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成了近期院線口碑黑馬。（受訪者供圖）
從2009年開始，直至2020年轉戰電影業之前，王子川一直浸潤在劇場里。他的作品幾乎都是小劇場話劇，自編自導自演，舞美極簡，用表演輸出絕大部分能量。
2022年初，《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拍完殺青後，王子川回到劇場，重新演繹獨角戲作品《雅各比和雷彈頭》。這部戲的表演指導郗望看完了他在當年烏鎮戲劇節的第二場演出，覺得王子川蛻變了，以往有趣與鬆弛像是面具包裹着他，如今流露出了更深層次的生命經驗。“演別的戲、拍電影，這裡面一定經歷了很多，思考了很多。”在當時的採訪中，郗望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在2024年5月25日正式公映，此前已在第17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中斬獲了最佳導演、最佳藝術探索、觀眾選擇榮譽評分第一名等獎項。
電影講述了調皮搗蛋的小學生朱同普通的一天，以及他小腦瓜里離奇的幻想世界。故事的原始動機是一個出現在王子川腦海中的畫面：一個小孩在操場上瘋狂地亂跳廣播操，體育老師打了他一下，這小孩便以為他被選中去參加廣播操比賽了，於是這一天變得有點不一樣。
最初，王子川習慣性地把主角設定為體育老師，因為過去寫戲劇劇本，他都會親自出演主角。但寫着寫着，他覺得“特別虛偽廉價”，自己並不真的理解體育老師的內心世界，反倒是小朋友的內容茁壯生長，最終佔據了故事的中心。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處於當下的電影市場環境，一個新人導演能夠將《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這樣的作品拍出來，是幸運而奢侈的。兒童題材本就小眾，該片的敘事風格與類型化商業片也有些背離，從構思起始，王子川定下的影片氣質就是“閑散一點的，沒有核心事件的一個故事”。前期談投資，大部分人在剛看到劇本時，都覺得這完全不是一個劇本，像是小學生的流水賬日記。不過，這部片子的監製饒曉志始終站在王子川這邊，並促成了和出品方英皇電影的合作。
正如朱同在幻想與現實間尋找安放自己的位置，片子在虛實之間跳躍，於細微處投射出創作者的個人趣味。公交車上偷東西的鳥人、教室外和老師打鬥的外星人、廁所里吃紙的便便怪，都不是特效製作，而是實打實的偶人模型，由真人在裡面扮演。有一處湖邊散步的情節，小女孩賀娜聊起自己讀的書，“卡達耶夫的《綠毛水怪》”，熟悉王小波作品的觀眾自然會心接收——王小波的《綠毛水怪》里男女主角讀的是卡達耶夫的《霧海孤帆》。
“我不太希望那個世界變得很實在。”王子川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故意把記憶中的碎片拼湊成新的符號，“好像他們在另外一個平行世界裡，而不是在我們這個世界裡。”
王子川最早起的片名叫“時代在召喚”，後來改為“漫漫長日”。開機後，一度叫作“童年快樂”。上映前，宣發人員提議了一百多個名字，各環節投票，最終選出了“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王子川本人沒有參與投票，他解釋，“術業有專攻，感覺像是你生一個孩子，你自己給起了個名，然後大師過來給算了一下，說這孩子活不過滿月，如果叫這個名，就五行缺金。我給你起個名，啪啪啪起了這個。結果就不知道現在算不算活過滿月了。但在我看來，無所謂叫什麼。”
