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博文｜元大德七年的那一場地震

2024-07-31 04:40:18 娛樂頭條 2513℃

“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壓死不可勝計。”

“八月辛卯夕，地震，太原、平陽尤甚，壞官民廬舍十萬計。平陽趙城縣范宣乂、郇堡徙十餘里。太原徐溝、祁縣及汾州平遙、介休、西河、孝義等縣地震成渠，泉涌黑沙。汾州北城陷，長一里，東城陷七十餘步。”

“丘陵為池，城郭為陂。……於時死者二十餘萬人，禍其慘毒。”

以上記載分別來自《元史·成宗本紀》《元史·五行志》以及明萬曆《臨汾縣誌》等史料。這些令人懼怖的文字都指向同一次災變，即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以平陽府（府治在今臨汾市堯都區）趙城、洪洞兩縣為中心的強烈地震。這場災難在現代被稱為洪洞地震，又稱洪、趙地震或河東地震。

這次地震的影響範圍廣、造成破壞大，史志、碑刻和私人筆記中均有大量記錄。由於參考資料豐富，現代的地震研究者較早地關注到了這次地震，將其視為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古代地震的適宜對象。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學者廣泛考察了與這次地震相關的遺迹，搜集了大量史料，認為這次地震的震中位於洪洞、趙城（今已併入洪洞縣）兩縣之間（此次地震震中亦有靈石、霍州間一說），震級達八級，烈度為十一度。通過累加各地史料中記載的遇難者人數，可估算出此次地震遇難的總人數在二十萬以上。

現代地震學將因板塊運動、碰撞形成的帶狀區域稱為地震帶，處於地震帶中的地區往往地震頻度高、強度大，在內陸地區還經常呈現出震源深度淺的特徵，極易造成巨大的破壞。洪洞、趙城所處的臨汾盆地即屬於汾渭地震帶。汾渭地震帶北起河北的大同-宣化盆地，經陽原、蔚縣入晉北，再沿太行山一路南下至晉南，止於黃河對岸的渭河谷地。它如一條割裂中國北方的蜿蜒折線，將宣大邊鎮與秦川腹地連結起來。只是這連結無關血脈或文化，而是意味着災難的傳遞。

在地震帶的另一端，“渭”也同“汾”一樣飽經地震的蹂躪。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公元1556年1月），處於渭河谷地的華州（今渭南市華州區）就曾發生過同樣慘絕人寰的劇烈地震，震級與烈度應與洪洞地震相當。據萬曆年間編修的《華州志》追述，當時的華州“山川移易，道路改觀，屹然而起者成阜，坎然而下者成壑，倏然而涌者成泉，忽焉而裂者成澗，民廬官廨，神宇城池，一瞬而傾圮矣。民之死於變者不可勝記，間有生者，亦病不能興。地方殘破，盜賊發生，莫此為甚”。這場地震中，包括華山西嶽廟在內的公私建築塌毀無算，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與關中相鄰的陝北、隴東、晉南、豫西等地也有嚴重的災情。如洪洞地震一樣，華州地震也發生於夜間，數十萬人於睡夢中失去了生命。不僅逝者再也沒有機會聽見新年的鐘聲，活下來的人又何嘗不是如此——震區的城鎮怕是難以找出一座完好的鐘樓，或是一口能夠鳴響的銅鐘。

地震摧毀的不只有磚瓦土木，看似堅固的石材也難逃一劫。如果你到訪過咸陽文廟，可能會對碑廊牆壁上鑲嵌的數塊碑石殘塊有印象。殘碑的書法古樸雄健、張弛有度，文字中夾雜着極具特點的武周新字。這些殘塊來自武三思撰文、李旦書丹的《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即武則天稱帝後在其母楊氏墓前樹立的一座高大巍峨的神道碑。在華州地震中，這塊巨碑倒塌碎裂。由於地震導致了渭河河堤部分崩塌，震後又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重新開採石材，當時的咸陽縣令遂將破碎的石碑“廢物利用”，當作石料填入河堤。清初渭河發生決堤，衝出了部分殘石，最終入藏文廟。殘碑破碎的邊緣如同一種象徵，彷彿在提醒觀者，地震曾給大地留下多麼慘烈的傷口。

