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媒體responsing statecraft最近發文稱，美國不僅是軍工複合體，還是“軍娛複合體”，美國好萊塢臣服於美國五角大樓，成為美國軍方的宣傳平台。
文章首先指出，美國媒體cbs著名廣播員、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戴維斯（elmer davis，1890年-1958年）公開提出：“將宣傳理念注入大多數人腦海的最簡單方法是，通過娛樂影像的媒介讓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正接受的宣傳”。
而這一方法至今都被美國軍方應用在美國的影視作品中，而美國五角大樓儼然成了好萊塢的“總編劇”。
戴維斯也是美國“戰爭信息辦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的首位負責人。owi於1942年6月13日由美國五角大樓創立，而該機構在美國“軍娛複合體”中扮演重要角色。
1953年，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評論好萊塢和五角大樓之間迅速發展的夥伴關係時表示：“美國政府之手必須小心地隱藏起來……完全看不見”，他指出這種聯繫應該“通過與娛樂、戲劇、音樂等領域的各種私營企業的安排來實現”。
1961年，艾森豪威爾在卸任演講時，首次提出了“軍工複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一詞，警惕應當小心軍工複合體對美國的影響。然而，他實際上卻是“軍娛複合體”（military entertainment complex）或稱“軍娛工業”（militainment industry）最早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當今，美國的“軍娛複合體”蓬勃發展。從《壯志凌雲》（top gun）系列到漫威系列等眾多美國影視作品，五角大樓塑造出2500多部電影和電視節目的敘事風格。
美國不少學者曾在論文、書籍或紀錄片中，揭露了美國“軍娛複合體”對好萊塢劇本和製作協議的監督和控制，同時也探討了美國將熒幕武器化的手段。
斯塔爾（roger stahl）是美國佐治亞大學通信研究部門的負責人，2022年導演拍攝紀錄片《戰爭劇院》（theaters of war）。
這部紀錄片揭示了美國國防部和美國情報界以提供軍事硬件、地點、人員和技術建議為餌，對美國電影、電視和有線電視系列以及紀錄片實施的鮮為人知的控制力，通過修改數千個劇本來推銷和美化美國軍隊。
美國五角大樓承認涉足美國影視娛樂業。
五角大樓最初的目標是促進所謂的“軍事行動描述的真實性”，在對美國軍隊描述中維護所謂的“公認的尊嚴標準”。
這個目標在在20世紀70年代後發生了轉變，目的是促進“公眾對美國軍隊和美國國防部的了解”，加強“美軍招募和預備計劃”，遵守和推進所謂的“美國政府的政策”。
斯塔爾介紹，在美國電影領域，通過前文提到的owi和美國國防部娛樂聯絡處，美國國防部將武器系統的租借條件設定為它能夠完全訪問電影工作室的新劇本。一旦劇本被美國國防部修改，要麼電影工作室接受宣布修改，要麼就無法租賃美國軍方的武器系統。
在2017年的好萊塢電影《速度與激情8》（the fate of the furious）中，說唱歌手兼演員盧達·克里斯（ludacris）在電影中宣讀了一則30字的廣告，宣傳德事隆系統公司的遙控“ripsaw”坦克，這段台詞不是編劇寫的，而是出自美國國防部娛樂聯絡處之手。
文章稱，這一幕實際上由美國軍方塞給觀眾，成了一個無法跳過的廣告。
德事隆系統公司（textron systems）是美國國防部的軍火承包商之一，軍火產品包括感測器引爆型集束炸彈、無人駕駛飛機、智能遙控武器等。
類似的隱秘營銷場景在數百部大片中都可以看到，從《變形金剛》系列（其中一個角色“紅蜘蛛”是一架f-22戰鬥機）到備受吹噓的漫威電影。
雖然觀眾受到明顯的推銷，但在某些情況下，美國五角大樓也在推廣有缺陷和無用的產品，比如，美國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f-35戰鬥機被認為是“構思拙劣的未來武器的重量級冠軍”，花費了美國納稅人超過2萬億美元。
