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業懷舊中的“話語制度”——基於電影《不止不休》的案例研究

現代人正在從已失去、被盜走或被拋棄卻未死的過去中尋找各式各樣的烏托邦，或稱“逆托邦”（retrotopia）（鮑曼，2017/2018：8-9）。面對新聞業的劇變，人們也越來越頻繁地回望已經過去的“黃金時代”。社交網絡上湧現回憶“因讀《看見》而看見新聞理想”的熱帖，直播間里中年失業後去送外賣的《南方周末》前記者大談被現實磨平了新聞理想。近期社會討論熱度最高的關於新聞業的懷舊事件之一，是關於新聞業的電影《不止不休》的上映。如果說其他懷舊事件是在公共空間偶發的、零星的懷舊活動，那麼這部電影的全國公映無疑將關於新聞業的集體懷舊推進到了大眾文化空間。

“新聞業懷舊”源自“懷舊”（nostalgia）這一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意義上的“情感結構”概念。在文化研究中，懷舊被視作通過懷念美好過往，來回應不完美現實的策略（tannock，1995）。對實際上不可企及的、甚至只是刻板印象的美好過去的追憶，能夠創造個體與集體之間的記憶連結，並成為憧憬“更好未來”的文化資源。在面臨轉型和危機的現實時，新聞業同樣表現出顯著的懷舊傾向。本文提出“新聞業懷舊”來概括以報業的“黃金時代”為關注核心的情感現象。它藉助追溯“新聞業曾經如何”的言說策略，生產共同記憶、形塑本體論意義上的新聞業話語（hanitzsch & vos，2017）。

新聞業懷舊廣泛地存在於新聞職業場域，特別是在從業群體的集體記憶生產中。比如，有學者借美國新聞編輯協會（asne）定期論壇的影像數據，研究了“前互聯網”時代以“懷舊”和“危機”為主題的言說如何幫助新聞業聯結成為一個集體領域（buozis，rooney & creech，2021）。還有學者對美國都市報業衰落的三個方面進行了懷舊話語的收集分析，分別是記者失業、新聞室搬遷和報紙停刊（gilewicz，2018）。基於記者離職的紀念文章、編輯室場所變更的新聞報道,以及停刊前的最後一版報紙等資料，研究者發現新聞從業者的集體懷舊向更廣泛的文化空間傳播了職業記憶，從而為未來發展保存重要觀念。在新媒體環境下，新聞生產的黑箱被進一步開啟，職業群體開始在社交媒體等數字空間積極展示職業後台（周葆華，2013），懷舊活動和文本也更頻繁地出現在數字空間。這些懷舊的言說成為新聞人將行業危機歸咎於外部環境的自我防禦機制（usher，2010），又或是在個體和集體記憶間達成聯結、賦予新聞人在當下重建身份權威的途徑（spaulding，2016）。

新聞業懷舊的客體與特徵因不同的文化語境和新聞歷史而不同。西方的新聞業懷舊大多緣起於數字技術衝擊下的報業經濟衰退，而以市場化改革為重要轉折的中國新聞業則更多關注對新聞體制變遷的反思。陳楚潔（2015）借用甘斯（herbert gans）將上世紀60至70年代美國媒體全盛期稱作“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的概括，討論了中國新聞人對“楊偉光領導下央視銳意改革時代”的集體懷念。李紅濤（2016）則擴展討論了2013年前後，瀰漫在更廣闊的中國新聞職業空間內的集體懷舊現象，將中國紙媒業的“黃金時代”界定為“1990年代中後期到21世紀初的新聞改革和市場化媒體勃興”階段。以上研究沿着文化權威和集體記憶的脈絡展開，證明了訴諸“已經過去的黃金時代”早已成為“現在的新聞人”對外樹立權威和向內凝聚信心的神話式建構和合法性資源。然而，當下的新聞業懷舊現象與十年前有所不同——關於新聞的言說越來越不局限於“業內文化”。隨着大量媒體人離職、都市報倒閉、國家對新聞工作的管理進一步嚴格規範，新聞從業者呈現出“分群”、“割據”的特徵，新聞職業價值觀則“跨平台流通，時隱時現”（王薇，2019）。職業群體的流動和職業邊界的模糊讓新聞業懷舊也成為一個彌散的文化現象，影視作品對都市報業“黃金時代”的描寫就構成一類新興的懷舊形式。向更大社會空間彌散的敘事結構如何作用於新聞制度場域，要求跳出職業共同體的“同溫層”來認識新聞業的懷舊話語生產。