《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殘石之一

地震也的確會在土地上留下深刻的烙印。考古發掘時常能將地層中的古代地震遺迹重新揭露出來。以西安西郊的張旺渠宋金時期村落遺址為例，考古人員在遺址中清理出四條由砂土液化形成的砂脈，而砂土液化一般是周邊一百公里範圍內發生的六級以上地震所引起的。考慮到砂脈打破了一些宋金時期灰坑，又被清代、民國時期的道路疊壓，這些砂土液化的跡象很可能是以華州地震為代表的幾次明代強震造成的。同樣是在關中地區，藍田新街遺址的考古發掘也發現了地震的遺迹，除了砂土液化還有文化層錯動、砂土混雜略裹等現象，不過這些遺迹所反映的地震發生年代甚早，在距今約五千年的仰韶文化晚期。

更為著名的例子是位於青海民和縣的喇家遺址。該遺址最廣為人知的特徵有二：一是出土了距今約四千年、由小米和黍子製成的麵條狀食物；二是數組相擁而亡的人骨，這些人骨均發現於建築遺址中，或蜷縮於牆角、或正向門外奔逃，呈現出成年人以身體護持兒童的狀態，尤其是f3房址中發現的一具懷抱兒童女性人骨的影像最常被引用。令人動容的是，根據線粒體dna分析結果，此二人很可能並非母系血親，也就是說，他們至少不是母子關係。無論是出於姑侄、堂姐弟等父系血親的親情，還是同一氏族朝夕相處的感情，抑或單純的人類愛護童稚的本能，成人在災難發生的時刻奮不顧身地保護幼童，但終未改變罹難的結局。考慮到這些房址均有不同程度變形、坍塌，結合人骨的異常姿勢和骨折等情況，喇家遺址反映的顯然是一次地震的災難現場，遺址中的砂土液化、地面開裂、地層錯位等現象也可作為佐證。地震不僅是屋內居民遭埋壓遇難，震後發生的嚴重洪水迫使倖存者也不得不放棄曾經的家園。

喇家遺址f3房址中清理出的人骨

除了山洪、暴雨等次生災害，強震之後往往還會發生持續的餘震，使災區的情況雪上加霜。大德七年洪洞地震後，大地就久未歸於平靜，一系列的餘震紛至沓來，持續了數年。餘震不止發生在臨汾盆地，而是沿汾渭地震帶間續出現於大同、懷仁等地，用一種殘酷的方式來印證這條地震帶的存在。

震後的平陽府不僅百姓死傷慘重，倖存者也多因房屋塌毀而無家可歸，不斷的餘震加上洪水、冰雹、旱災，生產活動遲遲無法恢復，逐漸演變為嚴重的饑荒。而元朝政府的統治效率在封建王朝中絕對稱不上優秀，儘管元成宗屢次下令撥款賑濟、減免賦稅、開放官有山林河湖供百姓採集捕獵，依舊很難扭轉局面，震區的社會秩序已到了崩潰的邊緣。由於古人認為地震是由山神之怒導致，幾乎束手無策的政府只得將自己解決不了的蒼生之事付諸鬼神，派員告祭位於平陽府境內、“五鎮”之中鎮的霍山山神，又將平陽改名晉寧、太原改名冀寧，希望能對大地加以安撫。

這些虛無縹緲的努力當然不會有什麼收穫。在對百姓長達數年的蹂躪之後，自然才結束了它暴虐而肆意的宣洩。然而，即使餘震停息，人們心中的震動顯然不會輕易歸於平靜。

對沒有真正見識過強震巨大破壞力的人而言，文字記載帶來的震撼也許還不夠直接。在我本人的記憶中，印象最為深刻的地震當屬汶川地震。我心中烙印最深的反倒不是地震發生時大地搖撼、樓宇晃動帶來驚慌與恐懼，而是震感逐漸平息後，媒體報道中的震區慘狀、爭分奪秒的救援行動，以及持續時間更長的災後重建，時刻被牽動的心緒至今記憶猶新。時隔十餘年，映秀鎮的斷壁殘垣依舊令參觀者動容，倖存者的生活與成長仍然能夠引起人們的關注。旁觀者尚且如此，對那些被地震徹底改變了生活的人而言，為地震所晃動的心弦更是久久難以平靜。需要他們重建的不只有家園，還有自己的內心。

