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澎湃新聞記者 程曉筠
即便再行色匆匆，經過戛納電影宮德彪西廳的入口時，還是忍不住會望一眼正中間的那張海報。上面是一個英俊的男人，微皺的眉頭和陰影下的雙眼泄露着他的重重心事，薄薄的嘴唇為他精緻的臉龐平添了一絲柔美，既中和了男性陽剛的侵略性，又多了幾分玩世不恭的誘惑力。這個男人就是阿蘭·德龍（alain delon），時年25歲出現在雷內·克萊芒（rené clément）導演的《怒海沉屍》（plein soleil）里的阿蘭·德龍。
本屆戛納電影節為阿蘭·德龍設計專屬海報，採用的是其25歲出演《怒海沉屍》的劇照。
時隔58年之後，2019年5月19日晚，法國國寶級影星阿蘭·德龍在全場觀眾的掌聲中，正式被授予戛納終身成就金棕櫚獎。
阿蘭·德龍被授予最高成就金棕櫚獎，他的女兒陪在一側。視覺中國 圖
當天早些時候，他參加了由去年訪問過他的《世界報》記者塞繆爾·布呂芒菲爾德（samuel blumenfeld）主持的“大師班”。而這兩次深度對談，正可拼接出德隆傳奇又不乏缺憾的人生。
“一個多餘的人”
1935年11月8日，阿蘭·德隆出生在距離巴黎不遠的索鎮（sceaux）。父親法比安是當地一家電影院的經理，母親愛迪特則是一名助理藥劑師。四歲那年，他的父母親離了婚。這件事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甚至是人生觀，也導致他在剛滿17歲時，就急着加入了法國軍隊，奔赴越南前線。
“能去越南我很高興，出於個人和家庭的原因，我早就想離開了。我在家裡感到很不舒服。爸媽早已離婚，在那之後，我有段時間跟着媽媽和繼父過，過一段時間，又要跟着爸爸和繼母過。我成了一個拖油瓶，一個多餘的人，我成了大家的麻煩。原本，我也是他們愛情的結晶，但當愛情已成往事，父母親都各自重組家庭，有了別的小孩，他們根本就沒想好要拿我怎麼辦。所以最一開始他們把我扔給了保育員阿姨。那位保育員阿姨的老公是一名獄警，所以我小時候就常在監獄裡度過。1945年10月15日，他們在監獄裡槍斃偽政府總理賴伐爾的時候，我就在現場。之後，我開始和繼父一起生活，他老是打我，像是想要殺了我一樣，他和我母親當時已經有了一兒一女。”
阿蘭·德龍走上紅毯。視覺中國 圖
這位繼父名叫保羅·布洛涅，在索鎮附近的皇后堡鎮上開了一家規模不小的肉鋪。所以，十幾歲的阿蘭·德龍在屢次因為行為不端而被中學開除之後，索性就考了職業證書，在繼父的肉鋪里當起了小工。
“事實上，我還做過各種零工，但很多時候也在街上遊盪。就這樣，一直到我十六七歲的時候，我告訴自己說：夠了，我要離開這裡。正巧，我在報上看到了招兵的廣告。參軍，成了我離開這裡的唯一途徑。我本想去空軍，但那需要等上一年半載才能出發。我等不了，所以就去了海軍，為的就是可以馬上走人。我成了那批新兵中最年輕的一個。”
“跟我親生父親說了這個決定之後，他很高興，當場就批准了。我也很感激他，感激他肯放我走。不過，事後我轉念一想，不對，哪有做父母的會那麼爽快答應自己17歲的兒子去印度支那戰爭前線啊？但沒辦法，這就是我的人生。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很恨他們，尤其是我父親。至於我的母親，我能有今天，其實都來自於她。我母親一直就很想要當演員，以為自己為此而生。但她沒能如願，可是我實現了她的心愿，所以她後來一直很高興，很為我驕傲。她後來被人尊稱為德龍夫人，她喜歡這叫法，儘管她應該被叫作布洛涅夫人才對，那才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氏。”
阿蘭·德龍（右）在“大師班”上談自己的藝術人生。 澎湃新聞記者 程曉筠 攝
“如果不是進了電影這行，我會成為一個職業拉皮條的”
在軍隊里，阿蘭·德龍學的是通訊兵專業，結果卻以並不怎麼光彩的履歷離開了部隊。如今回憶起那段經歷，依然讓他感觸良多。
