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斯奮,率性而為的“跨界”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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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斯奮,率性而為的“跨界”文化人 - 陸劇吧

  劉斯奮在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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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斯奮書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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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斯奮藝文生涯70年”系列活動將於9月26日隆重開啟,活動包括“詩文書畫——劉斯奮藝文七十年綜合展”,《蝠堂詩品》叢書、《劉斯奮自訂藝文年表》新書首發活動,劉斯奮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改編舞台劇、影視作品展示活動,“文化蝠堂——劉斯奮藝文生涯七十年學術研討會”,全面展示這位跨界“通才”的文藝成就。

  1944年,劉斯奮出生於一個充滿文學與藝術氛圍的家庭。父親劉逸生是中國早期著名的報人、詩人和文藝評論家,被譽為中國現代詩歌賞析學新流派的開創者,其著作《唐詩小札》等影響深遠。

  劉斯奮曾任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廣東省文聯主席,在小說創作、學術研究、美術、書法等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他說:“我從不給自己的人生設限。”在不同的身份中切換自如。其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榮獲全國長篇小說的最高獎——第四屆茅盾文學獎,這是迄今為止,廣東第一位也是唯一獲此項殊榮的作家。

  他還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出版了學術著作《嶺南三家詩選》、《黃節詩選》、《蘇曼殊詩箋注》、《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等書。劉斯奮近年的興趣主要集中到繪畫方面。他的人物畫曾在各地展出,被譽為新文人畫。

  但是,在旁人看來是“通才”的他,卻一直謙虛地認為自己是“業餘的”。劉斯奮為自己取別號為“蝠堂”,以“似鳥非鳥,似獸非獸”的蝙蝠自喻。

  他給記者講了一隻蝙蝠的故事:有一隻蝙蝠出外找朋友。它去找走獸,但走獸們認為它會飛,屬於鳥類,因此不肯接納它。於是它只好轉而找飛鳥,不料飛鳥們又認為它沒有羽毛,應該屬於獸類,也不肯接納它。結果弄得這蝙蝠“毫無立場”,進退失據,頗有點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的狼狽。

  劉斯奮說,這個故事使我油然想到了自己。由於受到父母的熏陶訓誨,從少年時代起,就迷上了寫寫畫畫,當時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做一個文化人,能夠用好老天爺賜予的那一點悟性,得其所哉地過上一生。不料世事的發展卻大違所願,命運之手鬼使神差地將他推入了從政之途。雖然對於寫寫畫畫的興趣始終沒有稍減,而且一直在為少年的夢想不懈地努力着,但是卻連一天的“專業人士”也沒有當過。結果情形就成了這樣:在寫作界的眼裡,他是從政的(或者還是畫畫兒的);在繪畫界的眼裡,他也是從政的(或者還是寫作的),而在從政的同事當中,他又是寫作和畫畫兒的。這情形,十足就像故事當中那隻蝙蝠。他認為自己既不是純粹的作家,也非純粹的畫家,而是一個無拘無束、率性而為的“跨界”文化人。

  在記者採訪過程中,已經80歲高齡的劉斯奮始終樂呵呵的,一如他的人生態度,人生就是要盡情地玩一場,“我玩了大半個世紀,沒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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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小說《白門柳》:經得住時間考驗的才是好作品

  記者:為什麼要寫《白門柳》這本書?

  劉斯奮:1980年春天,我作為宣傳部張江明副部長的隨行人員,赴廣西桂平參加“太平天國學術討論會”,在行經西江的船上,經王曉吟介紹,認識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編輯邢富沅,一路上談史論文,頗為投契。末了,他提出讓我寫一部歷史小說,篇幅和題材都由我自己決定。我自幼受家庭熏陶,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鍾,後來又就讀於中山大學中文系,從事文學創作一直是我的一個夢。受到正式約稿,自然極大地激發起我的創作衝動。回來之後,經過一番考慮,決定以明末清初那一段“天崩地解”的歷史為背景,以江南地區一群有改革思想的知識分子為主角,通過他們所走過的坎坷曲折道路,來揭示我國早期民主思想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把構想報給出版社之後,得到了認可,我就開始動手創作。

  記者:寫《白門柳》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劉斯奮:寫《白門柳》所面臨的挑戰,除了此前沒寫過小說之外,還面臨兩大難題:一是作為土生土長的嶺南人,對江南的風土人情、山川地理可以說完全隔膜,只能憑藉歷史材料去馳騁想象,直到寫完第一部才去江南實地考察一圈,補了“生活”。二是以黃宗羲這種思想家作為小說主角,如何把抽象思想變成形象,如何把思想家成長過程展示出來?由於此前並未有同類作品可資借鑒,同樣構成了很大的考驗。

  現代人寫歷史小說,要有一個站得比古人更高的立足點,才能夠顯示今天人們在思想和社會方面的發展。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的大動亂,令中國社會付出非常沉重的代價。這麼大的一場歷史動亂,中國社會究竟得到了什麼,出現什麼能夠代表時代本質意義上的進步?我想來想去,是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為代表的中國早期民主思想的誕生。這是我們土生土長出來的,並不是西方傳進來的,這是真正代表時代進步的。所以我決定將早期民主思想作為要表現的主題,站在這一思想高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重新回顧那段歷史,就跟前人看法完全不一樣。

  記者:《白門柳》得茅盾文學獎後,對你的創作和生活有什麼樣的影響?