帶着這份古今共通的心緒，劫餘的平陽府也蹣跚着開始了重建。趙城縣有一座廣勝寺，據傳始建於東漢而興盛於唐宋，不僅是地方首屈一指的名寺，在整個山西都享有盛名。關於它有太多故事可講，例如漢傳佛教的重要藏經《趙城金藏》就曾收藏於廣勝寺彌陀殿內，據說抗戰時曾遭日寇覬覦，幸得太岳區軍民保護而幸免於難，最終被護送至北京入藏國家圖書館。寺內的十三層樓閣式琉璃磚塔還在央視1986版《西遊記》電視劇中獲得了戲份，唐僧師徒金光寺掃塔一集即在該塔中取景。

廣勝寺的其他歷史暫且按下不表，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到洪洞地震之後。由於地近震中，寺院建築幾乎盡毀。位於霍山南麓的廣勝寺不僅是當地百姓的精神寄託，還兼有安撫山水之神的職能。因此，即使震後的生活已極端困難，僧俗仍能勠力同心，數年間就重建了寺內的主要殿宇。

廣勝寺還有一處附屬的廟宇，它圍繞霍泉而建，名為水神廟。霍泉因發源於霍山而得名，泉眼湧出的水量甚大，附近百姓由此築渠引水，對周邊土地灌溉助益甚大。為了感謝這上天賜予的福澤，人們在泉眼旁修建廟宇，以供奉水神明應王。為了恢復生產，霍泉灌區的百姓在地震當年的十一月就着手修復灌渠，同時開始募集資金，於震后兩年的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啟動了水神廟修復工程。由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豎立的《重修明應王殿之碑》可知，在“地震河東，本縣尤重，靡有孑遺”的滿目瘡痍中，百姓“富有者施財，貧薄者出力”，耗時十五年方才完成了水神廟正殿的重建。從碑陰的捐資者題名來看，重修事宜由廣勝寺戒師牽頭、灌渠管理機構組織，出資人多來自附近享受霍泉灌溉之利的村莊，趙城縣的達魯花赤、縣尹等地方長官也參與其事。

碑文中，作者描述了自己“詢之故老”而得知的往日祭祀明應王的場景：“每歲三月中旬八日，居民以令節為期，適當群卉含英，彝倫攸敘時也。遠而城鎮，近而村落，貴者以輪蹄，下者以杖履，挈妻子與老羸而至者，可勝既哉？爭以酒肴香紙，聊答神惠。而兩渠資助樂藝牲幣獻禮，相與娛樂數日，即其厭懨，而後顧瞻戀戀尤忘歸也。”春日裡，附近百姓扶老攜幼來到水神廟，向明應王獻上美酒佳肴，焚香燃紙祈求水神繼續護佑一方。灌渠的管理機構還會出錢捐物，請來戲班在廟中表演，既為娛神，也為娛人。持續數日的慶祝活動一定能給人們帶來年節般的歡樂。

地震不僅摧毀了明應王的宮殿，也摧毀了廟中上演樂舞的戲台，過去的美好已化為夢幻泡影。重建殿宇之後，人們並未就此滿足，他們不只要重建信仰，還要重建昔日的歡愉。又是五年的集腋成裘，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的水神廟明應王殿終於完成了殿內的彩塑、壁畫，徹底宣告完工。不同於寺觀壁畫常見的水陸法會、諸神赴會、佛道故事等題材，明應王殿的壁畫充滿了世俗的趣味。畫中除了描繪人們向明應王祈雨、明應王如約降雨等主題場景外，還有多幅明應王及其隨侍人員的生活、娛樂場景，如打球、下棋、梳妝、烹飪。殊為珍貴的是，南壁東側繪有一幅戲曲題材的壁畫。畫面中，一個十餘人規模的戲班正粉墨登場，台上懸掛着時稱“帳額”的橫幅，寫有“大行散樂忠都秀在此作場”“堯都見愛”“泰定元年四月□日”的大小字樣。舞台上，居於核心位置的男裝女演員當是風靡堯都（指平陽府）的台柱忠都秀，幾位末、凈演員在身旁配合，他們身後的樂師正在擊鼓、吹笛、拍板伴奏。舞台背景懸掛着時稱“靠背”或“神”的大幅帷幕，另一位演員正挑開幕布，似要從幕後來到台前，賦畫面以動感。

