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寫作以來，常有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問我，你為什麼寫作。在不同的時候我有不同的回答，現在總體來看，我的回答很簡單。我有話要說，如鯁在喉，必吐為快，所以寫作。有話而不說，怎麼對得起我是人。
不知為什麼，從少年時起我就注意到“人”這個字。記得上初中的時候，我給自己寫了一副對聯：“簡簡單單不礙賞花望月事，平平凡凡自是頂天立地人。”那是一個少年對“人”的很幼稚的認識。隨着年齡增加，認識自然也提高。但我仍然鍾愛我的少作。
人是萬物之靈。人在大自然里有特殊的地位，這是經過億萬年的進化得到的。中國文化對“人”的認識很明確。《中庸》有云：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荀子》講過：“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這就是說，對這個宇宙，天、地、人各有貢獻。《三字經》里的“三才者，天地人”，也清楚地說明，人與天地是一個級別。宋人還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我把這理解為，天地間如果沒有人，就永遠不會有智慧。
人有智慧、能思想、能說話，這是天賦。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說出來，應該是不成問題的。我是人，我有智慧，我經過了、想過了，我要說出我的所見所思。我是有話要說才寫作。在漫長的寫作生涯中，我始終是一個業餘作者，目的很明確，就是有話要說才說。
隨着歲月流逝，我的寫作也算有些成績。我逝去的生命主要是留存在我的作品裡。作品要立得住，書中人物要活起來，必須有作者的貞元之氣，虛情假意是不行的。“誠為詩之本，雅為詩之品”，“誠”與“雅”是古人元好問的創作主張，現代郭紹虞教授把它們引申為十字訣。我在寫作中一直奉為圭臬。
翻開這部文集，最先看到的兩篇文章，是上世紀80年代初，我的第一本小說散文集的佚序和代序。我平生只請過一個人為我的書寫序，那就是我的父親馮友蘭先生。他欣然應允，寫了一篇短文，但沒有通過出版社的法眼，不能刊用。當時正好有孫犁先生評論我的小說《魯魯》的文章《人的呼喊》，父親建議用作代序，孫犁先生贊同。出書時，文章的標題被改為《肺腑中來》。這兩篇文章指導我、鼓勵我在寫作的崎嶇路上奮力前行。
我的寫作生涯是一條山溪，溪流婉轉，時急時緩，水聲多變，時高時低，總是從我的生命得來。我知道餘生有限，我只有一點希望，總起來說那就是自由。能夠得到作為一個人應該享有的自由——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達。其實這很簡單，不是嗎？希望不會永遠停留為希望。
（作者為當代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