  劉斯奮:得茅盾文學獎是一個榮譽,但一部作品得不得獎其實不是最重要的。能經得住歷史和時間考驗的,才是真正的好作品。《白門柳》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現在幾十年仍然受到讀者的認可與喜愛,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東西。寫完《白門柳》之後,我就封筆不寫,轉身去畫畫了。

  記者:完成長篇小說《白門柳》的創作之後,你的興趣和主要精力便從寫作轉向了繪畫和書法。為什麼不繼續寫小說了?

  劉斯奮:這要命的《白門柳》,已經前後耗費了我整整16年的光陰——從37歲到53歲,可以說是人生當中最成熟、精力最充沛、藝術感覺最敏銳,因而也是創造力最旺盛的一個階段。而為了寫這部小說,我已經硬是把渾身解數都“砸”進去了,最後得以完成,算是有了一個結果。接下來呢,當然可以再寫別的,但水平能否保持是一個問題;即使能夠保持,卻沒有突破和超越,那麼就不必浪費自己的精力,也不必浪費讀者的時間了。更何況,我只是一個業餘作者,寫與不寫,全在興趣。興趣來時,只管沒日沒夜地埋頭折騰;興趣一過,擲筆退場,也不會有瞻前顧後的為難。人生不過短短數十年光景,既然心中已經另有所騖,又何不試着換一種活法呢?

  也許我屬於對改革開放前後的歲月都有着切身體驗的一代,因此對於能趕上當今這樣的鼎盛時世,從心底里感到珍惜;面對海闊天空的藝術之域,情不自禁地興奮莫名。一種竭我餘力,遍訪名區,窮探寶穴之慨,油然而生;覺得惟有如此,才不至於辜負時代的厚賜。正是這一種無法抗拒的“時代誘惑”,使我在完成《白門柳》的創作之後,又轉向了繪畫和書法,打算去追尋少年時代的另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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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文人畫:中國藝術應堅守傳統的審美理想

  記者:你的文人畫將中國傳統的審美理想和原創性相結合,顯示出強烈的個人特色。你為什麼會選畫文人畫?

  劉斯奮:文人畫路子是輕描摹而重揮寫,輕形似而重神似,輕客體表現而重主體抒發,輕技巧審美而重文化審美。這種畫風發端於唐、宋,大盛於元、明,曾經主宰畫壇數百年;其藝術觀念即使是從當時世界美術的格局來看,也是走在前頭的。只是到了近代,由於歷史和政治種種原因,文人畫才衰落式微了。但是,這種畫風其實在很高的層次上凝聚着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理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發揚。事實上,也只有在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中華民族以更加自信的心態審視自己和面對世界的時候,文人畫的價值才得以被重新認識,受到認可,並有了通過注入現代精神,繼續發展推進的可能。這對於身為文人的我來說,無疑又是一種令人意動神馳的“誘惑”。

  記者:中國畫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劉斯奮:不能妄自菲薄,盲目唯西方的馬首是瞻,繼續充當西方文化的附庸。而是要回歸與重振中國藝術自身的“道統”。重新發揮中國畫以線造型、以簡馭繁和側重寫意三大優長,沿着弘揚民族文化的獨特個性的方向去尋求突破。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我認為不管是當前的中國畫,或是中國當前的油畫、版畫、雕塑,乃至一切中國藝術,都必須認真解決和始終堅守住的,就是中國傳統的審美理想。一個民族的審美理想,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制高點。只有站在制高點上,才能真正與別人分庭抗禮。中國傳統的審美理想就是中庸之道,是含蓄、內斂、不走極端,認為過猶不及;就是所謂溫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詩教。在中國傳統中,有很多東西是不入畫的。如死亡、戰亂、災禍、殺人、流血都不畫。因為人類社會或大自然的這些極端的、非正常表現,都不符合中國文化的重視現世生存的情結以及“和為貴”的中庸之道。這與以執着的宗教信仰為基礎的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西方藝術以激情之極度發揮,揭示之窮盡形相,表現之繁複淋漓為最高境界。畫畫也是無所顧忌,戰爭、死亡、流血、砍頭、解剖,這些揭示人類“原罪”及其救贖的事物,全都可以入畫。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審美理想。我認為中國畫——其他藝術品種也同樣,應當始終守住自身的傳統理想,從而在藝術表現上顯得別具襟懷,大異其趣。才能真正使對方自覺不能,自嘆不如,也才會在世界範圍內贏得應有的尊重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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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詩詞:學習傳統文化最好的方式是讀古典詩詞

  記者:你將在9月26日首發新書《蝠堂詩品》,這本書是講什麼內容的?