這幅壁畫讓原本只能於文獻和墓葬出土文物中領略元雜劇風騷的今人有了一幀鮮活的影像；但它對泰定元年的本地百姓來說也許不見得稀奇，因為這很可能是對他們所見所聞的真實寫照。儘管古代壁畫匠人大多是依靠手中已有的畫樣和粉本來開展工作，但我更願意相信，畫匠偶爾也會來一次寫生。也許就在一個月前，水神廟中斷已久的三月祭神活動終於恢復。為了歡慶即將完工的重建工程，人們請來本地名角領銜的戲班的登台獻藝。地震的倖存者、震後的新生兒聚集在戲台前，台上唱的不知是《贈綈袍》《除三害》還是《二郎斬蛟》？在這片誕生過元曲大家鄭光祖的土地上，戲班們想必很“卷”，觀眾的欣賞水平也一定很高。二十年過去了，為了家鄉能恢復舊觀，百姓究竟付出了多少血汗淚水？含辛茹苦的他們理應獲得這樣的歡樂，讓疲憊的身心得到片刻的放鬆。

也許，正在殿內繪製壁畫的畫匠也觀看了忠都秀的精彩表演，為現場的氣氛所感染，於是決定這次破例不用粉本，而是改用費時費工的寫生手法將這個令人動容的時刻定格。畢竟平陽“卷”的不只有戲曲，畫師同樣藏龍卧虎。在大致與此同時的芮城縣，來自平陽府襄陵縣的朱好古團隊正在為永樂宮繪製壁畫，想來接下水神廟活計的畫匠一定也是身手不凡。這寫實的戲曲圖，是否也包含着他幾分炫技的意味？

遺憾的是，困難境況下的集資重建活動並非總能成功。民國時期，廣勝寺已殘破不堪，無錢維修殿宇的寺僧將下寺前後殿的《熾盛光佛佛會》《藥師經變》等壁畫出售給古董商人，後被盧芹齋倒賣至美國，收藏於納爾遜-阿特金斯及大都會博物館，成為中國海外流失文物的象徵。僧侶們在碑刻中忠實記錄此事，闡述了自己的無奈：“眾議以為修廟無資，多年之憾，舍此不圖，勢必牆傾像毀，同歸於盡。因與顧客再三商榷，售得銀洋一千六百元，不足以募金補助之。”

廣勝寺水神廟正殿戲曲壁畫

雖然正殿保存了珍貴的元代戲曲壁畫，但水神廟當年名角作場的戲台已不復存在，現存者為清代重建。而在平陽府治臨汾縣之西北，有三處元代戲台幸運地保存至今，其中兩處都留下了明確的斷代文字。位於魏村鎮的牛王廟戲台有兩根鐫有題記的石柱，分別是“蒙大元國至元二十年次癸未季春石泉南施石人杜秀”和“維大元國至治元年歲次辛酉孟秋月下旬九日立石”。兩則題記勾勒出這座戲台的歷史：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新建，損毀於二十年後的洪洞地震，後於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重建。不知道曾於至元年間出資的杜秀有沒有經歷洪洞地震，是否活着見到了新戲台落成？

東羊村的后土廟戲台的題記則記錄了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村民王子敬、王益夫父子出錢購買石材，請同村石匠王直、王二鑿成柱形、刻出蓮花化生童子浮雕，再由村民一同搬抬至后土廟內充作戲台構件一事。宋元時期，這類戲台有舞亭、舞樓、樂亭等多種稱呼，一樣是寺觀中上演酬神戲曲所用。上述兩座戲台中，前者所在的牛王廟供奉的是主管家畜和人類健康的牛王、馬王、藥王，後者所在的后土廟則供奉着掌管土地的東嶽大帝、后土娘娘。

