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聞名的演員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於1924年4月3日出生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今年恰逢他的百年誕辰，世界各地都將陸續推出各種主題影展。比如，意大利都靈電影節已率先宣布，將在今年11月22日至11月30日電影節舉辦期間，完整放映白蘭度的24部代表作。
說到白蘭度的代表作，在他超過半世紀的演員生涯中，留下的經典作品和角色可謂不勝枚舉。不論他在銀幕下的形象是喜歡在片場指手畫腳的戲霸，還是風流成性的花花公子，抑或是坐視兒子槍殺女兒男友、最終導致女兒自殺的失敗父親，都無法掩蓋他作為一名偉大的演員的光芒。
在他百年誕辰之際，不妨來回顧一下他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十部作品。也希望今年國內舉辦的各種電影節上，觀眾能有幸在大銀幕下領略馬龍·白蘭度與眾不同的魅力。
《慾望號街車》（1951）
馬龍·白蘭度飾演的波蘭移民後代斯坦利·科瓦爾斯基脾氣火爆，粗俗易怒，原本與性格隨和的妻子斯黛拉過着二人世界倒也相安無事，誰料妻子的姐姐白蘭奇前來投靠，受過良好教育且有些神經質的她，屢屢跟斯坦利產生衝突，三人的關係急轉直下，悲劇一觸即發。
影片改編自田納西·威廉斯的同名劇作，正是憑藉在舞台上出色演繹了斯坦利一角，白蘭度才在演藝圈聲名鵲起，由他出演電影版也成了理所當然。
白蘭度曾說過：“我並不是斯坦利·科瓦爾斯基，我和他恰恰相反。”連續在舞台演出期間，他曾一度需要求助於心理醫生。然而，身為美國體驗派表演教育家斯特拉·阿德勒的高徒，他也嘗試從自身經歷中尋找斯坦利的影子。這個影子的主人，就是他的父親，一個被他稱之為家暴者、嫖客、酒鬼的男人。
《飛車黨》（1953）
影片改編自真實事件，講述戰後失業的美軍飛行員，成了四處鬧事、無法無天的摩托車手，最終為主流社會所不容。
馬龍·白蘭度在片中貢獻了演藝生涯中最性感的一次演出，他歪戴海軍帽、身穿皮夾克和牛仔褲、腳蹬工裝鞋，斜倚在摩托車上的畫面，成了經典的時尚形象。影片上映後，美國的皮夾克銷量驟增。
白蘭度扮演的強尼一角，也成了“二戰”後社會價值重構時期叛逆年輕人的代表。相比道德批判，《飛車黨》反倒激起更多年輕人的共鳴，引發觀影熱潮。
影片的成功出乎白蘭度的意料，當年他認為這是依賴於自己的“好運氣”。多年以後，他認識到那是因為“一種社會和文化潮流正在地下涌動，幾年以後，它像火山爆發一樣席捲了美國的大學校園和大街小巷”（《馬龍·白蘭度傳》 羅伯特·林賽著 引文出處下同）。
《碼頭風雲》（1954）
在這部榮膺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作品中，馬龍·白蘭度飾演的碼頭工人特里，一方面受到黑社會勢力的威脅，另一方面陷入親情與正義難以兩全的掙扎之中。
這部電影是白蘭度與導演伊利亞·卡贊繼《慾望號街車》《薩帕塔傳》之後的第三次合作，已非新人的他常常會在片場給卡贊提各種意見，比如那場著名的兄弟兩人在出租車裡兵戎相見的戲，就是白蘭度推翻了原有的劇本，在現場即興表演而來。
憑藉《碼頭風雲》，白蘭度贏得了演員生涯的第一座小金人，30歲的他也成了當時最年輕的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得主。可惜的是，他的那尊小金人先是不知所蹤，後來又流落到拍賣場上。
《紅男綠女》（1955）
馬龍·白蘭度在這部歌舞片里飾演拿女孩打賭的渣男。雖然角色本身三觀不正，但難得能看到他又唱又跳，打破了一貫冷峻、邪魅的形象。自認不會唱歌的白蘭度，原本不想接這部電影，卻沒頂住導演約瑟夫·l·曼凱維奇的三寸不爛之舌，只好乖乖跟老師學了幾個禮拜的聲樂。
戲內，白蘭度跟著名爵士歌手弗蘭克·辛納特拉有不少對手戲；戲外，兩人彼此看不順眼，辛納特拉嫌棄白蘭度一直嘟嘟囔囔，發音不清晰。對此，白蘭度曾在自傳里解釋道：“我扮演許多角色的時候，每個台詞的發音都清清楚楚，毫不含糊；扮演另外一些角色時就會低聲嘟囔，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它符合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講話方式。”
《百戰雄獅》（1958）
在這部以交戰雙方的視角呈現“二戰”參與者行為動機的影片里，馬龍·白蘭度飾演納粹軍官克里斯蒂安。原著小說將這一角色處理得較為平面化，單純就是“邪惡的象徵”，但白蘭度卻不甘心只是照本宣科。
“我想表現德國人身上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就像我們每個人一樣。每個人身上都有積極和消極的因素，這取決於你看待他的角度。希特勒宣傳了一種虛構的信念：德國人是優等民族，猶太人是劣等民族。可是，把這種觀點顛倒過來同樣大錯特錯：猶太人有好有壞，德國人也是有好有壞。我決定把克里斯蒂安·戴索塑造成一個體現人性的人物——也就是，人們為了不讓自己虛幻的信念破滅，會怎樣頑固地對這種信念的消極面視若無睹。”
