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他的詩在形式上有符合超現實主義主張的部分，但逐漸我意識到這種看法的矛盾之處——至少，它不是一個全面且準確的評判。
勒內·夏爾（1907—1988）法國著名詩人。出生於沃克呂茲省，1920年代開始寫詩，1929年加入超現實主義運動，後與之決裂。“二戰”期間，夏爾投身抵抗運動，參加實際戰鬥。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的寫作進入成熟期。中譯本詩合集《在風之上》包含的《早起者》《群島上的談話》這兩部詩集，是他這一時期寫作成就的代表。
對真實經驗的感受力
早在2002年詩人樹才就翻譯出版了勒內·夏爾的《憤怒與神秘》，那是我第一次比較集中閱讀到夏爾的詩作：
在燕子的筋斗中，一場暴風雨正在探聽消息，一座花園落成。
生產那知識想保密的東西，成百次路過的知識。
我們居住在閃電里，閃電是永恆的心臟。
毫無疑問，夏爾這些強力且奇崛的詩句，出人意料的語言魅力，使他一下子闖入我最喜歡的詩人名單的前列。在何種意義上讀者會被這樣的詩歌征服？我不是沒想過這個問題。按照德國批評家胡戈·弗里德里希的說法，“現代詩歌與先前抒情詩的區別也就在於，言說內容與言說方式之間的平衡被後者的超重分量所破除。”鑒於我從小所讀到的課本、報紙、雜誌的語言所帶來的影響，“言說方式”的重量在我的閱讀中顯然也屬於超重部分，一種物極必反的作用力。詩歌創造性的自由、因形式變化而帶來的活力，甚至對一種語言的超驗性追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着包括我在內的一些詩人。在對語言和想象的依賴中，我們會不會喪失對真實經驗的感受力，則成了隨即而來的詰問和考驗。與此同時，我也讀到了夏爾的另一些詩句：
相信向日葵的人不會在屋內沉思。一切愛的思想，都將變成他的思想。
你在本質上始終是詩人，始終在愛的頂點上，始終渴望真理和正義。
以及夏爾的新譯詩集《在風之上》中的《真實讓你自由》——
你是燈，你是夜；
這天窗是為了你的目光，
這木板是為了你的疲憊，
這一點點水是為了你的口渴，
這完整的牆屬於那個人——
你的明亮誕生了他，
啊囚犯，啊新娘！
這些詩句立刻把我拉回我內心想確認的那個夏爾身上。也就是說，詩人作為一個敘述主體在敘說其生命經驗和由此而來的感受，並不是那些神秘玄幻的想象在替代詩人寫下這些文字，不是抽象的神學或“純粹的語言”假以哲學面目取消真實境遇的表述。
《在風之上：勒內·夏爾詩集》，作者：（法）勒內·夏爾，譯者：樹才，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
看來，在夏爾那裡，“言說內容與言說方式之間的平衡”並不是誰的分量必須壓倒另一個的問題，而是在某些時刻有關“真實”的問題。我意識到，被海德格爾、布朗肖所關心的“超現實主義”里蘊含的問題，也並不是人們想當然以為的修辭或文學形式的問題。
與超現實主義決裂
自十七世紀開始的啟蒙運動，到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理性主義在歐洲社會各個領域不斷受到重視。但是，正由於工業革命的完成，由其所推動的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也催生了尼采、叔本華等繼承克爾凱郭爾反理性主義的旗手；同時，批判近代資本主義制度及文化的馬克思學派也在興起。1885年，法國文學巨擘維克多·雨果辭世。他可能不曾料到，同他一起消失的還有代表着法國正統文學的亞歷山大詩體。這種起始於公元12世紀、有着嚴格音律規定的格律體詩，在統治了法蘭西詩壇幾個世紀之後，於雨果筆下結出最後的果實後便凋零了。