洪洞震後，這兩座戲台分別用了十八年和四十二年方才重建完畢。相比民間一磚一石的緩步累積，公權力建築的重建能夠動用官帑，速度自然要快得多。例如平陽府霍州的官衙，重建從地震次年就已啟動，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即勒石告成，大約僅用時一年。而在地震發生時，黃土地帶常見的磚混房屋和土坯、磚券窯洞等民居，其抗震性能本就不如官署和公共建築。因此，越是下層百姓死傷和損失越重。有人說“天災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若災害真的發生，不平等只會更為強烈地顯現出來。

臨汾東羊后土廟元代戲台

在震區的其他地方，百姓也積極進行着重建廟宇、重塑神像的活動。人們想要重塑的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希望。畢竟普通人大多屬於現實派，是因為相信神靈能夠保佑本地風調雨順、百姓幸福安康，才會願意對土偶頂禮膜拜。大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山西省文管會收到了大寧縣寄來的一塊木牌，正面墨書“桑俄村河白將軍為記眾村打塑裝鑾立士四尊大德柒年八月初六日戍時地震，平陽路倒塌房舍七分，塌死人肆拾柒萬五千八伯。大德柒年八月初六日，地不住的動。至大德拾壹年，震不住。不知已後如何？自動過，天旱三年不收。至大德拾壹年，人民離家、失業、飢餓。每斗米、麥計抄三兩五錢，粟每斗二兩五錢。至秋好收（缺數字）打塑裝鑾河白將軍”，背面書“願心自己工錢裝塑河白將軍正神張泰妻鄭氏次妻氏男張榮、張提領妻趙氏願合家安樂大小無災大德拾壹年九月初三日打塑裝燮永遠為記張榮置”。

這塊木牌原本應屬某尊神像內部的裝藏，因塑像損毀而重新暴露出來。在這篇白話夾雜着白字的題記里，張榮記載了洪洞地震時自己經歷的災區慘狀。他捐出自己工錢重塑毀於地震的河白（伯）將軍像之目的也很直接，就是希望神靈繼續保佑地震中倖存的自己和家人，未來仍能闔家平安喜樂。他在文中先描述了震後農田失收、糧食騰貴的情況，又說震後第四年“至秋好收”，說的不知是當年秋天糧食終於豐收，還是在表達自己的願景？從落款日期為九月來看應當是前者。我們當然也希望是前者，希望年景終於好轉，家中生活已不似前幾年那樣困苦，張榮才能有餘錢來重塑神像。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稱地震遇難者人數達四十七萬五千八百。這一數字超過了《元史》記載的平陽府戶籍人口總數。即使考慮隱匿戶口、流動人口等因素，這個數字似乎也有些太高了，不知張家是由何種方式得出？

無獨有偶，襄汾縣小鄧村也發現過類似的神像裝藏木牌，寫有“平陽、太原盡皆土平，打死人一十萬有餘”“神堂、寺觀、聖像全無，本村壞毀打碎”等內容，落款為鄧君璋，時間早桑俄村木牌一年。不同於陳列在寺觀內、供過往者閱讀的碑刻，這類題記一般裝於塑像體內，神靈或上天才是它的目標讀者。當然，或許作者也想以這種特殊的方式，為自己親歷的時代留下一則隱秘的記錄。

也有人選擇了其他的記錄方式。永和縣閣底鄉吾兒嶺上保存有一處摩崖石刻，內容為：“戌時地震，平陽一路人口死傷一十七萬六千三百六十五口，五萬四千六百五十戶。傷殘人民五萬四千餘戶。大德七年八月初六日戌時地動。”另一則題記與其相鄰，內容是：“鐵羅村李善，至元三十年八月一日，三十四定具鈔買了卧鹿山，元貞三年閏四月十五日住坐。”從中可知，這位李善於1293年買下了卧鹿山，1297年搬到山中居住，六年後在此經歷了洪洞地震。李善的家鄉鐵羅村可能就是卧鹿山西南約二十公里、位於黃河岸邊的鐵羅關村。是何原因讓李善從本村遷出，到卧鹿山買山居住？地震中他有何具體經歷，又是如何得出如此詳盡的傷亡數字？我們已不得而知。只有勒于山石之上的幾行文字，留下了地震來過、李善曾經歷過的證據。