然而，美國歷史頻道的《揭秘：超級大國》（secret access: superpower，2011年）紀錄片描繪了一幅不同的畫面。這個簡短的系列展示了f-35是保持美國軍國主義統治地位的唯一途徑。
在電影《超人：鋼鐵之軀》（man of steel，2013年）中，超人在與氪星人作戰時，飛越了一支f-35戰鬥機隊。據斯塔爾說，這一切都是由美國國防部娛樂聯絡處促成的。
湯姆·塞克（tom secker）是一名記者、作家，花費數年時間挖掘美國國防部和美國情報界對好萊塢的秘密影響，他分享了迄今為止尚未公布的《碟中諜7》（mission: impossible，2023年）的製作協助合同。
這份11頁的文件顯示，除了允許《碟中諜》的劇組在美國駐阿聯酋軍事基地拍攝外，美國國防部向其製作團隊租借一架波音公司製造的“v-22魚鷹”直升機，用於至少兩個場景，在這兩個場景中，飛機將在內部和外部拍攝。
文章指出，被稱為“黑寡婦”的“魚鷹”是一場耗資1200億美元的災難，距離退役只差一場事故，因為事故頻發，它已經造成62名服役人員死亡。
斯塔爾表示，那些拍攝美國武器的場景是有意設計的，目的是“在觀眾和武器系統之間建立情感聯繫”，因為在不久的將來，觀眾可能會意識到“f-35”“魚鷹”和“近海戰鬥艦”項目等其他系統是多麼無用和昂貴，而這種聯繫可以緩解這一衝擊。他補充道，這還有助於“使這些巨額支出正常化”。
阿爾福德（matthew alford）是美國巴斯大學講師、作家，專業領域涉足電影與媒體、國際關係與英美政治。
阿爾福德分析稱，創造這樣的場景意味着“他們（五角大樓）能夠展示他們的新產品是多麼性感、多麼美妙、多麼有用以及多麼有針對性”，而公眾也就不太可能看到這個行業“混亂、令人厭惡和殘酷”的一面。
在2017年美國電影《漫長歸途》（the long road home）中有一個混淆視聽的場景，即一名陸軍上校聲稱：2004年伊拉克戰爭期間的“薩德爾城行動”（sadr city operation）導致22名軍人和940名伊拉克人死亡，這對於使200萬伊拉克人擺脫獨裁者的壓迫並為他們提供“更美好的未來”是必要的。
此類敘事忽視了事實，即美國政府謊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此為由發動對伊拉克的入侵戰爭，而保護伊拉克人民擺脫所謂的“壓迫”只是事後美國當局的謊言被揭穿，給自己套上一個虛假的名義而已。
阿爾福德認為，此類場景有隱秘的目的，讓人更信服美國軍事行動虛假的“偉大”和“成功”，這種隱秘性質的“軍娛”宣傳在諸多大片中體現出來。
比如，本·阿夫萊克主演的《逃離德黑蘭》（argo，2012年）通過粉飾美國cia“不留名的好人”形象，淡化了cia（與英國軍情六處合謀）在1953年策劃推翻伊朗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sadeh）產生的連鎖反應。
比如，《黑鷹墜落》（black hawk down，2001年）粉飾着在美軍在索馬里災難性的戰爭中的“勇氣”。
比如，《壯志凌雲》（top gun，1986年）重塑並恢復了美國對越戰爭被蹂躪的美軍形象，被視為最成功的美國軍事電影之一。
再比如，美劇《傑克·瑞恩》第二季（jack ryan，2019年）編造了cia企圖推翻擁有核武器的委內瑞拉統治者，希望建立一個“大度”的自由民粹主義者。
這一季播出的同時，特朗普政府正在吹捧委內瑞拉反對派、美國棋子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上圖右）這個自封的“臨時總統”。沒有任何合法性的瓜伊多最後逃到了美國。
美國學者斯塔爾稱，美國民眾對美國軍國主義的感知太弱，關注焦點是美國政府的補貼與福利計劃，忽視了美國在全球推行軍國主義的成本。據其介紹，自2001年9·11事件之後，這一成本已經達到8萬億美元。
據介紹，隨着美國軍方第六次審計的失敗，美國軍事預算迅速接近1萬億美元，並推出了一個新的核洲際彈道導彈系統，美國軍娛複合體的影響也變得比以往更加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