自詩人戈蒂耶受到古希臘帕爾納斯山繆斯女神召喚掀起“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運動後，法國很快就迎來了波德萊爾“決意讓藝術超越平俗時空框架而導向語言和道德王國之外”的更激進的挑戰。就在雨果辭世第二年的1886年，詩人讓·莫雷亞斯發表《象徵主義宣言》。在這篇文章中，他尤其提到了波德萊爾、魏爾倫、馬拉美以主觀感知取代自然主義描寫的創作手法。後世的批評家喬治·斯坦納也如此表述：“詩學危機開始於十九世紀晚期。它源於意識到在精神現實的新感覺和修辭詩學表現的舊模式之間出現鴻溝。……蘭波、洛特雷阿蒙、馬拉美努力恢復語言的流質和暫定性；他們希望將魔力（編織前所未有之物的力量）還給語詞”，以及“蘭波設法將語言從因果律的內在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原因和事件展開之前，結果就以非次序的形式同時出現。這成了超現實主義的典型手段。馬拉美的語言主要不是交流行為，而是進入私人神話的模仿行為。”這大約就是超現實主義由象徵主義“延長線”而來的大致路徑。
勒內·夏爾。
評說勒內·夏爾就不得不提到超現實主義，進而回溯到蘭波和馬拉美。如果說這些詩人最初僅僅是想儘力擺脫傳統詩歌的表達形式，擺脫“傳統的句法將我們的認知安排成線性和一元性模式”，但此舉所引發的後果和危險卻也是難以想象的。《在風之上》譯序告訴我們，布勒東於1924年發表《超現實主義宣言》後僅僅五年，22歲的夏爾便加入了超現實主義運動。但十年後，“他墜入一個抑鬱時期。他內心沮喪，感到超現實主義的活力已經耗盡。”隨即他離開巴黎和舊日的超現實主義朋友，回到法國南方的故鄉，並發表了《給本傑明·佩蘭的信》，正式宣告與超現實主義決裂。對於一位詩人的生平來說，這當然是一件大事，它讓夏爾的摯友艾呂雅感到震驚。對此夏爾的回復卻是：“我沒變，哥們兒！……我只是想確認一直在我身上吼叫的反抗。”
作為一個前炮兵二等兵，他不會不敏感到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上台並建立納粹體制對法蘭西的威脅，在意大利經營多年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體以及蘇聯的崛起給歐洲帶來的緊張不安。世界不再是蘭波所預言的“在所有感官經歷了一場漫長、浩大、理性的精神錯亂之後，詩人便成為一名先知”的世界，它不會等着洛特雷阿蒙“美得像縫紉機與雨傘在解剖台上猝然相遇”，亦不是馬拉美所言“當今的言語遊戲之下，自然事物被變調成即將消失的震動；除非，純粹的概念從中流露出來”的世界。這些“詞語之夢”，以及布勒東所推崇的超現實主義“自動寫作”，與二戰前夕那壓抑不祥氛圍間的遙遠距離，不可能蒙蔽勒內·夏爾的眼睛——
儘可能不去模仿那些在謎一般的疾病中打死結的人。
擺脫在屈從和精神錯亂之間做出選擇的羞恥困境，閃避暴君的斧子不停歇地砍斫，我們無從抵禦那斧子，只管同它不懈地搏鬥，這就是我們正當的角色、目的地和我們不斷調整的身體姿態。我們必須跨過最糟的圍籬，沖向危險，去那邊獵殺，把不公正削成碎片……
對暴力的反抗，對人的愛
勒內·夏爾與馬拉美和布勒東有很大不同。如果說追求詩歌自由創造、激發語言潛能並非獨屬於超現實主義者的追求，那麼，也就不能把布朗肖筆下圈定的“超現實主義”與夏爾畫上等號。我絕非要否定超現實主義為藝術的可能性帶來的積極意義，它對人類潛意識心理的關注，對語言自由邊界的探索，都深深影響了文化的諸多領域。然而，超現實主義所孜孜追求的“崇高”，自動寫作帶來的遊戲性和偶然，完全依賴語言而不與現實發生任何聯繫的指向，同時也深深吸引了各路“神學家”和神秘主義者的注意，把詩人拉入自己的陣營一直是他們秘而不宣的願望。諸如被德國批評家卡爾·勒維特認為是“從事摧毀人類理性的傲慢之任務”的海德格爾、強調“純粹的話語與神明保持融洽……正如神聖的話語，所書寫的內容不知從何而來，無作者，無來源”的布朗肖，都曾把詩人納入重點闡發的對象，個中緣由和奧秘觀察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的縱深處便可得知——海德格爾就曾說：“詩有民族生物學上的必然功能。”