《桑俄村河白將軍為記》木牌

《元史·孝友傳》和各級志書還記載了另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洪洞地震發生時，廣勝寺附近的郇堡村發生了大規模的地體滑移，地表的土體在地震波的影響下沿着洪積扇滑動，如多米諾骨牌般在坡度地帶次第傳遞，“其土之奮怒奔突數里，跨澗堙谷”。大量黃土碎屑湧向了西南方向的營田村，幾乎將村莊完全摧毀，唯有李忠、李恕兄弟家得以倖免。官府於事後前往了解情況，發現李氏兄弟幼年喪母，兩人由母親宋氏辛苦撫養長大，成人後對母親也極為孝順，於是得出結論：宋氏之“節”與李氏之孝感天動地，因此地震大發慈悲放過了李家，地方官還在營田村中立碑旌表其事。

從科學角度來看，李家的幸運大概率是因為房屋恰好位於特殊的地理位置，避過了滑移傾瀉之土的衝擊。當然，在那個懵懂的時代，人們對自己無法掌控、難以了解的事物做出任何解釋都不奇怪。曾任集賢館學士、國子祭酒，名列《元史·儒學傳》的大儒蕭在洪洞地震後寫下過一篇《地震問答》，詳實記錄了“涌堆阜、裂溝渠，壞牆屋、厭人畜，死者無數”的洪洞地震後，因餘震不斷，“民皆廬於空庭市道，以火繼晝，不可禁。惴惴焉莫能寧處。閭巷焚楮幣告謝者無日無處無之”。蕭認為，地震是因為“天地大變”，而天、地、人為一體，人為“天地之心”，正是由於“人之不學”“由人而失”，才導致天地“失其理”，人的過失是造成地震的根本原因。接下來，此公又寫下洋洋洒洒六千餘言，引經據典痛斥國家教化不行，今人道德淪喪、不修正氣。篇末則希望國家和個人都能利用這次災難自我反思，在未來“感動奮發”，將壞事變為好事。面對天災，無力救災而派官員向山神告饒的無能政府，與痛心疾首告誡人們要修身養性的唯心大儒，不知兩者誰更無用？

洪洞義旺村中鎮廟保存的兩塊碑刻，分別記錄了朝廷1303年因地震、1309年因餘震不止而兩次派員祭祀霍山的情況

地震不僅奪去了許多生者的性命，還攪擾了已逝者的寧靜。2021年，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在洪洞縣甘亭鎮西孔村發掘了一批元墓，其中一座編號m33的墓葬出土了一件墨書買地券。買地券是一種廣泛流行於古代墓葬中的“土地憑證”，宋元時期更是極為普遍。買地券借用了現實中土地買賣契約的形式，象徵著死者買下了墓地作為陰間居所，但內容多為虛指，例如花費“九千九百九十九貫錢”購買了“上至青天”“下至黃泉”四方至四神範圍內的土地。它還常與道教符籙相結合，有避邪、厭勝之意。

m33出土的買地券記載了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郭家改葬先輩之事。郭氏先塋“因為地震損壞”，後人“累次祭祀不忍”，於是在“本村西北老祖塋”內重修了墳墓。從時間來看，郭氏舊塋大概率是在洪洞地震中遭到的破壞。m33的結構也頗為特殊，墓室內放置了數十件體量較大的陶罐、陶盆、陶缽，其中有二十一件內裝人骨，墓道的西側壁龕內也發現了少量人骨。綜合來看，郭氏子孫應當是從破壞嚴重的祖墳中收殮了二十餘位先人的遺骨，統一遷葬到一座新墓內。由此可見，當年的地震對地上、地下建築都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郭氏祖塋可能損毀非常嚴重，不僅難以修復，甚至連各人名位都很難分清，只能集中一處聚族攢葬。類似的情況在孝義縣賈家莊元墓中也有發現，墓室牆壁上有“大德七年地震倒進房屋土平人民君死無人埋葬□月初六日地震房”墨書，可惜文字殘缺較多，難以詳知其事。墓主可能是地震遇難者，也可能如西孔村元墓一樣因舊墓震毀而遷葬。令人稍感寬慰的是，人們能騰出手來重整先人舊墓，應該意味着災區的生活情況已經初步好轉。