關於懷舊敘述的批評應當對其內容、作者，以及觀眾進行清晰的辨別（tannock，1995）。因此，本文將聚焦討論影視再現作為新聞業懷舊的一種特殊敘事，關注其如何被接受或批評。今天，新聞的生產與消費場景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都市報業“閃閃發光的黃金時代”對現在習慣於從屏幕上的推送和榜單中獲知新聞的年輕人來說無法想象。由電影所虛構的新聞業懷舊故事呈現出對新聞業的何種想象，又如何與觀眾評論互動，成為本文的基本關切。

（一）影視中的新聞業

電影作為大眾文化的一種主要流行形式，中介了大眾想象，構成文化研究中一類重要的經驗對象。電影將社會現實以話語符號的形式傳送，把創作者對新聞業的認識轉化、編織進視聽化的語言規則；而在知識結構、生產關係和技術條件上不盡相同的觀眾對影視文本的接受，則構成了與之協商的“解碼”實踐（霍爾，1973/2000）。

中國當代流行影視中對記者等新聞職業角色的呈現並不算多，未能構成一種類型影視（鄒高翔，2022）。反觀在商業片製作發達的好萊塢模式之下，新聞電影已然成為類型片（genre），關切新聞業與西方社會的結構性張力，比如公共利益與商業盈利的矛盾問題、真相與政治民主的關係問題等（ehrlich，2004：12）。這一現象引起了新聞研究者的興趣。

學者首先關注了影視對職業的再現，討論電影對新聞人形象建構的方式和意義。艾里奇（matthew c. ehrlich）將美國電影對新聞職業的呈現視作一種帶有懷舊色彩的神話（myth），發現電影中的新聞人往往依據“官方英雄”或“非法英雄”的類型建構。前者代表社區的和進步的力量，後者則象徵個人主義和自由。與“新聞英雄”相對的，還存在“惡棍”，他們總是向短期利益或非正義壓迫妥協（ehrlich，2004：8-9）。不論是對影視中新聞人形象的類型學歸納，還是對“女記者”、“壞記者”等特定群體角色的闡釋，都沒有超出“表徵解讀”的框架，可以被概括為“影視中的記者形象研究”（ghiglione & saltzman，2005；good，1998；ehrlich，2006）。

對影視再現新聞業之手法與類型的研究僅停留於對影視這種文學式敘事的拆解，並未能深入挖掘虛構文本與現實中職業文化生產之間的互動關係。鑒於此，新聞學者越來越將關注點轉向了“新聞人如何感知和處理影視作品對自身職業的再現”。早在19世紀初，美國現代新聞業的諸多特徵已經顯露，新聞小說（newspaper fiction）成為流行文學，影響着從業者和大眾對新聞業的認識和評價，虛構的刻畫時刻牽動着記者們的“不安全感”（good，1984）。在調查新聞的全盛時期，諸如《總統班底》（all the president 's men）等電影加強了新聞業的核心神話。水門事件作為美國新聞業的“中心神話”，經由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兩位記者的自述及衍生影視，被標記成為美國現代調查新聞之始，亦服務於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新聞專業主義意識形態——被認為是對“媒體力量的展演”以及“對調查新聞最成功的廣告”（brennen， 2003；mcnair，2011）。

進入數字新聞時代，新聞業危機在全球掀起浪潮，影視中對於新聞業的描畫越來越遭遇職業群體的反對。當出現引發公共注意和批評事件時，比如“異類”或“越軌”的新聞行動，從業者總是使用符號性的策略來挽回其專業名聲或重申解釋權，以期維護當前職業共同體中共享的主導範式，即一套被業內共享和維繫的知識形式與常規（bennett，gressett & haltom，1985）。影視作品對新聞業的再現也挑戰着新聞範式。有研究者關注了新聞從業者對美劇《火線》（the wire）中有關報社負面劇情的批評，並將其歸納為對職業邊界自主性的捍衛，構成“範式修補”（steiner et al.，2013）。然而，“範式修補”帶有一個隱含預設，即“只有在被打破的短暫時刻，新聞範式才會真正進入職業群體的視野，並上演修補活動”（vos & moore，2020）。實際上，在其他狀況下，記者和新聞機構也在不斷尋找和重建支持該行業的理想化敘事，以求從外部利益相關者那裡獲得合法性的支持（koliska，chadha & burns，2020）。因此，一個制度性的視角對理解圍繞新聞業的話語互動就顯得十分必要。