“是軍隊的經歷讓我變了一個人。我能成長為一個男子漢，那都要歸功於參軍的經歷。我是1953年1月23日去的越南，1956年5月1日回國。我在軍隊中學到了紀律，學會了怎麼處理人際關係，學到了什麼叫做恐懼。但也因為做了一些蠢事，只能提前離開軍隊。我這樣的情況當時不多，我們管這個叫做‘遣送回家’。我實在讓他們忍無可忍了，本該服役五年才到期的，結果才三年零三個月就結束了。我當時被分配的崗位還挺難的，負責在西貢的法軍軍火庫駐防。我跟一些同僚一起，做了一些蠢事。1955年11月8日，我被關進了軍隊監獄。進去之後我才想起來：‘今天正好是我二十歲生日啊！’但我此刻卻在離家兩萬公里的單人牢房裡，就這麼過我的生日。想到這些，我流淚了。”
1956年，因為偷開吉普車外出並且開進溝里出了車禍的關係，德龍被海軍剝奪了一等兵軍銜並開除。那年夏天，他回到了法國巴黎。“那是1956年，我從前線回到國內，完全不知道接下來要幹什麼。我當時就是一個小流氓，我覺得自己應該活不了太久。我當時住在皮加勒區（即紅磨坊所在的巴黎紅燈區）一家小旅館裡，名字我一直都還記得，叫雷吉娜賓館（hôtel régina，直譯為皇后賓館）。我這輩子，一直都離不開雷吉娜（皇后）這個詞，小時候住的是皇后堡鎮，我父親做經理的電影院也叫雷吉娜（皇后）電影院。”
剛剛回到巴黎那段時間，阿蘭·德隆打過各種零工，做過體力活，還在咖啡廳做過服務員。最終改變他命運的，還是他英俊的面容、迷人的氣質外加始終不斷的女人緣。
“雷吉娜賓館附近有一家酒吧，那是周圍小流氓的聚點，名字叫作三鴨（les trois canards）。我當時也常去那裡，大概過了一兩個月，那地方已經有八個年輕姑娘愛上了我，她們都說願意跟着我干。所以，如果不是進了電影這行，你能想象我會去做哪一行嗎？我會成為一個職業拉皮條的。好在，除了在皮加勒區，我在巴黎其他地方還認識一些別的女人。結果，我就成了電影明星。我之所以會做這份職業，全要歸功於她們，是她們讓我拍上了電影，是她們希望我去拍電影，也是她們為了讓我拍電影而付出了一切。她們全都愛我。這些女人，最年輕的至少也要比我年長六七歲。我希望自己能成為她們眼中最帥的那個男人，最高大、最強壯的那個男人，於是，我當上了演員。”
“我的職業生涯全部都來自於意外”
“具體的經過是這樣的，某天，和我同住的朋友說要帶我去聖日耳曼德佩。我問他，聖日耳曼德佩是什麼地方？他也不說，就那麼帶我去了聖博諾瓦拉路，原來，那塊地方就叫聖日耳曼德佩區，還有一家賓館就叫聖日耳曼德佩賓館。在賓館裡，他們介紹我認識了一個名叫琪琪的女人——她早就不在人世了。她很快就愛上了我，我們一起去夜總會玩，就在聖博諾瓦拉路對面的一家夜總會，而那裡就是當時巴黎的演員很愛去的一個地方。通過琪琪，我認識了布麗吉特·奧貝（brigitte auber），她也瘋狂愛上了我——她演過希區柯克的《捉賊記》，她現在還活着，九十歲了，我能有今天，真的要多謝她。就這樣，我搬去了奧貝家裡，她又介紹我認識了導演伊夫·阿雷格萊（yves allégret）。結果，導演的妻子米歇爾·科爾度（michèle cordoue）又瘋狂地愛上了我，她說服丈夫，下一部新片一定要用我。那就是《當女人插手》（quand la femme s’en mêle）了，我的第一部電影。”
阿蘭·德龍在電影《當女人插手》（1957）里，飾演一個名叫jo的小角色。
“當時，伊夫·阿雷格萊把我叫去了他家。我問他，‘你為什麼要找我來演啊？我什麼都不懂啊，我又不是演員，我是當兵的。’所以，我一開始拒絕了他，最終，還是因為米歇爾·科爾度，是這個女人的反覆堅持，終於讓我接受了這個角色。電影開拍之後，伊夫·阿雷格萊就告訴我說，‘你聽好了，不要演，平時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你平時怎麼看，那就怎麼看；你平時怎麼動，那就怎麼動；你平時怎麼說話，那就怎麼說話。’這句話我一直都記着，每次演戲的時候都會想到。所以我從來不是在表演，我一直都在做我自己。”
