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記者時，小玉從口袋裡拿出“咽立爽口含滴丸”——這是她開播前必備的藥物，離開直播行業一年多，她還是習慣每天帶着。
澎湃新聞記者 范佳來 攝
做了4年多服裝主播，她至今仍保持不到90斤的體重，這也是直播行業“卡顏”的嚴苛要求：由於體重過低，有同事在站播時暈倒被送出直播間，從此小玉再也沒有見到她。
“這就是個吃青春飯的工作，永遠不缺新人，永遠有更年輕漂亮的入行。”曾經懷着對直播行業的憧憬進入，如今她很慶幸自己的離開，“如果你的優點是年輕努力，20歲的時候一天直播8小時也沒問題，等到你35歲了，還是要播這麼長時間，而你的競爭對手可能剛從高中畢業，只有18歲。”
而面臨雙11這樣的年終大促，連續工作十幾天、每天工作超過20個小時，晝夜不息，日夜顛倒更是主播的常態。
雙十一前夕，某直播公司正在加班加點地工作
網絡主播已成為吸納就業的新興力量。《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2024）》顯示，截至2023年年底，中國職業網絡主播數量已達1508萬人，這意味着每100個人中就有1個職業網絡主播。
然而，在鏡頭的光鮮背後，主播每日工作時長普遍都超過10個小時，其勞動保障等也存在不少隱患，在超級主播瘋狂“吸金”背後，更多中小主播和素人主播正在逃離直播間，“這是一份天花板很低的工作。”小玉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被“惡性競爭”困住的直播間
隨着“美誠月餅”“假茅台”“糟頭肉”等直播間售假新聞頻頻曝出，外界對於直播間所售產品的質量頗有懷疑。對於這個疑問，小玉非常乾脆地向記者直言，自從不做主播後，她從不在直播間里下單。
“主播需要昧着良心帶貨是常態。”她回憶，自己入行時，由於氣質成熟穩重，被要求帶貨一款陳皮，並且扮演一個“有十年陳皮製作經驗的老闆娘”，而當時的她對陳皮一竅不通。公司表示，所有的台詞和表達都由運營提前準備，她只需要負責表演。這款陳皮在一周內銷售額超過200萬元，小玉也被認為是有潛力新人主播，獲得了留在公司的資格。
後來，她被公司安排帶貨旗袍、馬褂等新中式服裝，“有時我親眼見到，旗袍的質量非常差，只有薄薄一層，感覺和電商平台20元的產品差不多，卻要賣幾百元的高價。”但是公司對她的要求是：描述產品的材質“非常厚實”。
“我不樂意做這樣的事，但老闆逼着你說。”小玉不希望破壞自己的口碑，試圖用迂迴的方式表達，比如，不具體形容衣服的材質，而是粗略描述衣服帶來的感覺或是版型，“老闆說，像滌綸這種不好的面料，就別說得太具體，不然就沒人買了。”儘管如此，總有主播願意不顧良心、不惜一切代價迎合公司的需求，在競爭的壓力下，不妥協是不可能的。
“流量賽馬”是這個行業的潛規則，對於主播幾乎每周都會有流量和gmv（交易額）排名，如果落後就會被淘汰，而決定主播成績的不僅有個人能力，更有時間段等“資源”考量。例如，每天晚上8點左右是帶貨的黃金時間段，為了爭取更好的排班，避免末位淘汰，主播之間內鬥也十分激烈。
小玉舉例說，自己在直播時，經常發現賣得最好的爆款服裝不見了，後來才知道，是被上個班次的主播偷偷藏起來；也有同事對觀眾公然喊話：“大家來了我的直播間，就別去xx（同行名字）的直播間買。”
公司則樂於看到這樣的競爭，“在我入職那天，老闆曾特別囑咐我，不希望你和其他主播關係太親熱。”在小玉之前，公司連續開除了3個主播，就是因為他們之間“關係太好”，害怕他們一起“擺爛和躺平”。
“見證過很多主播到最後關係破裂的，一開始有多親密，到最後撕裂的時候就有多難看。主播之間都是講利益、互惠互利的，一開始你們關係非常好，可能是因為你的直播間有人氣，可以一起打pk、逼單。”另一位入行超過5年的主播向記者坦言，“但是如果哪天你直播間人走茶涼，或者你的榜一大哥被主播朋友搶走了，你覺得你們關係還會好嗎？ ”
高薪神話破滅
對於新人而言，最具吸引力的是直播行業的暴富神話。例如因虛假宣傳被處罰的頭部網紅“瘋狂小楊哥”曾經自曝，每月給員工發工資5000萬元，還曾斥資超過1億元在合肥高新區買下佔地超過5萬平方米的“三隻羊”大樓。
“做帶貨主播半年，買了一輛奔馳。”社交媒體上，類似展示普通人也能靠直播發家致富的帖子頗具吸引力，也給了不少人躍入此行的信心。
直播基地現場帶貨的主播們
不過，這樣的神話似乎早已破滅。
“主播行業的薪資主要包括底薪和提成。”小玉表示，以她所在的廣州為例，以往新人主播的底薪往往能超過7000元，今年普遍只有5000-6000元，而提成比例大約為1%-5%，折算下來，月收入剛剛過萬元。
如果要獲得更高的收入，則需要強度更高的工作安排：例如每天播出3-4個品牌，還在不同場地，日均播出時間達到12小時以上，能達到日入2000元-3000元的水平，月薪大約能超過5萬元。