（二）理解懷舊話語的新制度主義視角

受現象學和常人方法論的影響，新制度主義關注社會行動者理解其所面臨情景的“意義”的方式。與傳統的組織研究不同，新制度主義將“意義”提升到社會制度的層面，將其視作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提示研究者關注組織環境中文化信念體系的運行狀況（斯科特，2008/2010：52），從而更好地解釋關於職業組織的“共同信仰和價值觀”問題。

研究者最早以“制度神話”的概念闡釋了新制度主義的思路。邁耶（john meyer）和羅恩（brian rowan）在1977年的一篇經典論文中討論了“作為神話與儀式的正式結構”。對於某一特定的職業組織來說，作為合法性來源的理想準則是一種理性神話，並被社會普遍接納；然而，日常活動中的效率要求卻與之產生了不可避免的衝突。為此，組織將進行“脫耦”（decoupling）的實踐，即保持制度化組織正式結構穩定性與合法性的同時，靈活多樣地完成現實中的操作（meyer & rowan，1977）。

科利斯卡（michael koliska）與埃克特（stine eckert）轉借了“脫耦”概念，解釋新聞從業者對影視作品中過於理想化的新聞人形象的抵觸。他們認為，美劇《新聞編輯室》（the newsroom）對新聞人形象的理想化處理挑戰了從業者對自身職業的解釋權。從業者通過聲稱“實際上的新聞實踐和電視劇里刻畫的毫不相關”，來與這一神話“脫耦”（koliska & eckert，2015）。值得商榷的是，“脫耦”概念原本是用來解釋在組織日常活動中存在的向現實妥協的實踐策略，而非修辭表達。例如，醫院雖建立起治癒病人的職業神話，但在日常工作中僅以治療而非治癒為目的（meyer & rowan，1977）。因此，將新聞從業者對影視再現進行批評的現象解讀為“脫耦”，存在對這一概念的誤讀。

本文認為，新制度主義的分支——話語制度主義更適合討論“作為制度性過程”的話語現象。話語制度主義將話語視作內含觀念（ideas）的意義結構，關注其所指向的政治性行動或觀點，主張通過話語來定義制度本身和制度的維繫與變遷（schmidt，2008）。新聞業同樣可以被理解成話語制度，由包裹特定利益訴求觀念的話語構成（vos & thomas，2018）。具體而言，包括新聞從業者定義何為新聞、如何做新聞的言說（hanitzsch & vos，2017）。有傳媒研究者改進了話語制度主義的理論框架，提出“話語的媒體制度主義”，強調關注媒體制度場域中除職業精英以外的多元話語主體，包括政治、經濟、公民組織，及其包括的多重話語空間（ganter & löblich，2021）。如此，存在於職業空間和更廣泛大眾文化空間的關於新聞業的言說都構成了討論作為觀念和文化制度的新聞業的經驗基礎。影視創作本身是一類特殊的話語形態，服務於特定人物形象塑造和主旨傳達。它擁有獨立的敘事目的，而非直接服務於職業理性神話的建構，但新聞從業群體與影視再現所產生的話語互動，則構成新聞業制度建構過程的一部分。

綜觀既有研究，在關於“影視再現新聞業”的討論中，局限於“符號性表徵”的研究仍占多數。近年逐漸浮現的關於新聞職業群體如何感知、接受影視刻畫的研究，則更多從“範式修補”的文化路徑上切入討論，局限於討論職業群體對影視中“越軌行為”的糾偏。基於此，承接話語制度主義的理論關切，本文將從電影文本和批評文本的話語互動出發，解釋作為制度過程的新聞業懷舊是如何運作的。