在法語中，演員一詞可以有兩種表達方式：comédien或是acteur。前者偏向舞台劇演員，後者偏向影視演員；前者聽上去更有范兒，更演技派，但近年來兩者的語義已越來越混淆。硬要區別的話，權且可以用“演技派”來翻譯comédien，用“本色演員”來對應acteur。這種區別，在阿蘭·德龍的眼裡，似乎格外重要。
“我並不是演技派演員（comédien），演技派演員是一種職業，就跟出租汽車司機或是麵包師傅一樣，那是一種工作。要經過上課學習的過程，要進專門的學校學習。而這一點，就是讓-保羅·貝爾蒙多（jean-paul belmondo）和我的本質區別——我這麼說，完全沒有任何要貶低他的意思。我是一個本色演員，而貝爾蒙多是演技派演員。他那種演員，要事先經過多年的學習，然後在銀幕上表演不同的角色，而本色演員則是在銀幕上生活，活出自己的樣子。所以，我一直都是活在自己的角色之中，從來就不演。本色演員之所以會成為演員，那全都是出於意外。我就是一個意外。我的人生就是一次意外。我的職業生涯全部都來自於意外。”
“我有了一種自己天生就該拍電影的感覺”
就是因為這麼一連串的意外，1956年時阿蘭·德龍被迫退伍，到了第二年，他參演的第一部電影《當女人插手》就已經上映了。
“《當女人插手》的女主角是艾薇琪·福伊勒（edwige feuillère），男主角是貝爾納爾·布利耶（ bernard blier），他們成了我的電影教父和教母。”此後的五年間，德龍連續拍攝了十部電影，很快成了法國觀眾耳熟能詳的名字。拍完《當女人插手》之後，伊夫·阿雷格萊就說服自己的哥哥馬克·阿雷格萊（marc allégret）導演在他的新片《卿本佳人》（sois belle et tais-toi）中同樣起用阿蘭·德龍。比他年長兩歲、當時還是新人演員的讓-保羅·貝爾蒙多也參演了這部作品。
《花月斷腸時》劇照
1958年，在電影《花月斷腸時》（christine）的拍攝現場，23歲的德龍與20歲的奧地利女演員羅密·施奈德（romy schneider），也就是深受中國觀眾喜愛的“茜茜公主”迅速陷入愛河。一年之後，這對歐洲影壇的金童玉女訂婚。
1960年，阿蘭·德龍生命中的又一位大貴人出現了。拍攝過《禁忌的遊戲》的大導演雷內·克雷芒找上了他，為的是改編自美國作家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偵探小說《天才雷普利》的新片。這部電影就是1960年上映的《怒海沉屍》，它成了阿蘭·德龍第一部具有全球視野的重要作品，但主角雷普利的演員人選，原本卻並不是他。
《怒海沉屍》劇照
“我去了雷內·克雷芒家裡，製片人也都在，他們跟我解釋說，這部戲要由莫里斯·羅內（maurice ronet）來演雷普利，我要演他的受害者。可是，我只想要演雷普利。我不肯妥協。他們都勸我說，‘你以為自己是誰？你算老幾？’但我回答他們，‘我只不過是怎麼想的就怎麼說出來，如果你們不同意，那就另請高明吧。’就在這時候，從雷內·克雷芒的公寓的另一頭，傳來了他夫人貝拉·克雷芒的聲音，她當時正在洗碗。‘雷內——小傢伙說的有道理啊！’就這樣，決定了，就我來演雷普利。”
“《怒海沉屍》在世界各地都獲得了很好的票房，尤其是在日本，可能是因為片名裡面有個‘日’（soleil）字的關係。然後，維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也看了這部電影，於是他找我去演了《洛可兄弟》（rocco and his brothers）。不過，這基礎都是雷內·克雷芒給我打下的，我一直很尊敬他。對於雷普利這個角色來說，我當時確實太年輕了。有人覺得是我演技好，讓觀眾忘記了我和莫里斯·羅內之間的年齡差距（兩人相差八歲），但我覺得這完全要歸功於雷內·克雷芒。畢竟，我完全就沒受過任何演員訓練，我剛從越南回來，然後就開始拍電影了，他們直接就把攝影機支在了我面前。但話說回來，第一次站在鏡頭前面，站在伊夫·阿雷格萊的鏡頭前面，我確實覺得自己找到了一種歸屬感。我有了一種自己天生就該拍電影的感覺。要是沒有這種自信的話，我也不可能有今天。”
