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柯汶利執導的電影《默殺》，為今年暑期檔開了個好頭。作為一部以東南亞為背景的犯罪懸疑驚悚片，《默殺》充滿獵奇性的“爆點”，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不小的討論。
一邊是《默殺》的熱度與票房節節上升，一邊是不少影評人對《默殺》的“短視頻化”傾向提出激烈批評。批評者認為，《默殺》的商業成功是以損害電影的藝術性為代價的，電影雖然濃縮各種“爆點”、節奏緊湊、反轉不斷，但也處處是邏輯漏洞，人物更像推動情節的“工具人”。
柯汶利早前的《誤殺》，到去年的《消失的她》《孤注一擲》《瞞天過海》等，再到《默殺》，這些以東南亞為背景的犯罪懸疑片，着實都帶有短視頻的特點。具體言之，電影“短視頻化”或有以下缺點：“話題至上”“爆點至上”，話題本身成為主導，犧牲了對現實的真實描繪和細膩刻畫，缺乏對社會現象的深入剖析；為了使話題更具吸引力，電影故意製造或放大衝突，追求情節上的極端刺激和獵奇效果，破壞了故事的連貫性和可信度；角色被簡化為話題的載體，失去作為獨立個體的複雜性和獨特性，變成某種“類型”或“標籤”，限制了角色的深度和維度；鑒於短視頻應用普及率極高，電影高度重視短視頻平台的營銷，各種獵奇的宣傳短視頻狂轟濫炸……當電影“短視頻化”，導演就更像電影的“產品經理”，他們將電影作為一種純粹的商品，以匹配市場需求為最高宗旨，精心設計話題與“爆點”以刺激觀眾眼球，甚至對犧牲電影的藝術性也無所顧忌。
電影怎麼能像短視頻那樣只講“爆點”，不講邏輯呢？批評者以為，電影應該是關於藝術的，其核心價值在於深度挖掘人性、社會和文化的多層面相，而“短視頻化”的創作傾向是對電影的傷害。從去年暑期檔《消失的她》到今年暑期檔的《默殺》，這類爭議反覆出現，它涉及我們關於電影本質的一個終極之問：電影應該是什麼樣的？
法國戲劇家讓·阿努伊關於電影的著名論斷至今沒有過時，他說“電影是一個產業，然而很不幸，它也是一門藝術”。電影首先是一個產業，它涉及大規模的生產、分配和消費過程，其目標是在經濟上取得成功。電影需要遵循市場規律以確保盈利，尤其是對市場趨勢和觀眾口味的把握，所以商業電影幾乎都是類型片，因為類型是經過市場充分驗證的“公式”，能吸引最廣泛的觀眾，實現票房上的成功。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短視頻化”正是電影在短視頻時代的商業選擇。隨着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社交媒體的興起，人們的注意力被分散到各種平台和內容上，形成碎片化的信息消費習慣。當電影“短視頻化”，“爆點”不斷，令人目不暇接、易於消化，就能滿足觀眾在快節奏生活中快速獲取信息和娛樂的需求，讓電影在當下多樣化的娛樂樣式中仍保持競爭力。
這類商業電影在藝術性上很可能存在短板，但它們對於保障電影產業的穩定發展卻有作用。商業片是電影產業收入的主要來源，它們的高票房直接轉化為利潤，為電影公司、電影院線和其他相關企業帶來經濟效益；商業片的盈利也為藝術電影提供了資金支持，許多藝術電影正是依賴商業成功帶來的投資才得以製作和發行。鑒於國內電影市場的具體情況，當前需要的是各種票房大賣的爆款電影，哪怕它們是“短視頻化”的電影。當批評者指責《消失的她》《默殺》等電影過於精明地操作社會話題，利用公眾情緒，並藉助短視頻平台和下沉市場戰略來推動票房時，也應該注意到，並非所有採用類似策略的電影都能獲得成功。說到底，電影能否成為爆款，並不取決於其是否“短視頻化”，而在於是否講好故事、是否具備作為商業類型片應有的基本吸引力，即所謂的“普通的好看”。
我國電影市場的一大短板是，能夠吸引觀眾走進影院的電影太少了，爆款電影太少了。我國平均每人每年觀看電影的次數為0.6至1.2次，遠不及發達國家的3至4次，不少影院只能勉強維持收支平衡。由此，當前的緊迫任務是提升觀影人數和頻率。要吸引那些習慣於刷短視頻卻從未有過觀影經歷的觀眾首次走進電影院，像《默殺》這類“短視頻化”的商業片，憑藉通俗的故事、引人入勝的情節和強烈的情感共鳴，更容易做到。當觀眾走進電影院，也就為提升全民的電影素養和欣賞水平奠定了基礎——如果觀眾連電影都不看，談何欣賞那些具備藝術性的電影？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對《默殺》這類“短視頻化”電影的藝術缺陷提出批評是不合時宜的，這些批評的存在再次提醒創作者：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固然具備商業運營的特性，但它也承載着藝術表達的功能。故此，商業電影需要平衡商業策略與藝術追求，哪怕是“短視頻化”的電影也可以通過精雕細琢的敘事技巧、視覺美學的創新運用、深刻主題的挖掘以及前沿技術的融合，實現藝術價值的升華，從而在滿足市場消費需求的同時，豐富觀眾的精神世界，展現電影藝術的更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