在片子結尾，配着“時代在召喚”的廣播體操背景音樂，朱同的笑綿延許久。有觀眾在這個長鏡頭裡感受到個性被淹沒的意味，還有觀眾從片名解讀出對於教育體制弊病的批判。對於這些解讀，王子川傾向於留白，不做解釋。
接受採訪的過程中，王子川不可避免地談起自己的童年，他不止一次說，那是一段讓他痛苦的記憶，“和解不了”。而這部電影，就是他對往昔的全部回復。
以下是王子川的講述：
我的中小學時期，就是在等一切過去
童年對我來說完全就是恐怖片了。現在去回溯它，去尋找那些情感的或者記憶里的碎片，把它拼湊成這樣一個結構性的內容的時候，這些內容本身核心層面可能是焦慮，但它外部的姿態是好的。你看這部片子的時候，能感覺到它的姿態很低，它不是真的在釋放焦慮，你無時無刻都能感覺到這個創作者在向你示好。
我們有一半景在貴州龍里取的，大操場的戲是在龍里拍的，教學樓是在貴陽拍的，它是一個廢棄的護士學校，一個職高。貴陽的學校只有光禿禿的一棟教學樓，但是我很喜歡樓的結構，一個個小窗戶，挺有秩序感。在我印象里，校園就是給你一種肅穆、秩序感的空間。
我實際的學校比它還要大，初中、高中、小學在一起，那是一個巨大的學校。我到現在為止都回不了我的學校，每次坐車路過，我都會有大概五六分鐘，有點不舒服。我愛人還跟我說過，正好電影拍完了，回去一趟，說不定以後能跟那邊和解。但是我不太敢。
我是2005年上大學，從高中畢業之後，我就沒有真正意義上回過北京，回北京都是演出。我現在定居在成都，不住北京。我對北京一直有一種抵觸，甚至我覺得這些都可能跟我的童年經歷有關。
我是專門轉校去的，我們家不在那個學區，得交贊助費。我姥姥給的錢，那時候拿一兩萬交贊助費可不是開玩笑的，我爸媽一個月工資才幾百塊錢。不只轉學，我還住校，很小，一年級就開始了。別人放學還能回家，我是24小時在學校里，而且小學那會一周基本要上六天，等於6×24小時都在學校里。五六年級的人跟我一個宿舍，我看他們跟成年人似的，感覺是跟叔叔們住一塊，都不只是哥哥。
焦慮，你不知道該幹嘛，也不知道你在哪個群體里，大部分時間自己跟自己玩。因為那種焦慮和不安全感，行為上就會變得有點奇怪。比如別人都玩去了，你就天天趴在校門口，天天裝病想回家，你性格里就好像有一種不太能招人喜歡的東西。
而且我的學校可還真是一所貴族學校，小學校服是李寧的，我所有衣服里最貴的是這身校服。我們學校一年級就有英語的外教，那堂課不交錢的人就上自習，我們班只有1/5的人不交那個錢。剩下的都是一幫朝陽、海淀、東城、西城的孩子，而且他們家裡都是開着車來接。我第一次見跑車就是在小學，他們聊的都是有錢人聊的事，所以我從小就有點嫌貧愛富，嫌棄我自己，愛這幫有錢人，人家也不帶你玩，人一看你就是窮小孩，誰搭理你。
學校同學湊在一塊就聊自己家開什麼車，什麼奔馳、寶馬、豐田、大眾，人還問我們家開什麼，我老跟人說我們家開三鹿。因為有一次我媽有個駕校一起學車的朋友，帶着我媽來接我，開着一車，那車標上有一隻鹿。我就說我們家是開三鹿的，他們還信了，說我知道，這車是英國的還是哪的。哈哈哈，胡說八道。
我的小學初中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只能跟這幫人一起上。我們小學真不錯，初中就一般了，高中就是中下。有好多明星的小孩都在我們學校上小學，但人家可能初中就轉走了。我這就陰差陽錯，一口氣讀到高中，在一個學校待了十幾年。