“法國電影新浪潮不過就是一種新電影，僅此而已”
1960年3月，《怒海沉屍》正式公映，正好與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的導演處女作《精疲力盡》同一檔期。再算上之前一年上映的《四百擊》，當時正是法國電影“新浪潮”風起雲湧的年代。不過，德龍與這些導演卻並無太多交集。他與戈達爾要遲至1990年才有了第一次合作，拍了一部《新浪潮》（nouvelle vague）。
《新浪潮》劇照
關於這種“缺席”，德龍表示：“原因其實很簡單，他們當時不想用我。就是這樣。在他們的眼裡，我是一個壞小子。我當時在法國和意大利拍的那些電影：克雷芒的、維斯康蒂的……恰恰就是新浪潮導演最不喜歡的那類。我當時也嘗試過想要跟他們合作，但他們對我有很大成見，覺得《洛可兄弟》里的德龍根本就配不上新浪潮導演。他們堅信自己代表着新，代表着真，代表着電影唯一的發展方向。在他們看來，我代表的是已經過時的那類電影。只有特呂弗曾試過要聯繫我，說是要談談合作什麼的，但後來也就沒下文了。至於戈達爾的《新浪潮》，那已經是1990年的事情了，而且我感覺他之所以要找我，也是出於商業上的考慮。所以我直到現在都覺得挺好笑的，當初那些新浪潮導演，現在還有多少人被記得呢？相反，《怒海沉屍》《洛可兄弟》《豹》，卻都經受住了時間考驗。更別提我演的讓-皮埃爾·梅爾維爾（jean-pierre melvill）、約瑟夫·羅西（joseph losey）的那些電影了。當初確實有一些導演害怕跟我合作，因為他們聽說我拍戲的時候很霸道。不好意思，我可從沒在維斯康蒂、梅爾維爾或是克雷芒的面前指手畫腳過。但我也無所謂，這也好，省得我跟那些白痴打交道了。在我看來，法國電影新浪潮不過就是一種新電影，僅此而已。”
“在我和梅爾維爾之間，有那麼一種心靈相通”
與新浪潮無甚交集的德龍並不寂寞，這一時期，他既演過《蝕》（l'eclisse）、《豹》（il gattopardo）這樣的藝術電影，也拍出了《大小通吃》（mélodie en sous-sol）、《黑鬱金香》（la tulipe noire）等賣座商業片。
1963年，德龍與施奈德的愛情童話宣告破滅。一年之後，他與女演員娜塔莉·卡諾瓦斯（nathalie canovas）奉子成婚。九月，他們的兒子安東尼·德龍在洛杉磯出生。此時的德龍早已跳出法國，將電影觸角伸向了好萊塢乃至世界各地。不過，好萊塢的電影似乎不怎麼對他胃口。他生命中的下一位導演貴人，依然來自他的祖國。
1966年，讓-皮埃爾·梅爾維爾導演第一次找到了阿蘭·德龍談合作。“他去了我家，我和我妻子娜塔莉當時住在梅西納路。他找我談《獨行殺手》（le samouraï）的劇本，他跟我講故事梗概，講了十分鐘之後，我讓他先停一停。我告訴他：‘讓-皮埃爾，你這電影里一句台詞都沒有啊。你不用再說下去了，我接你這部戲了，我們拍吧。’所以，我連這個故事的結局都還不知道，就已經答應接拍了。”
“我覺得，在我和梅爾維爾之間，有那麼一種心靈相通。但是，我們在工作之外，幾乎就沒有什麼私人關係。那是因為我們只要在一起，那就基本都是在工作。他總是一部電影剛弄完，就開始準備下一部了，《獨行殺手》、《紅圈》（le cercle rouge）、《大黎明》（un flic），我們一部連一部地拍，速度很快。原本，還準備要拍第四部《亞森魯賓》（arsène lupin），但他沒來得及拍就去世了。我們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很喜歡美國電影。我在《獨行殺手》里戴帽子什麼的，那都是來自他本人的形象。那時候他和他家人住在他位於巴黎十三區的傑納製片廠（studios jenner）裡面，就在《獨行殺手》拍攝期間，那地方失火了。我接到電話就趕過去了，警察已經到了，他們認出了我，讓我進去了。我看到了讓-皮埃爾、他妻子還有他那些助手。他身上穿着睡衣，但頭上卻還戴着那頂帽子。我走到他身旁，他抓緊了我的手臂，對我說，‘我的coco怎麼辦，我們那隻鳥……它還關在籠子里啊！’他多年經營的製片廠此刻正在熊熊火海之中，但他想到的卻是那隻葬身火海的小鳥。換做是我的話，肯定當場昏過去了。他後來是心臟病發走的，在餐廳里，飯吃到一半，笑着笑着心臟驟停了。感謝上天那一刻我不在現場，要不然我肯定永遠都忘不了那一幕。”
