們聚在院子里，驚恐不已地朝一處看，嘴裡說“又殺了一個”。回憶起來，張晉藩說：“雖然那時我年紀很小，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記得很清楚。”
後來在偽滿洲國統治期間，他的父親和哥哥先後被關進監獄。“我父親是做生意的，被說成經濟犯罪，給抓走了，等他出獄後，生意全‘黃’了。我哥哥是小學教員，被說和幾個人組成了反日小團體，也給抓走了，直到東北光復後才被放出來。”
戰火紛飛的年代，張晉藩不放棄任何求學的希望。
採訪中，他拿出一份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華北日報》的複印件，氣憤地對記者講述當年東北流亡學生所遭受的迫害。當時，國民黨組織他們進行綜合考試，承諾合格的人可以編入北京的臨時大學。可到了北京後，他們不僅沒書讀，甚至沒飯吃、沒地方住。
“學生們‘爆炸’了，開始遊行示威。國民黨就派出兩輛裝甲車，突然用機關槍掃射，震得樹葉都落了。我們嚇傻了，趴在地上，那7月的柏油路真是燙人……”
但這件事在《華北日報》上竟被描述為“暴徒開槍，學生、軍警互有死傷”，學生看到後“破口大罵國民黨顛倒黑白”。
東北解放後，張晉藩聽說老家成立了一所大學，便冒着槍林彈雨往回趕，可惜等他到時，學校已經滿員。沒辦法，他只好再次前往北京。
他於1950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法制史專業讀研究生，1952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3年，他被調往中國政法大學，曾任研究生院院長、副校長、中國法制史研究所所長，如今是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
·張晉藩使用電子放大鏡閱讀文字材料。
在求學之路上，讓張晉藩印象很深刻的老師是何思敬。“他講的很多東西，我們一輩子受用。比如他講外國法制史時，強調學歷史是往後看，但人要往前看。學歷史，就是以史為鑒、古為今用，讓歷史裡有用的東西來為今天的現實服務。”
張晉藩十分認同這一點，現在也常常對後輩講，“我們不僅要用顯微鏡看歷史，還要用望遠鏡看歷史，看看歷史發展的前景是什麼，要有預見性，才能真正達到學歷史的目的。”
張晉藩不希望學生讀死書、死讀書，而是一定要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做學術研究。
早年任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時，他便提出，如果學生寫論文需要做社會調查，那麼費用由研究生院來出。這種信任給了當時的學生極大的鼓舞。“大家都很願意去做社會實踐，結束後也會主動把剩餘的經費全部上交，沒人私吞。”張京凱說。
張晉藩很重視學生的創新性，總強調論文的選題一定要有價值，“辛辛苦苦做一個重複性的選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他的學生、法律史學研究院副院長陳煜說：“張先生很多研究成果都是開風氣之先。比如上世紀80年代末，他與中國人民大學的郭成康老師合作出了一本《清入關前國家法律制度史》。在此之前，從未有人系統地介紹過清入關前的法律制度。他奠定了中國法制史學的結構範式，因此我們才有了縱向是歷史、橫向是法學的框架。”
“蓬勃的生命力”
10月底，《張晉藩全集》的執行主編、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副院長羅冠男去找張晉藩開會。張晉藩同她閑聊，說鼎泰豐停業閉店前的最後一晚，他去店裡吃了頓小籠包。今年夏天，他想吃松鶴樓的面，也立馬動身去了店裡。
“張先生非常享受生活中的樂趣。”羅冠男說，只要條件允許，他每年中秋節都會組織大家去頤和園遊船或去他家賞月。
他愛寫詩，賞秋景、賀新年時總會寫上幾句。去年中秋，他詩興大發，寫了3首抒懷，其中一句是：“莫譴歲月礬雙鬢，日寫春秋心自閑。”
張晉藩從不抽煙。他喝酒，但每次只喝一小杯紅酒，喝完便不再繼續，怕喝多誤事。他鍛煉的方式是打太極拳，打了70多年，如今雖體力大不如前，但哪怕打不完一整套，也堅持每天打10分鐘。
學生們常常驚嘆他“蓬勃的生命力”——不論是學術上，還是生活上。
張晉藩並非沒有情緒低谷。2018年4月，他的夫人林中去世。他對記者坦言，這對他影響很大，“她一走，我六神無主了好一陣子”。
兩人是保送留蘇時認識的，但最終都沒去成。“我們倆筆試、政審都過了，但體檢沒過。”
留學不成，但兩人越聊越投機，1955年喜結連理。“我是搞法制史研究的，她是搞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她中年耳朵不好，我當她的耳朵；我後來眼睛不行，她當我的眼睛。弟子們都說我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
他們相互扶持的溫馨時刻，印刻在學生們的腦海中。陳煜說：“師母那時耳朵不好，先生就負責下廚。有一回他知道我也會做菜，還跟我在烹飪上進行了一番交流。”
2015年前後，林中患病，張晉藩開始四處奔波、尋醫問葯。張京凱記得，“2013年，我考上先生的博士生時，先生是滿頭黑髮，幾乎沒有白髮的。師母生病後，我們眼看着他的頭髮從黑變黃，又從黃變白，整個人特別憔悴”。
在愛人生命的最後半年時間裡，張晉藩暴瘦了十幾斤。學生們一度為他的狀態感到擔憂。好在，在小女兒的陪伴下，他堅強地走了出來，一如既往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他把家裡只有初中文化的保姆也培養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打字員兼資料查找員。“比如我讓她幫我找找顧炎武的資料，她很快就能幫我找到。”
張晉藩改不了的是“操心”。兒子去看醫生，94歲的他親自陪着去。學生因私出國，臨行前，他發紅包，讓學生在外“給子女買點好吃的東西、好看的衣服”。當然，他最操心的還是教育，“有時晚上一想這些事，一宿就睡不着了”。
當年為了給妻子治病，張晉藩將位於北京五環外的舊居賣了。沒用完的錢，他這幾年捐了出去，先在煙台大學法學院捐建了“張晉藩閱覽室”，又在中國政法大學捐建了“薊門法史書苑”。
在這所全國唯一的以“法史”為主題的書苑內，掛着兩幅張晉藩親筆題下的字，一幅寫着“繼往聖絕學”，一幅寫着“通古今之變”，這是張晉藩一生的學術追求，也是他對年輕學子的殷殷期盼。
監 制： 張建魁
編 審：蘇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