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內部矛盾錯綜複雜,中東動蕩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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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綜合報道】“以色列軍隊進一步向南逼近拉法。”據法新社2月6日報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的打擊行動當天上午仍在繼續,而位於加沙地帶南部靠近埃及邊境的拉法,現在是加沙地帶一半以上人口避難的地方。自去年10月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後,中東地區的戰火不斷擴大,敘利亞、也門等中東國家,英美等西方國家,以及哈馬斯、胡塞武裝等地區武裝都牽涉其中。本輪巴以衝突引發的中東緊張局勢升級,集中體現了該地區錯綜複雜的矛盾。除了域外國家的干涉外,宗教和族群矛盾、政治理念競爭、地區陣營對立等,是中東地區長期動蕩的重要原因。

不同宗教以及教派之間,衝突不斷

加沙是世界上一些最古老教堂和清真寺的所在地,其中就包括建於公元425年、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三古老的教堂聖波菲里烏斯教堂。據卡塔爾半島電視台2023年10月16日報道,在本輪巴以衝突爆發後,該教堂成了加沙流離失所民眾的避難所,“戰爭不分宗教,加沙最古老的教堂庇護着穆斯林和基督徒”。

公元7世紀,聖波菲里烏斯教堂被改造成清真寺,但12世紀被十字軍收回時又恢復為教堂。它於1856年進行了翻修,此前一直是加沙基督教社區在衝突時期祈禱和尋求庇護的場所。去年10月19日,教堂屋頂被以色列炸塌。這座希臘東正教教堂的命運,恰好能夠折射中東地區動蕩不安的原因。

自20世紀中期以來,中東一直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地區。該地區也是大國博弈場,英國、法國、美國、蘇聯等都曾在此為各自利益競爭。中東地區不同國家以及同一國家內部不同力量之間也發生了多次衝突。除了外因,民族、宗教和族群分歧,是造成這些衝突的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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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伊朗民眾在首都德黑蘭參加以色列空襲敘利亞期間喪生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軍事顧問的葬禮。(視覺中國)

阿以衝突中穆斯林與猶太教徒之間的宿仇被視為中東宗教問題的核心。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矛盾和衝突也由來已久。而伊斯蘭教內部不同教派之間的矛盾主要體現在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fr)2023年4月曾發文,稱全球有16億穆斯林,大約85%是遜尼派,剩下的約15%是什葉派。英國《金融時報》2016年曾發文,稱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什葉派國家。此外,什葉派在伊拉克、巴林等國占人口多數。在黎巴嫩,什葉派雖不是人口最多的,但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在科威特、沙特、土耳其和敘利亞,什葉派都佔少數,但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家族所屬的阿拉維派是什葉派的分支。在也門,什葉派分支宰德派占該國人口40%左右。有學者表示,1980年爆發的兩伊戰爭深刻體現了不同教派之間的矛盾。

伊斯蘭教不同教派之間的矛盾在伊拉克也有體現。該國大體上包含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人三支政治力量。2003年後,什葉派逐步成為伊拉克最大的政治力量,但是遜尼派仍然在部分地區佔據主導,而庫爾德人則在伊拉克北部庫爾德自治區內擁有較大的自主性。

伊斯蘭教同一教派內部也會爆發衝突。cfr發表的文章稱,兩伊戰爭期間,伊拉克的什葉派構成了與伊朗作戰的伊拉克軍隊主力。胡塞武裝是什葉派分支宰德派組織,但在2004年至2010年期間,曾多次與也門薩利赫政府作戰,而薩利赫也屬於宰德派。無論是主流遜尼派還是強硬遜尼派,都不只專註於打擊什葉派。他們在歷史上一直與同教派的人作戰,近期的例子包括埃及對穆斯林兄弟會(穆兄會)進行持續鎮壓,以及沙特對“基地”組織和相關遜尼派武裝組織進行打壓。

政治理念對立

政治理念的對立,也是地區矛盾不斷的重要原因。該地區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着多種不同且相互對立的政治理念。中東地區既有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政治理念,也有宗教政治理念影響下的政治學說。在歷史上,埃及引領的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曾經同沙特等國家倡導的伊斯蘭政治體系長期競爭;在巴勒斯坦內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倡導的左翼世俗政治理念,同哈馬斯秉持的宗教政治理念也相互競爭,最終釀成了2007年兩個派別的直接衝突,哈馬斯奪取了加沙地帶的控制權,法塔赫繼續控制西岸,巴勒斯坦政局從此陷入分裂。

不同的國家對地區政治秩序構建的設想也有所不同,對於需要依仗的地區政治軍事力量同樣存在分歧。比如沙特要求土耳其和卡塔爾停止支持以穆兄會為代表的反對派陣營,同伊朗在地區政策上存在矛盾。伊朗和土耳其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問題上存在明顯分歧。

這些差異和矛盾使得地區國家在重大議題上往往採取不同政策。比如在巴以問題上,沙特等一些海灣阿拉伯國家相對較為溫和低調。近些年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如阿聯酋、巴林、摩洛哥,幾乎都是同沙特關係較近的國家。伊朗則支持通過相對激進的手段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伊朗和以色列沒有建立外交關係,雙方都視對方為最大的地區威脅。在巴勒斯坦內部,伊朗支持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等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軍事團體,呼籲通過軍事反抗來促成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在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後,美國和以色列一直指責伊朗是地區衝突的“幕後主使”,而伊朗則認為巴以問題長期未決是衝突爆發的最重要原因。