2012年，阿蘭·德龍與鞏俐在上海出席活動。視覺中國 資料
“之所以要拍《克萊因先生》，因為這是一個禁忌的話題”
1975年，就在阿蘭·德隆完成賣座片《佐羅》（zorro）後不久，他自掏腰包擔任了電影《克萊因先生》（monsieur klein）的獨立製片人。該片由美國左翼導演約瑟夫·羅西執導，兩人此前曾合作過一部《刺殺托洛茨基》（the assassination of trotsky）。
中國改革開放後不久，《佐羅》便被引入國內，阿蘭·德龍很快為中國觀眾熟知。
《克萊因先生》講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猶太人遭受迫害的歷史。1942年7月16日，法國傀儡政府為配合納粹滅猶的行動，在巴黎全市大肆搜捕猶太人，共逮捕一萬多名猶太人，包括婦孺。他們被集中在距離埃菲爾鐵塔不遠一處名為“冬季自行車館”的室內運動場里，接着被送進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幾乎全都死在了那裡。
《克萊因先生》劇照
戰後，“冬季自行車館大逮捕”成了法國人難以面對的一道傷疤，畢竟，參與逮捕行動的大多是法國警察和公務員，直到1995年，法國政府才正式為該事件向受難的猶太人道歉。所以在1970年代，阿蘭·德龍率先揭開法國人的傷疤，確實需要很大的勇氣。“我之所以要拍《克萊因先生》，就因為這是一場悲劇，而且又是一個禁忌的話題。誰都不想接手這個項目，但我卻很願意，所以就自己做了製片人，導演約瑟夫·羅西也是我去找來的。說到‘冬季自行車館大逮捕’，法國人有誰不知道呢？我是1935年出生的，1945年我10歲，我又不是傻子，一切我都看在眼裡，我都明白。”
在片中，他飾演的克萊因先生是一位藝術品收藏家，在法國淪陷期間從急於逃難的猶太人手裡低價收購了不少藝術珍品。影片開始不久，我們看到他正聚精會神地欣賞着一幅荷蘭畫家阿德里安·范·奧斯塔德作品。在生活中，阿蘭·德龍也是藝術品的熱心收藏家。“這是一種本能。我最開始買的都是素描，然後那些素描又帶領我去着手收集油畫。我對素描很感興趣，因為它們是發端。一開始也沒人教過我什麼。慢慢的，有些朋友開始給我提供建議。那時候，倫敦和巴黎的所有拍賣會，我一場不落，兩頭奔波。我喜歡的東西自己會留着，主要是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作品，像西奧多·席里柯、讓-弗朗索瓦·米勒、歐仁·德拉克羅瓦這些我都留着。其他的我會賣掉，前不久我剛賣掉倫勃朗·布加蒂的一批銅像，再之前還賣掉過一批現代藝術作品。此外，我還在拍賣會上買入了戴高樂《告法國人民書》的原件，那是出於對他的敬意。當初聽說有人在拍賣這件東西，而且有可能會被南美洲的買家拍走的時候，我臉都白了。我對戴高樂將軍很有感情。每年6月18日（即戴高樂做《告法國人民書》演說的那一天，這也被視作法國抵抗納粹運動的發端），我都會去科隆貝雙教堂村瞻仰他的故居。”
談及製片人的身份，阿蘭·德隆表示：“那是因為我沒讀過幾年書，沒辦法寫自己喜歡的故事，所以就只能當製片人了。”
2012年8月3日，第65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阿蘭·德龍獲洛迦諾電影節終身成就獎。視覺中國 資料
“對於我來說，電影已經結束了”