於2023年在中國大陸地區公映的電影《不止不休》為解決本文所關切的理論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案例。2003年，《中國新聞周刊》第157期刊登了封面故事《中國1.2億人的反歧視主張》，並以4篇報道和1篇評論的組合形式報道了“乙肝歧視”問題。同樣在2003年，《南方都市報》登出報道《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後，全國上下為收容遣送制度嘩然。那是一個記者“以筆為刀”，調查、記錄社會問題，以“四力”切實推動社會改變向前的激情年代。隨着新媒體的崛起和傳統媒體式微，新聞人的心態和話語急轉成為對“黃金時代”的集體懷舊。電影《不止不休》所講述的2003年的記者故事，引發對新聞職業的討論熱潮，諸多針對影片的、關於新聞業的言說被生產，構成難得的懷舊時刻。就激起“闡釋社群”集中討論新聞業重要性的意義上，亦構成了一個“熱點時刻”（hot moment）（zelizer，1993）。

延續文化的新聞研究路徑，並結合新制度主義的關切，新聞業可以被視作一種話語制度，故可以從關於它的言說入手研究（hanitzsch & vos，2017）。首先，以《不止不休》本身作為文本材料（包括對白、場面調度和情節等電影語言），關注其對新聞職業的刻畫描寫，特別是對新聞職業價值觀的呈現。影片講述了一個高中肄業的“北漂”青年在《京城時報》做實習記者時跟隨師父黃江報道“礦難瞞報”和“乙肝代檢”的故事，總體上描繪了2003年前後都市報業的“黃金時代”，構成一重新聞業懷舊敘事。

其次，對電影的批評又構成了另一重懷舊的話語材料。使用慧科新聞數據庫和listen notes播客數據搜索引擎，研究收集者整理了電影最早在電影節小規模展映到本文寫作之時（2020年9月至2024年1月）關於“電影《不止不休》與新聞業”的新聞報道和媒體評論，共計104篇、27集。排除簡單關聯以上兩個主題的、局限於美學分析的和內容重複的材料後，共得到41篇經驗材料以供話語主題分析，言說主體包括機構媒體和網絡自媒體。

圍繞案例，本研究關注《不止不休》這部電影如何搭建對新聞業的懷舊敘事、引發了新聞職業群體的何種言說，並試圖解釋其原因。從話語作為新聞業建制的理論關切出發，研究旨在回答的問題是：懷舊話語如何塑造新聞業的制度性地位？又如何在當下對新聞制度進行維繫或修補？

電影《不止不休》的主幹敘事講述了“北漂”實習記者韓東憑藉一腔熱血，調查揭露乙肝歧視真相的故事。對於這一藝術再現，職業群體的態度並非與之針鋒相對。電影和職業群體“共同的故事”是“黃金時代”，但在具體的言說中卻指向不同的落點。

總體來看，影片製造了一個清晰的理想主義敘事，在職業群體中則同時出現了兩種聲音。借用博伊姆（svetlana boym）對懷舊的類型劃分，可以將其大致歸入“修復型懷舊”和“反思型懷舊”的範疇。前者旨在提供一個關於過去的“完美快照”，為懷念提供一件“安慰性的集體稿本”（博伊姆，2001/2010：47）；後者則直面今時與往日之間的斷裂，“指示新的可塑性”（博伊姆，2001/2010：55）。表1歸納了這一現象。

（一）影片：復現“黃金時代”

影片的故事時空框定在都市報業正繁榮的2003年的北京。這一年無疑是中國當代新聞史上極為關鍵的一年。《南方周末》2004年的新年獻詞這樣記錄2003年的重要公共事件：

影片精心設計了視聽語言，將與“黃金時代”有關的記憶符號編織進影片敘事中；使用互文式的敘事修辭，鋪展出“黃金時代”的敘事背景。其中一條敘事暗線是主人公的“北漂青年”身份，調用了作為新聞業懷舊符號的“孫志剛事件”。韓東是一個“北漂青年”，生活拮据，也沒有辦理暫住證，因此在租住的公寓失火後被派出所“控制”。來到報社報到時，黃江聽說事情原委後問他為什麼不辦暫住證，韓東直白表達了對暫住管理制度的不滿。在報道失事煤礦的情節里，電影設置了黃江與線人通話的橋段，電話對面的那個人正叫做“志剛”。孫志剛是我國“收容遣送法”廢除過程中的關鍵人物。2003年，他因是“三無人員”而被收押，後被收容所員工毆打身亡。《南方都市報》對“孫志剛之死”的報道，最終推動了收容遣送條例廢除，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熱點時刻”（張志安，甘晨，2014）。劇情對這一事件的調用帶有修辭作用，目的在於喚醒“調查報道推動社會進步”的集體記憶。