  劉斯奮:《蝠堂詩品》叢書一套9冊,凝聚了我在詩詞研究領域的成果,精選唐詩名家經典、宋詞豪放派、婉約派名篇佳作。特別選取了清代、近代面臨國家變革、民族危難時挺身而出,品德高潔、捨生忘死、以筆為炬、喚起民眾覺醒的嶺南詩人。古詩選注部分通過今譯文字為廣大讀者消除閱讀的隔閡,讓讀者充分感受到古典詩詞之優美。

  記者:你對古典詩詞的研究很深入,也出版了很多學術著作,你對古典詩詞的愛好是來自哪裡?

  劉斯奮:來自我母親,我母親鍾愛傳統詩詞。當時太平洋戰爭爆發,她懷着我逃難到廣西梧州,路上也一直在讀古詩詞。受到了這種胎教和母親的影響,我從小對詩詞就特別地敏感,十幾歲就可以寫出很不錯的詩詞。曾記得在中山大學迎接新同學的牆報上,我寫了一首五言律詩:“喜得新同志,年華看早陽。揮鞭來八面,與我結同裳。漠北霜風勁,江南春草長。紅旗須認取,千里說豪腸!”

  學習傳統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讀古典詩詞。因為古典詩詞的作者是古代文人,他們並不認為自己一生都是讀寫詩詞的,他們主要就是為了科舉考試。由於熟讀四書五經、古代典籍,從小培養了他們的靈性與人格,道德觀與價值觀,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寫詩詞,詩詞充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同時,古典詩詞又屬於古代的百科全書,山川草木、喜怒哀樂,全都在裡面,並且古詩詞是形象的,既朗朗上口,又通俗易懂,是進入傳統文化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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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自身:玩了大半世紀,人生沒有遺憾

  記者:為什麼這次會想要舉辦藝文生涯70年系列活動?

  劉斯奮:我已經80歲了,覺得人生應該要回顧總結一下,玩了大半個世紀了,有什麼成果、經驗、得失,都展示一下,讓大家來評判一下,如果能給大家一點啟發或一點感悟,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目的了。

  記者:這麼多年做學問,有沒什麼經驗之談?

  劉斯奮:古典詩詞、史學修養和思想方法,是我幾十年來為文問學的三根支柱。首先詩詞充滿傳統文化的精神,通過古典詩詞進入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捷徑。第二史學修養就是讀歷史,了解歷史,了解這個時代的變遷。第三就是思想方法。我覺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在人類活動的三維空間中,是把握事物本質的唯一正確的思想方法。其與《周易》對於宇宙的變易認知,與中國傳統的“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的唯物主張,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民眾訴求是相通的。現在很多人不重視思想方法,如果不掌握思想方法,看什麼問題都是霧裡看花。

  記者:藝術創作如何創新?

  劉斯奮:我的小說創作也好,書畫創作也好,都具有獨特的個人面目,而且極少重複。但從我本人的意願來說,從來沒有刻意去創新。只要你將自己的天賦、學養、想法和人生經驗盡情發揮出來,那就一定是新的。作者無意求新,但讀者自覺其新。

  以我寫《白門柳》為例,我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來審視、思考明末清初這段歷史,對當時的政治、社會現象、忠姦邪正的判斷乃至男女關係的理解,自然都會與古人不一樣。而用西方現實主義小說的方法進行創作,也自然會與古代小說大異其趣。當然,作為一部歷史文化小說,我對中國古典文化的積累和把握,無疑也起到重要作用。

  總之,我從來沒有刻意去創新,甚至不願稱之為創新,但只要把我的全部天賦、學養和積累充分調動起來,發揮出來,它自然就是與眾不同的新的東西。很多藝術家不明白這個道理,總是挖空心思搞出新,其實並不見得新,往往都是從別人那裡“抄”來的。

  記者:人生有沒有什麼遺憾?

  劉斯奮: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遺憾了,我已經超額完成任務,作家、畫家、書法家、學者都做了,什麼都玩了。建議大家充分玩,將自己的潛能全部發揮出來,至於達到什麼程度就看老天爺決定。

  記者:對年輕人有什麼建議或寄語嗎?

  劉斯奮:人的潛能是多方面的,絕不是只能做某一方面的事情。你只有試過才知道行不行,所以年輕人要多方嘗試,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你還有很多青春歲月去揮霍,不要這麼緊張,我35歲之前還是一事無成的。多準備多積累,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現代社會發展很快,很多新事物出現,也帶來很多機會,問題是有沒有準備好,能不能抓住機會。同時,要揚長避短,要弄清楚自身的長處和短處在什麼地方。比如我的外語一塌糊塗,數學也不行,唱歌跳舞更不行,這是我的短處。補短是很難的,一定要認清自己的長處,把長處發揮到極致。你最能把握的,就是你的長處、你的天賦。

  本版采寫:南都記者 許曉蕾 實習生 葉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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