在杭州工作的小林告訴記者，現在普通全職主播的月薪大概在1.5萬到2萬之間。時薪普遍是200元到800元之間。“以羽絨服主播為例，杭州主播時薪大概是三百塊錢、四百塊錢，普通一點可能兩百塊錢左右。薪資也和個人能力有關。”
據艾媒諮詢數據，2023年一季度，全國帶貨主播的月薪從3000元至30000元不等，多數主播的月薪在6000元至8000元，從整體來看，主播薪資水平較上年同期下滑約30%。除了主播，運營、直播中控等直播間“配角”的工資也出現了約20%的下滑。
11月7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網絡表演（直播）分會聯合快手平台發布《網絡主播新職業發展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12月，有1508萬人把網絡主播當成主業，預計到2025年我國直播行業的人才缺口將達到1941.5萬人。調研顯示，六成以上職業網絡主播每周直播四天以上，八成以上職業網絡主播平均月收入在8000元以下，近九成職業網絡主播願意長期從事網絡主播這一職業。
儘管如此，小玉承認，直播行業從整體來看，依然算是收入相對較高的行業——代價卻是毫無規律的工作時間和被完全擠占的個人生活。主播有時需要早晨四點半起床化妝，由於工作時間晝夜顛倒，私下幾乎很難有社交，“平時休息時就在家裡喝喝悶酒，在公司和同事只是點頭之交，永遠不在一個班次，能說上話的時間也僅僅只是下播換播的那幾分鐘。”
此外，由於直播行業需要不斷向外輸出，在工作之餘需要不斷瀏覽其他主播的帶貨話術、學習最新的網絡用語等，頭腦始終處於高度亢奮的狀態，每天只能睡3-4個小時是常態，“每天都要錄屏，復盤時聽自己的語速和語氣是否讓人舒服，再把聲音關掉看整體的動作是否自然，然後一點點調整。”小玉說道。
缺乏保障的職業生涯
據統計，截至2023年12月，中國直播電商用戶規模達5.97億人，佔網民整體的54.7%，電子商務行業整體從業人數也已超7000萬人。今年7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新一批新職業和新工種，網絡主播等19個新職業正式成為國家認可的新職業。
今年8月，《國務院關於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支持電子競技、社交電商、直播電商等發展”。
直播已成為重要新興業態，但龐大的直播市場和主播群體在勞動規範上卻普遍沒有保障。
據多位主播透露，目前大部分中小直播公司和主播簽訂的是勞務合同而不是勞動合同，這也意味着公司和主播的關係幾乎都是“一次性”買賣。
從法律上來看，勞務合同與勞動合同的主要區別在於關係的性質和解除條件。勞務合同是基於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合同關係，解除時不需要提前通知，也不需要支付經濟補償，除非合同中有特別約定。而勞動合同是基於勞動關係，解除時需要提前通知並支付經濟補償。
如果遇到裁員、工傷等問題，主播幾乎很難從公司獲得賠償。小玉向澎湃新聞記者透露，“如果簽的是勞動合同，被開除會有n或n+1的賠償，而勞務合同中提到：‘如果不符合要求甲方可以解除合同’，主播很容易因為莫須有的‘形象不合、不能勝任’等理由被開除。”
簽了勞動合同也不代表合法合規。小林表示，不少剛轉行到直播帶貨行業的主播都分不清自己簽訂的勞動合同是否規範。比如他此前工作的公司勞動合同中，有一項條款提到：鑒於缺乏相應的工作經驗，本人需接受公司的無償培訓後方可上崗。根據這個規定，主播上崗後需在公司持續無償服務至少半年時間。在此期間，若違反合同規定，要支付一萬元人民幣作為違約金。
工作時長難以保障是另一大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制度。具體來說，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而主播的工作時間遠遠超過相關標準。
在“雙11”“618”這樣大促期間，每天工作超過20小時都是常態。有主播吐槽道，“沒假期，沒福利，每月需要播夠108小時，少一小時扣100元，最後頂多拿9000多元。沒有社保，天天想辭職，但又害怕失業。”
“大家都是抱着成為s級主播的夢想在這個行業堅持着，相信自己有一天會走紅、會出名、掙大錢。”粉絲超過400萬的主播“傑哥”告訴記者，“雖然成為下一個李佳琦很難，但也許有一天，自己就成了被流量眷顧的寵兒。”
也有不少主播決心逃離，在社交媒體上，遍布着“我從直播行業離職”的分享，“主播就是一份掙快錢的工作，別人羨慕我們工資，我們羨慕別人朝九晚五。”有主播這麼寫道，“下定決心辭職，換個城市，哪怕從月薪五千開始，加油。”
（文中小玉、小林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