洪洞西孔村元墓出土買地券

在人們的努力下，繁華市鎮、阡陌交通又重現盆地之上。傷口逐漸癒合後，碑石上的文字就充作愈後的疤痕。然而，不仁之天地不會因某地曾遭厄運就報以同情，在下次對它高抬貴手。熬過了元、明、清兩次易代戰火的人禍，天災又開始在平陽府的地下醞釀涌動。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平陽再次發生了不亞於三百多年前強度的地震，商貿發達、人口稠密的平陽府又遭滅頂之災。據康熙《平陽府志》記載，當日傍晚“有聲如雷，城垣、衙署、廟宇、民舍盡行倒塌，壓死人民數萬。各州縣一時俱震，臨汾、襄陵、洪洞、浮山尤甚”。除了人員死傷、房屋倒塌，當地百姓積年之功修築的引汾灌溉工程也受到嚴重破壞，能夠支撐大規模人口生息的農業基礎慘遭傷筋動骨之禍。

臨汾大雲寺琉璃塔，康熙平陽地震將原塔震毀後重修

面對無力避免的災難，人們只能不斷從廢墟中爬起，掩埋親友的遺體，療愈受傷的身心。他們沒有拋棄位於地震帶上、潛藏着災禍的家鄉，而是從瓦礫中開始再度重建家園。這堅忍不拔的品質當然值得頌揚，但也透露出深刻的無奈：儘管我們的國家幅員遼闊、地跨山海，但能供耕種養殖、繁衍生息的土地其實十分有限。高山與荒漠尚且有人艱難地墾殖放牧，人們又如何能為避震而割捨這片依伴着汾水的豐饒盆地呢？

在重建家園與身心的過程中，慚愧也許是倖存者常會生出的情緒。當他們將自己的幸運視為對遇難者的虧欠時，也許可以這樣自我安慰：告訴自己要將生活繼續下去，還要儘可能過得精彩，努力把遇難者失去的那份也補償回來。然而，古人早在“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枉作”的感慨中戳破了真相，失去的終已失去，踏上蒼茫冥海的人們再不能體驗到人世間的苦辣酸甜。

即便如此，生者仍會將災難的經曆書寫或口傳下來，為故人，為時代，也為自己。碑石、建築、文字會成為紀念碑，人們的記憶也會是無形的力量，與扭曲與遺忘對抗。當然，自然會拿起時間這一終極武器，試圖抹除自己在人間肆虐的罪證。的確，時過境遷，紀念碑會腐朽崩塌，記憶也會隨肉體消散，但大地的裂痕無法輕易被抹去。它終將被發掘出來，為曾經身陷塗炭之中的生靈作證。

本文圖片、引文均來自下列文獻，文中不一一註明：

（一）徐岳仁，何宏林，李文巧等：《1303年洪洞地震宏觀震中修訂的新證據》，《地震地質》2018年第5期。

（二）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山西地震隊宏觀調查組：《1303年9月17日山西省洪趙縣地震考察報告》，《山西地震》2003年第3期。

（三）丁岩，岳連建，胡珂：《陝西西安張旺渠宋金遺址——發現灃河變遷和地震砂土液化跡象》，http://kaogu.cssn.cn/zwb/xccz/202107/t20210701_5344397.shtml。

（四）姚大全，邵晶，陳安國等：《陝西藍田新街仰韶遺址史前地震遺迹的發現和初析》，《地球物理學進展》2012年第2期。

（五）呂厚遠，李玉梅，張健平等：《青海喇家遺址出土4000 年前麵條的成分分析與複製》，《科學通報》2015年第8期。

（六）王明輝：《青海民和喇家遺址出土人骨研究》，《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七）周強，張玉柱：《青海喇家遺址史前災難成因的探索與辨析》，《地理學報》2015年第11期。

（八）李存信：《青海喇家遺址齊家文化房址的保護處理》，《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9年第2期。

（九）王汝雕：《從新史料看元大德七年山西洪洞大地震》，《山西地震》2003年第3期。

（十）樊淑敏：《澤州辛壁成湯廟明代樂樓碑刻考述》，《中華戲曲》2000年第1期。

（十一）張勇風：《元雜劇“一人獨唱”與水神廟元代喜劇壁畫新解》，《上海戲劇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