進入1980年代，阿蘭·德龍的拍片速度有所放緩，雖也出演了《德黑蘭43年》（tegeran-43）這樣的國際大製作以及《斯萬的愛情》（un amour de swann）這樣的藝術片佳作，但除此之外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未能獲得全球範圍內的矚目。
進入新世紀後，他更是作品寥寥。2008年的《高盧英雄大戰凱撒王子》（astérix aux jeux olympiques）成為他參演的最後一部重要作品。
《高盧英雄大戰凱撒王子》劇照
對此，阿蘭·德龍自然也有話要說。“電影已經變了，對於我這樣的傳統電影明星來說，情況也變了。在我之前，法國有讓·加班、伊夫·蒙當這樣的明星，有專門為他們寫的電影。到了我的時代，明星已經沒有再那麼高高在上了，但也有米歇爾·奧迪亞（michel audiard）這樣願意專門為明星寫戲的導演。這麼說吧，我進入影壇的時候，我們有五個小夥伴，就像是一隻手上的五根手指頭。貝爾蒙多、讓-皮埃爾·卡塞爾（jean-pierre cassel）、讓-路易·特蘭蒂尼昂（jean-louis trintignant）、讓-克勞德·布里亞里（jean-claude brialy），還有最年輕的阿蘭·德龍。現在，讓-克勞德已經走了。讓-皮埃爾也走了。特蘭蒂尼昂身體很糟。貝爾蒙多身體倒是不錯，但事業也早就結束了。當初讓-克勞德和讓-皮埃爾過世死掉的時候，我很難受。不知道接下里會輪到誰，到時候我肯定會更加難受的。現如今，還有人肯為明星專門寫戲嗎？不可能了。他們都在為錢寫電影，為了某個主題寫電影。想當年，奧迪亞會專門為了加班寫戲。我不知道是因為時代不同了，還是因為電影本身已經轉向了。在我年輕的時候，大家愛去電影院，會帶着另一半，坐下來，看着銀幕上的電影，一起做着夢。大家願意看電影，希望自己能變成英格麗·褒曼。大家去電影院的目的，是為了看到自己不可能實現的那些夢想。電影散場的時候，大家都心滿意足的，因為看到了非同尋常的東西。可現在的電影呢，全都千篇一律。”
“現在已經沒有我們那樣的明星了，後來出現的法國演員裡面，我最喜歡帕特里克·迪瓦爾（patrick dewaere），但他也已經死了。還有德帕迪約，那是肯定的。我還喜歡文森·卡塞爾，讓-皮埃爾的兒子。除此之外的話……他們對我說，‘這很正常，別擔心，再過兩百年，又會有一批偉大的演員出現的。’但我到時候早就不在了啊！他們跟我解釋說，那沒辦法，這種事情需要時間，要隔幾代人才會再有。真不錯，但我肯定是看不到了。算了，我也早就無所謂了。能有幸與那些天才合作過，我已經很滿足了。對於我來說，電影已經結束了。拳擊界有一種說法，叫作‘多餘的比賽’，我對這句話印象一直很深。我可不想打‘多餘的比賽’。我的電影事業已經夠出色的了，我不想再拍多餘的電影了。而且，我能合作的導演，都已經死了。我十年前拍完《高盧英雄大戰凱撒王子》之後就已經停下來了。事實上也沒人再找我，我還能跟誰合作呢？呂克·貝松嗎？他很早就知道我想要跟他合作的，但我聽說他有顧慮。他是害怕我嗎？我也不清楚。還有誰？波蘭斯基嗎？他從沒跟我聯繫過。”
望着因為長時間的談話而顯得有些疲憊的阿蘭·德隆，忽然意識到他已經是一個83歲的老人了，鬆弛的皮膚遮蔽了昔日的稜角分明，深陷的眼袋奪去了藍眼睛的神采，只有微皺的眉頭始終沒有放開。當年瘋狂愛過他的那些女人們，早已人面不知何處去。而如今當他出現在某個公共場所，恐怕也不會有女人走近他，告訴他：“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 ”然而，在電影世界中，不論是小麥色肌膚閃耀着光芒的孤注一擲的雷普利，還是帶着禁慾的氣息承受命運悲劇的洛可，抑或是不苟言笑孑然一身的傑夫，都早已定格為永恆，不會老去，也不會消逝。
當被問及為何演過的許多電影中最後都以死亡作為結局的時候，阿蘭·德龍回答：“是啊，總有人跟我說，你怎麼每部電影最後都要死掉啊。我想說的就是，那是因為我知道什麼是死亡。我喜歡死亡，因為那是一個句點。”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