另一條敘事暗線則是我國第一艘載人飛船“神舟五號漫遊太空”這一象徵新聞媒體作為歷史見證者之專業角色的媒介事件。影片設計了多處細節讓主人公與“神五飛天”事件互動。在剛剛進入報社見習的情節中，“神五飛天”的新聞版面被展覽在《京城時報》編輯部的牆面上。實習生們被告知如果做出好的頭版報道，也可以被展示上牆。在韓東調查寫稿的間隙，影片對漂浮的飛船和韓東那支漂浮的鋼筆做了互文的浪漫化處理，意在塑造新聞人為重大社會事件的見證者、當下歷史的執筆人。

在集中體現“新聞何為”的調查報道生產情節中，影片呈現了“黃金時代”新聞工作的懷舊細節。就集體工作的場景來說，新聞編輯部被描寫成一個極具生命力的工作空間。在攝像機跟隨主人公韓東的視角第一次進入《京城時報》編輯部時，編輯和記者正在會議桌前激烈地爭吵，其中內容大意是關於報道中死者肖像權和隱私權的新聞倫理問題。片中的調查記者黃江出場時剛從調查工廠違規排污的現場趕回報社，他風塵僕僕又眉飛色舞地向同事講述着自己在現場的所見所聞，手裡還握着採集回來的污水樣本。編輯部的空間里充滿了笨重的台式電腦、滴滴作響的qq提示音等關於千禧年初的細節（文本附表材料編號：14。下同）。

就記者個人的工作來說，影片描寫了通過網絡論壇“西祠衚衕”維繫的記者虛擬社區，以及通過喬裝打扮等卧底方式調查真相的工作方式。“西祠衚衕”是始建於1998年的中文網絡論壇，成為互聯網剛剛起步時最為活躍的網絡言論社區，也是諸多記者“混跡其中找線索”的重要途徑（21）。在黃江和韓東二人第一次搭檔外采、報道“礦難瞞報”的情節中，為了潛入表面風平浪靜實則發生事故的煤礦，他們喬裝成當地的務工人員，撲在土裡打滾、弄髒衣服以保證記者身份不被暴露。後來韓東為了調查“血牛”、“乙肝代檢”也偽裝成了參與代檢賺外快的學生。記者為了深入調查現場而偽裝甚至卧底的情節，也是對調查記者工作的真實還原。據媒體人回憶，在當時“記者為了隱藏身份，借工服甚至順走醫生的白大褂穿”都是真實發生過的（18）。

儘管影片以都市報新聞的繁榮景象為背景，但創作者的核心敘事指向了為與草根共情的英雄主義書寫讚歌。在藉助視聽語言和情節設定對“黃金時代”進行表層的復現和還原之外，影片主人公韓東的新聞記者角色還被“北漂”、“高中肄業”等社會弱勢群體身份所包裹，“冷靜客觀”的職業觀則被置於主人公所主張的新聞理想之對立面。電影致力於復現“黃金時代”，在懷舊策略上傾向於“修復型”的懷舊，既為新聞職業社群所採納，也被反思性的批評所質疑。

（二）折中話語：“以理想為綱”

《不止不休》上映後，有大量新聞報道、文化專欄和媒體人評論湧現。其中最先突出的一類話語主題是在媒體職業群體中形成的折中主張，即以影片中對理想主義的描寫為鼓舞，從對“黃金時代”的懷舊記憶出發，抒寫當下對新聞工作仍然抱持的感動和信心；與此同時，隱去了影片所具體刻畫的調查細節，更無意勾勒都市報時代與數字新聞業的差異之處。在這類言說中，“以理想為綱”，就足以將“黃金時代”的光輝灑落至今天的新聞業之上。