從馬拉美“去人性化”的觀點來看，他對“絕對抒情詩”的基本法則要求就是“詩歌的音響不再來自任何人之口，也不再湧入任何人之耳”。胡戈·弗里德里希曾記載過一件事情——某位天真訪客問馬拉美：“您在您的詩句中從來不哭泣？”馬拉美這樣回答：“而且從來不擤鼻涕。”反觀夏爾，他卻在“愛和枯骨中”寫出那“隱秘的眼淚的真實”——
夜鶯，夜，有時也唱劊子手的歌，我的痛苦認得它。
詩人不能長久地在語言的恆溫層中逗留。他要想繼續走自己的路，就應該在痛切的淚水中盤作一團。（此句為雷光譯）
二戰期間，勒內·夏爾（後排中）和其他抵抗戰士。
事實上，二戰爆發後，夏爾又重新入伍參加了抵抗運動，和戰友們出生入死與納粹戰鬥，並與加繆成為摯友。戰前問世的《無人的鐵鎚》預示着他與超現實主義的決裂，在戰爭間隙寫的詩結集為《伊普諾斯的書頁》《憤怒與神秘》，夏爾堅持在1949年法國解放後才出版。這些詩篇來自艱苦卓絕的反法西斯鬥爭，來自對暴力的反抗和對人的愛。加繆立刻就辨認出它們的價值，他幫助夏爾在伽利瑪出版了《伊普諾斯的書頁》。
在加繆看來，語言當然要匹配世界的豐富和人的感受以及複雜的經驗，其中也包括直覺、想象與潛意識，但首先要匹配的是世界和經驗的真實。他對超現實主義有犀利的批判，認為超現實主義崇拜荒誕、尋釁地抗拒一切限定，只接受無意識至上；“是無序的福音卻偏要承擔創立秩序的職責，但它首先只想到破壞”，如布勒東所聲稱的暴力是唯一恰當的表達方式，“他們選定為自己時代的革命服務”，既反抗社會，更抗拒理性。對於布勒東們渴望詩歌對於“崇高之巔”的征服，加繆敏銳地洞察到神秘主義者更深諳此道，蓋因超現實主義固有的敵人是理性主義。因此，加繆對夏爾脫離超現實主義運動深感欣慰，他從夏爾詩里看到的不僅僅是“古老又新穎、精確又樸素”的卓越才華，也看到了夏爾身上作為人的道德：“只為愛而彎腰”——
在我的詩琴上，一位死者比一千年更沉重。
我們與人類一起誕生；我們死時，在諸神之間未曾得到安慰。
唯有在我的愛的空間和自由中，我才能存在，才願意活下去。
加繆（右）與勒內·夏爾。
作為夏爾忠直的好友，加繆清醒地洞察到，“經過超現實主義的洗禮，夏爾只保留了其中最好的部分。”這大概是對夏爾與超現實主義扯不清的關係最準確的描述。在加繆《反抗者》一書中，他對超現實主義與革命有過精闢的分析，並指出“當布勒東還躊躇滿志於群星燦爛的夜晚，也許這晴朗的夜晚確實預示尚未曉亮的曙光，並宣示我們的文藝復興詩人勒內·夏爾的清晨。”
至於在戰後夏爾和保羅·策蘭為何都接受了海德格爾處心積慮的會面邀請，也是我一直以來深感困惑之處。夏爾還曾寫過幾首給布朗肖的詩，後者曾在文章中“深刻”分析了夏爾的詩作，這是夏爾的天真所致？或許，那是寫出“美，就是犧牲了真實的真理”的另一個夏爾，一個將影子滯留在“語言的神秘”中的夏爾？和我有同樣困惑的詩人王煒因夏爾與海德格爾的一張合照寫過文章，他給出了一些猜測，同時提出了更多問題和一個涉及如何書寫20世紀中國經驗的命題。也許只有阿爾貝·加繆是清清楚楚的，當海德格爾在戰後培養了諸多法國的擁躉時，他毫不猶豫拒絕了這位納粹黨員想和他會面的邀請。
《窗玻璃》
純潔的雨，被等待的女人，
你們擦拭的臉
是反抗者的臉，
是註定飽受折磨的玻璃的臉，
另一張，幸福者的玻璃，
在爐火前哆嗦。
我愛你們，孿生的神秘，
我碰觸你們每一位；
我疼，我是輕盈的。
《沉陷》
葡萄把採摘女的手指
當作祖國。
但她，她是誰，
走過了殘酷葡萄園的狹窄小徑?
葡萄的大串念珠；
夜裡，高高躺着的果實流淌下
最後的閃光。
《完全》
當我們的骨頭碰響泥土，
從我們的臉上崩塌，
我的愛，什麼也沒有結束。
一場嶄新的愛來自一聲吶喊
重新激活我們，抓住我們。
如果說肉身的熱量已經消失，
事物卻在繼續，
抗拒垂死的生命，
在無限處聳立。
我們曾經目睹的
與痛苦並肩飛翔的一切
在那裡像在一個巢里，
而它的雙目將我們合為一體
在一種新生的允諾中。
死亡並沒有長高
儘管羊毛濕漉漉的，
幸福也未曾開始
傾聽我們的存在，
草赤條條的，被踐踏。
撰文/藍藍
編輯/宮照華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