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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雖然是外來的藝術，在台灣也已有近70年的歷史了。為了適應台灣人的欣賞習慣和審美情趣，從內容到形式上，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反映民主生活。具有民族特點的電影，首先要反映本民族的社會生活。
如《原鄉人》既描寫了台灣本土城鄉的生活，也表現了在特定環境下的大陸人民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風俗習慣和風土人情。但是，並不是所有反映中華民族生活的影片，都具有民族特色，貝爾托魯齊導演的《末代皇帝》，儘管是取材於中國的故事，拍攝了中國的古建築，穿着中國古代服飾，獲得多項奧斯卡金像獎，但在生活情趣和審美關註上，缺乏真正的中國味，沒有滲透中國文化思想、藝術的印跡。所以，這部影片不是中國民族化的電影作品。
除此之外，民族性格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長河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基本的心理特徵的外化。中華民族不僅以勤勞勇敢著稱於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的。在《悲情城市》等影片中，得到充分的體現。深沉含蓄是民族性格的一個側面，如古玉梅，當了老莫的妻子後，嚴厲地譴責金樹的糾纏，在責任感和情感的天平上，得到了理智的平衡，既含蓄又充滿自信，既剛毅又近乎固執。
自由洒脫，粗獷豪放，是民族性格的另一個側面，張自忠將軍為抗日，在關鍵時刻，置個人的生死安危於度外，發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壯烈犧牲。張自忠將軍的性格，擺脫了優美飄逸的美學風格，顯示了編導悲慨偉烈、雄渾深厚的審美理想。
台灣電影工作者，以多色調的筆，精心地描繪了一幅幅閃耀着民族傳統文化的光彩，或冷峻凝重，或長拙純樸，或清新淡遠，或飄逸雋永的鄉土民俗風情畫卷：《養鴨人家》中，那清澈的河水和溫馨的鴨察；《老莫的第二個春天》中，充滿神秘、活躍色彩的高山族農村和喧鬧無華的小市鎮；《看海的日子》中，那天水渾然一體的大海和海邊窄狹、擁擠不堪的小木屋；《小城故事》中，那引發觀眾緬古懷遠的傳統的手工藝品，引導人們追本溯源的、充滿文化遺迹的鹿港小鎮……。
主人公在忍耐中求生存，在困境中求發展，對真善美的熱切追求，堅韌不拔，頑強的生命力，都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很多影片，通過人物的遭遇，表現了悲歡離合的民族命運，如《悲情城市》中，日本少女靜子即將回國，寬榮坐在窗邊，鏡頭慢慢推移向正在彈奏日本民謠的靜子，她在教中國小朋友唱歌，兩個有着家仇國恨的青年男女，在優美的情境下，相互尊重自己民族的感情，使觀眾悟出人性和人情的美。
同樣是社會暴力片，香港導演拍攝時，往往着意渲染暴力的場面與鏡頭，造成視覺的刺激；而台灣的蔡揚名編導的黑社會電影《大頭仔》，則少了些暴力，多了一點道德教誨的意味。影片沒有神化黑道頭目大頭，而是從人性、人情的角度，描寫大頭仔在黑社會的遭遇；生活氣息較濃，尤其是大頭與老大那段情如父子的情感描述和處理，更為真摯感人。所以這也是台灣電影更能打動人心的原因之一吧。
台灣影片中婚喪嫁娶的畫面，最突出、最強烈的表現了民族風情，這裡既有傳統習慣的保守性，更具觀賞性。鄉土民俗文化，作為電影藝術的個性的要素存在，不論是台北的高樓大廈、台南的古風、日月潭的景色，還是北投的溫泉、高雄的海港、花蓮的山林，都構成了台灣本土文化氛圍的具象。展示民族精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神中，貫穿着儒家、道家的倫理觀念，即講恕道，重人情，重親情和鄉情。不少台灣影片，講究孝道、忠貞、仁愛和俠義，而批判不講信誼，不仁不義，不講人倫道德的言行，以可親可感的人情味搜取觀眾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