《叛艦喋血記》（1962）
講述性格剛烈的大副弗萊徹反抗專制船長的《叛艦喋血記》，在影史上歷經多次改編。而馬龍·白蘭度飾演的弗萊徹，顯然是性格層次最複雜的一位。他很細膩地演繹出這個角色如何從最初對船長的暴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慢慢積累憤怒和不滿，最後在到達臨界點時大爆發的情緒變化。
影片幕後很有意思的一點在於馬龍·白蘭度本人的感受和實際拍攝經過之間的南轅北轍。他在自傳中回憶說，“在拍攝《叛艦喋血記》期間，度過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這不難理解，影片在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塔希提島取景，拍戲之餘，他就能盡情投入大自然的懷抱，更別說還在戲內戲外與美麗的塔希提姑娘熱戀起來，甚至於幾年之後還在附近買下一座小島，用來享受遠離好萊塢的寧靜。另一方面，歷經更換導演的風波，拍攝進度被大幅拖慢，米高梅因此多投了不少錢，導致最後蝕了本，還給白蘭度留下不好合作的惡名。
《金色眼睛的映像》（1967）
在馬龍·白蘭度的一眾作品中，這部中文名又被譯作《禁房情變》的影片顯得籍籍無名，但深陷內心糾葛的角色本身，很有挑戰性。
影片改編自卡森·麥卡勒斯的同名小說，講述在南方封閉的軍營駐地中發生在五個男女之間的情感關係。白蘭度與比他年長8歲的伊麗莎白·泰勒飾演一對中年夫妻。身為深櫃同性戀者的他，眼看着自己抱有好感的男人，一個接一個沉淪於妻子的肉體之中。
長期以來，白蘭度一直被認為是男性氣概的化身，但《金色眼睛的映像》中上尉潘德騰一角，堪稱是其演員生涯中對這一象徵的最大挑戰。
就在影片上映的前一年，白蘭度的好友蒙哥馬利·克利夫特因心臟病發去世，年僅46歲。但在白蘭度的自傳里，他顯然將克利夫特的去世歸因於酗酒和過度服用安眠藥；而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他的性取向。“我想，他是被這個問題擊倒了……我知道他背負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始終沒有學會怎麼把它放下。”
《教父》（1972）
毫無疑問，馬龍·白蘭度是扮演黑手黨大家長唐·柯里昂的不二人選。
原著作者馬里奧·普佐在小說出版後第一時間就給他寄了一本，建議他不妨考慮一下這個角色；弗朗西斯·科波拉在確定為影片導演後，也表示希望白蘭度來演。不過，製片方派拉蒙認為當時47歲的白蘭度太過年輕，提出要先試鏡。雖然白蘭度感到備受屈辱，但還是答應了。他在試鏡時靈機一動，想出把紙巾塞在面頰兩邊，這樣可以讓自己看上去蒼老一點。之後，他也把這一改裝用到實際拍攝中。
憑藉唐·柯里昂一角，馬龍·白蘭度拿到了他的第二座小金人。不過，他本人並未前往頒獎禮現場，而是讓印第安女演員薩欽·小羽毛替他上台閱讀聲明，表示因為電影工業和美國社會長期以來對印第安人的曲解和迫害，自己拒絕領取這一獎項。當時，小羽毛的講話引起台下一片噓聲，50年後的2022年，奧斯卡主辦方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向她致以遲來的道歉。
不僅是為印第安人說話，白蘭度終其一生始終站在受壓迫者的一邊。剛入行時，他為好萊塢排斥猶太人演員而憤憤不平；1960年代，他追隨馬丁·路德·金的足跡，為黑人民權運動奔走；到了1970年代，他又投身美國印第安人要求政府返還土地的抗議活動中，還為遭到通緝的印第安領袖丹尼斯·班克斯提供庇護。
《巴黎最後的探戈》（1972）
相比同一年上映的《教父》，馬龍·白蘭度在《巴黎最後的探戈》的拍攝中，似乎更耗費心力。影片講述中年男人保羅因為妻子出軌自殺而飽受心理折磨，在偶遇年輕女孩讓娜後，他隱匿自己的身份，與她保持着若即若離的關係，終於也被後者所拋棄。
雖然《巴黎最後的探戈》跟《教父》一樣被視為影史經典，但扮演讓娜的女演員瑪利亞·施奈德日後控訴導演貝托魯奇和白蘭度臨時增加的那場使用黃油的情色戲碼，導致她心靈受創，這令作品本身帶上了某種污點。
另一方面，白蘭度在看到成片後，也責怪導演貝托魯奇不顧他保護隱私的個人意志，一步步誘導他曝露自己過於真實的情感，搞得他心力交瘁。在白蘭度心中，這部電影始終“名不副實”。
《現代啟示錄》（1979）
在這部隱喻現代文明走向的皇皇巨作中，馬龍·白蘭度飾演的庫爾茨上尉曾是美軍的越戰功勛，卻在東南亞的叢林深處建立起獨立的王國，對抗曾經的戰友。
雖說影片以約瑟夫·康拉德的原著《黑暗之心》為藍本，科波拉也在改編上花了不少心思，但白蘭度起初看到劇本時認為“超級愚蠢”，於是他開始對庫爾茨這個角色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造，比如光頭的造型、嘶啞的嗓音、半明半暗中的身影等。
有些科波拉接受了，有些沒有——比如庫爾茨死前的即興獨白原本長達45分鐘。可以確定的是，當影片拍完時，白蘭度和科波拉的關係算是徹底破裂了，科波拉把拍攝進度嚴重拖期和成本大幅超支都歸結到白蘭度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