土耳其和卡塔爾長期支持中東地區的宗教政治力量,比如在2007年哈馬斯控制加沙地帶之後,外部聯繫幾乎斷絕,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的政治機構陷入財政危機,卡塔爾多次向哈馬斯捐贈大筆款項來緩解加沙地帶的財政狀況。土耳其也一直通過各種手段向哈馬斯提供援助,比如2010年土耳其宗教援助機構合作與協調局組織的援助船隻受到以色列攔截,釀成了加沙救援船事件,最終導致土耳其和以色列外交關係降級。

多股政治力量與扶植代理人

2011年之後,中東地區形成了多股政治力量,主要包括沙特為首的幾個海灣阿拉伯國家,以卡塔爾和土耳其為中心的穆兄會網絡,以伊朗為中心的“抵抗軸心”等。據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報道,“抵抗軸心”成員包括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以及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准軍事組織。隨着這些區域武裝的勢力越來越大,西方學術界用“什葉派之弧”等詞彙來描述這些力量。如《華爾街日報》近日刊文稱,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與伊朗結盟的好戰組織發動毀滅性襲擊,目標國忙於撲滅戰火,而沒有關注火源,“美國的中東政策要取得成功必須對伊朗進行有力遏制,這是美國的中東必修課”。

npr報道稱,哈馬斯是穆兄會的一個分支,主要由遜尼派穆斯林組成。黎巴嫩真主黨是一個什葉派穆斯林組織,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後在黎巴嫩內戰中出現,其武裝人員的訓練和資金“部分由伊朗負責”,伊朗利用武裝代理組織擴大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除了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也對以色列構成了極大挑戰。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後,黎巴嫩真主黨和以軍一直在兩國邊境上互相攻擊。

在黎巴嫩,真主黨控制南部地區,是議會重要黨派,同時擁有獨立的武裝力量。也門胡塞武裝在2014年後快速崛起。該組織曾經長期盤踞在也門北部,在2014年大舉南下,佔領了包括首都薩那在內的也門中部、北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區和主要城市,將也門政府壓縮在了南部港口城市亞丁。2015年,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也門政府,沙特等國出兵也門,但是很快陷入也門內戰泥潭。胡塞武裝的攻勢儘管被遏制,但是沙特和阿聯酋等國並未成功擊敗該組織,後者反而通過無人機等方式,向沙特境內的煉油廠、軍事基地等發動多輪攻擊。2023年隨着沙特和伊朗實現關係緩和,前者也逐步撤出也門戰事,但胡塞武裝和也門政府的對立關係仍未結束。包括bbc在內的一些西方媒體認為,伊朗和沙特在中東地區扶植各種代理人。在地區衝突中,它們分別支持敵對雙方中的一方及該方的武裝組織。

一種新的力量平衡將出現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近期發文,感慨稱2023年本應是中東地區局勢緩和的一年,因為這一年的3月,沙特與伊朗在北京簽署聯合聲明同意復交,前者還在與美國商談一個三方協議,該協議將使利雅得與以色列的關係實現正常化。繁榮穩定的海灣阿拉伯國家是這個因衝突而疲憊不堪的地區新的權力中心,它們希望每個國家都能專註於經濟增長。不過,之後蘇丹陷入了可怕的內戰,哈馬斯又於去年10月發動對以色列的襲擊,進而將整個地區推向了更大範圍暴力衝突的邊緣。

前不久,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用彈道導彈襲擊位於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的以色列摩薩德分支機構和美國領事館。美國總統拜登下令對敘東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及其支持組織的兩處設施進行空襲。這些新聞事件凸顯了以色列、伊朗在中東地區的滲透能力。

的確,一些中東國家複雜的內部形勢使得“各種滲透”成為可能。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長期成為各路反對伊朗的力量滲透進入伊朗的通道。伊朗一直指責以色列情報機構長期通過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向伊朗西部邊境滲透。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也曾從敘利亞和伊拉克進入伊朗境內。

回到巴以問題,各國和各方不同的政治傾向,使得地區斡旋的難度增大。在實際斡旋中,中東地區能夠同時與以色列和哈馬斯保持密切關係的國家,僅有埃及、土耳其和卡塔爾,但是這三個國家又無法動員足夠的力量,來影響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決定,只能夠通過“傳話”的方式來彌合各方分歧。儘管地區國家多次努力,促成了以色列和哈馬斯在“人質換停火”議題上的談判初步成果,但是距離實現全面停火仍然有較長的距離。

正如美國國際事務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令美國對以色列和哈馬斯擔心的兩件事》一文中所說,烏克蘭正試圖加入西方,以色列正試圖加入一個新中東,而俄羅斯和伊朗試圖聯手阻止這兩件事。他還表示,伊朗支持的哈馬斯發動戰爭是為了阻止沙以關係正常化,並防止德黑蘭被孤立。不過,弗里德曼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什麼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經濟學人》雜誌認為,本輪巴以衝突爆發後,一種新的力量平衡將在中東出現。海灣國家將努力維持與伊朗的和平。與此同時,以色列與沙特關係正常化的努力雖然被推遲,但並未完全脫軌,相關談判會繼續下去,但將比以前更加複雜和“安靜”。在本輪巴以衝突爆發之前,美國一直在與沙特討論一項共同安全協議。現在看來,這對華盛頓的領導人來說,可能不那麼有吸引力了。這項協議需要重新談判,但美國可能“沒有時間了”。(作者是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王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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