大部分時間就在等，我的注意力也不在校園裡，比如上數學課，我就想，睡一覺，睡著了是最好，睡不着就拉倒，我看看，英語，能混過去，馬上化學，混完了就放學，行，就這麼著，等等回家。上初中就不住校了，放學也是等，等公交車。我的整個童年時代，包括青少年，等，等一切過去。
你在監獄裡也是等，等着放出去，倒計時。能幹嘛？心裡寫正字。坐監獄的時候，你就想這刑期什麼時候能結束，什麼時候能減刑，出獄幹啥都行，只要別在監獄裡待着就行。你不會天天想我出獄了，要當個什麼足球明星，當個籃球運動員，沒機會了，正規單位不要，你想都別想，你是刑滿釋放人員。從來沒有那種為未來的焦慮，未來幹啥都行，我就覺得高中畢業一定會更好，因為不在這學校。
那些西方世界沒有死刑的國家，動不動就判一個人幾百年，我估計我上輩子可能是判了九十多年，然後我坐了八十多年牢，死了，差十幾二十年，我這輩子就補上了。從7歲一直到高中畢業，我才活過來，我才知道原來活着是這種感受，大夥每天那麼樂呵原來是因為這些事。
王子川的大部分戲劇作品都是自編自導自演。（受訪者供圖）
“自己突然有點價值了”
我們學校男老師都特惡毒，就動不動，“梆”，一腳給你踹飛了。我上初中，我們老師真打人，站一排，拿拳頭往你後背上錘。小學打人就更狠了，我們班有一同學我印象特深，直接給塞在衛生角里，開個門，然後往裡拿腳踹。
高一的時候有個老師對我真的挺好，化學老師，戴個眼鏡。她好像覺得我心理有問題，每天放學就跟我聊好長時間，從來沒人跟我這麼聊過天，我就開始跟她聊，把我所有事都告訴她。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上她課就跟上別人課一樣，就是睡覺，而且故意氣她，她也就不理我了。但是我每每想到這個事，心裡還都挺難受的，我不知道我怎麼了，我非要故意去傷害她，讓她覺得她在我身上做的所有事都無效，而且向她證明我就是一個爛人。她好像一直想跟我說，我將來肯定不是現在這樣，她覺得我是需要被關懷的。
我最大的改變其實是高三，我高二基本不去學校，就開始不想上學了。高三的時候，有一次我跟我媽去吃飯，我媽同學一堆人聚會，但是多了一個人，都不知道那人是誰。這個人突然說了一句話，他說你們家孩子還挺逗的，還挺能白活的，你可以來我們學校，他說他是中戲圖書館的。我這才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
他說我們學校每年有一個考前輔導班，如果你想考，可以來報名，10050塊錢。當時我心想，行，只要不上高中，去哪兒都行。我就去報名了。我每次只要一幹嘛就去找我姥姥，我姥姥開一小照相館，攢點錢全被我給禍害了，去找姥姥拿了1萬多塊錢，然後去報名，上了4個月，在中戲。
我進中戲的第一天，我們班有八十多個學生，老師叫宋麗博，我現在都記得她叫什麼。她叫大家把鞋脫了，一起把排練廳的地板擦乾淨。有拿抹布的，有拿餐巾紙的，其實八十多個人在屋裡，拿襪子就擦乾淨了。擦完之後，她說，這是排練廳，你們記着，你們要把你們的心拿出來，在地板上摔出一地的金子。說實話，我現在說這話的時候都有點麻，這句話打着我。
我總覺得我之前就是一個爛人，是活在泥里的蛆蟲，這種聽着還挺崇高的東西，我沒見過，我不知道怎麼回事，突然好像那天在教室里，我成為了某種崇高事業的一部分。
然後她就開始留作業，我基本上一堂課能回五六個作業，瞎回，她說觀察生活，我都沒觀察，就瞎演給她。有的時候我自己不演，我找一幫同學排一個戲，比如當時去看《靈魂拒葬》，看完之後我給班裡排了一個叫《手機拒葬》，因為那時候開始流行夏普、諾基亞那種智能手機，剛能照相，但是也功能有限，我就隨便編了一個故事，找了我們班十幾個同學一起排，排完彙報，也不長，可能四五十分鐘。
看完她說，欸，小孩行，她說你可以試試考導演系。之前說實話我都不知道導演系幹嗎的，我就想着表演系分低，我學習又不好，能上個學不錯了。這邊說，你能考個導演系，我當時就覺得，我這麼大本事了。包括上大一也是，班裡比如回三四個作業的時候，我一個學期能回二十七八個。
基本上從高三的考前輔導班開始，我就活過來了，或者說換了一種姿態，覺得自己突然有點價值了，知道自己能幹點什麼，而不是每天在那等着，日子什麼時候結束。
電影里的許多幻想物種都不是特效製作，而是實打實的偶人模型，由真人在裡面扮演。（受訪者供圖）
“在現場，我感覺我就是個包工頭”
我們這個片子只有白天，沒有一場夜戲，而且白天只能從8點開始拍，一直拍到下午大概5點就不能再拍了，因為太陽下山了，就不接戲了。孩子不好管，導演組加我一共就仨人，最多的時候，現場有四五百個孩子。每天喊他們上廁所回來，那就是一個大工作量，基本上開機一個禮拜之後，所有人嗓子就是啞的。
一個孩子一上廁所，所有人都要上，而且上廁所沒有點，拍了一半，突然有一個人對着鏡頭就舉手了。還有中午一吃完飯，有幾個可能就找不着了。你每天面對的好多都是這種事兒，所以特別暴躁，特別急，包括每一條拍的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問題或麻煩。
在現場，我感覺我就是個包工頭。舞台劇排練，我從來不會跟演員吼；在監視器前，我就特別暴躁。我真怕拍不完，因為我也不懂，也不知道這些素材最終呈現的結果到底是什麼樣，我沒有那麼大的底氣。
後期最大的快樂，反而是在剪輯的時候，我沒想到，原來電影創作的一大塊是在剪輯上。有一段朱同被體育老師拍屁股，切了好多小屏幕，那個就是在剪輯台上玩出來的。這些趣味在我看來，是電影真正意義上創作的一種趣味。
舞台劇在合成的時候，基本上第二天演出就是這樣。電影不是，電影拍完之後，我有種感覺，有點像是在菜市場買菜，你全拍完，你把菜買完了，調料也買了，魚和肉都買了，真的回去炒菜，其實是剪輯的時候。
演賀娜的小演員有一句嘴瓢，我挺喜歡這種地方。我覺得表演也是一部電影審美輸出的一部分，包括敘事結構、主題，包括影像風格，最終組成了叫電影的藝術形式。雖然不是說刻意彰顯某種表演趣味，但是在我看來它還挺有趣、挺生動的，我就把它留下來。摔倒的鏡頭也是意外，我就是為了摔倒才留的那一鏡，那一鏡本來可有可無的。我不是喜歡小姑娘摔倒這件事，只覺得挺好玩的，攝影機突然記錄了一個真的、特別生動的瞬間。
之前這個電影比現在要平淡一些，或者要散一些，更慢一些。但最終各方面的溝通，希望我們還是再甜一點。一些偏示好的東西，偏讓你覺得有趣的東西，偏取悅式的，之前會再少一點點。
我覺得也無可厚非，它就是個度的問題，因為畢竟這片子，坦率講，從監製到出品，已經給了我非常大的個人空間了，因為它並不是一個主流意義上的類型片，它大部分時間是在提供一種個人的審美趣味和分享個人的生命經驗，所以有這些小的調整，我覺得沒有問題。
小演員的嘴瓢、意外摔倒都被保留下來，記錄了真實生動的瞬間。（受訪者供圖）
那不恰恰就是拍電影的趣味所在嗎？
電影和舞台劇在我看來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趣味。二者在誕生之初都有各自的功能和屬性，但最終都成為了強大的敘事武器。莎士比亞時代，戲劇就是現在的網飛，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影就是敘事的尖兒了。當然真正的終極武器可能永遠是小說，但是大眾媒介或者門檻最低的肯定是電影。因為電影非常強勢，它可以把想象力做實，不留任何開口，所有的一切瞬間用視覺化給你，而且它的傳播力也是驚人的。反正都在講故事，我以前也是講，現在也是講，我還不如用更先進的武器。
但是後來拍完電影，我才意識到在舞台劇里我的核心趣味是什麼，就是跟觀眾共享一個時空。我所有的戲基本上都還是希望觀眾知道我在劇場里，我是誰，我跟你共享一個時空，我就是這個演員本身，演員在扮演這個角色。我之前做過好幾個戲都是跟劇場有關的，我告訴觀眾，這就是劇場，但那個就是你還原物質世界的極限了。舞台劇有假定性，我說我進咖啡廳，一轉身我就進咖啡廳了，我說我變成一隻貓了，我只要趴地上，就是只貓。
電影不行，好像它對還原物質世界有種責任在，但它跟觀眾完全不在一個時空里，觀眾看到的都是在一個過去式里，或者說都是在一個四維世界看一個二維平面的世界，那是純假，但它又必須復原得那麼真實。它的大部分趣味就沒法是表演趣味了，它變成一種，把你想象層面的東西，通過一群人的努力高度還原。說白了，就是你把一個特別抽象的趣味變成一個無比具象的、有強工業支持的這麼一個產品式的東西。
我發射的所有信號就是大家看到這個電影的全部，至於接收者能接收到什麼，他跟它產生震動，或者他覺得這是一個雜音，甚至是一個完全無意義、無價值的波段，那就只能見仁見智。如果有些人看完覺得它很有趣，那它就是個有趣的作品；有人覺得看着很難過，那就可以是很難過的作品；有些人如果看完覺得它很無聊，它就是個很無聊的作品，但它只能針對某一個受眾個體。
我沒有什麼權利去針對這件事情本身再發表更多闡述，或者說我本來怎麼想。我本來想象的就是這樣一個畫面，這個畫面就是我想象的全部了。這個畫面帶給大家的情感，那不恰恰就是拍電影本身的趣味之所在嗎？
我的戲劇作品也是，我做戲從來不會做演後談，有很多劇場工作者都會做，我是覺得我呈現出來的就是全部，我也沒有超出我在劇場里、在電影里做的那些內容或者表意。
下一部電影，題材上我想躲遠一點，做神話故事，做點那種有妖怪、有神仙的故事。因為這部電影票房一般，感覺出品還是賠錢了，我還是得再想點妙招，做票房大賣的電影，讓我自己還有機會接着拍。
我本來以為拍電影掙錢，沒想到這回弄完電影，還是我做舞台劇掙錢。但是沒轍，咱都過來了，你再回去，也顯得這個人挺沒勁的。
我只會盡量去找那些在感性層面我覺得有趣的東西，但一個創作者沒法規避他的生長環境和他本身的那些形而上的東西，哪怕最商業的、最機械的作品，還是能看到作者的三觀、審美和他的一些意識形態層面的東西。任何一個作品當然都是這樣，但對我而言，那些不是重中之重，那些是不經意間流露出來的。
我肯定不是奔着作者向電影去的那種人，創作對我來說的第一屬性是工作，首先我希望它是一個能賣的東西。這算是我的一個工作姿態，包括我跟資方溝通，跟各部門溝通，這樣的話，我能擺正我自己的心態。
我就是個編花籃、賣花籃的人，你說你編個花籃，賣花籃，你要批判誰呢？沒有必要，就是做個小買賣，對我來說就是糊口。我大學都沒畢業，又不是精英階層，我們家工薪階層，我父母起早貪黑的，就是出門掙錢去了，而且那種對經濟的壓力和焦慮，從小到大在你的生長環境里一直存在的。我的出身不太允許我有那麼奢侈的行為，不光是行為，高度可能都沒有。
我得想各種各樣的招讓我自己吃飽飯，穿暖衣。做戲劇，做電影，對我來說，這都是首要的任務。
南方周末記者 朱圓
責編 李慕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