《不止不休》創作團隊對21世紀初的中國新聞史進行了積極的取材，讓不少新聞從業者體會到親切感並感慨其珍貴，也因此產生了積極的評論反饋（8，27）。根據外圍報道，《不止不休》的四位署名編劇中，有兩位是前時政記者，而參與劇本草創的七位編劇中，更有五位曾是記者（30）。除了故事由前媒體人“孵化”之外，導演為了使影片貼合時代細節，還拜訪、邀請了2000年代曾在都市報一線新聞工作的記者、編輯參與影片的製作。“乙肝歧視第一案”的報道者、電影主人公韓東的角色原型韓福東，也被邀請客串報社新年聚餐的鏡頭。在與其他影視再現的對比之下，試圖從世紀初新聞工作的現實經歷中取材的《不止不休》被認為相對真實地再現了紙媒時代新聞工作的輪廓，其敘事核心“讚美熱血的新聞理想”亦被職業群體所接納，成為評論文本所呼應的主要內容。

“以理想為綱”的主題大多出現在報道新聞工作者參加觀影活動的新聞或評論中。其中，“振奮”、“鼓舞”等因電影而產生的積極情緒是主要的情感基調。例如：

另一類言說雖言及懷舊，但落點往往在於彌合今時與往日之間的差異：

之所以稱這類言說是一個“折中”，是因為它們都採取了積極正面的態度接納影片所建構的對“黃金時代”的完美“快照”，而對報道寫作中的調查過程不做追究、對影片中所刻畫的新聞工作細節不予評論。僅以“理想主義彌足珍貴”為共識、以懷舊“黃金時代”為中介，新聞職業群體的折中話語借力影片的讚歌敘事來加固關於新聞業的理性神話，構成針對職業群體內部的“強心劑”。

（三）反思話語：為新聞工作除魅

一個特定版本的敘事為了服務其主旨，總是會聚焦主題並排除冗餘的部分，改編自真實事件的電影更是如此。職業群體的反思性言說針對這些部分與影片敘事展開協商，強調今昔新聞業之間的斷裂性，並投射了他們對作為社會制度之新聞業的應然觀念。

《不止不休》對“黃金時代”調查新聞的最大改編是將一篇關於乙肝歧視“民告官”的報道改寫成了“病毒攜帶者自述”，成為職業群體所着力攻擊、試圖重寫的部分。電影中《一億人的反歧視主張》報道的原型是安徽蕪湖人張先著狀告地方人事局一案。該事件當事人因乙肝病毒檢測出“一五陽”，而在公務員考試中被取消資格。影片將這一真實事件改編成了實習記者韓東獨自走訪、記錄多位遭受乙肝歧視患者的個人自述，並最終在《京城時報》編輯部的認可下登上頭版。

不少評論都沿着影片的線索去追溯了被改編的真實事件，並對影片對報道原型的簡化和缺省處理表達不滿：

影片的劇情設計可概括為調查和撤稿兩個情節單元。調查主要聚焦描寫主人公韓東作為實習記者的個人工作，撤稿則是對韓東與新聞編輯部集體工作的刻畫。以上兩個主要情節都成為職業群體展開商榷的對象。

電影所表現的實習記者的卧底調查情節，挑戰了新聞專業知識操演的合法性。韓東最初是通過流散的“賣血小廣告”找到調查線索，並通過假扮賣血賺外快的學生進入非法從事乙肝代檢活動組織的核心。在此過程中，他了解到那些遭受乙肝歧視人的痛苦和不甘，更發現自己的好友也是其中一員。冷血地揭露違法代檢實情和共情好友不公遭遇的兩極不斷撕扯着主人公，推動敘事發展。而來自新聞從業者的批評指出，片中對調查記者工作的描寫根本不符合專業規範。片中的韓東既沒有做到平衡信源，也沒有交叉互證，甚至從頭至尾沒有搞清楚乙肝病毒相關的醫學事實——影片只藉助病毒攜帶者和從事非法代檢的醫生之口講述了部分內容。因此，有記者批評，“這部電影不是在致敬調查記者，而是在致敬自媒體”（16）。

除了否定對職業個體形象的刻畫，作為全片高潮的“撤稿情節”描繪了《京城時報》編輯部的集體工作情景，更為批評者所不滿。媒體人對此段劇情的批評從都市報真實的組織架構出發，指出該情節在現實中不可能發生，也不符合新聞業的價值邏輯。首先，報道的編髮，特別是頭版報道的“撤與發”，並不是記者一人能夠單獨決定的，而是由嚴格的編審流程把關的，更不必說一個實習記者能夠要求撤下並沒有虛假內容的調查報道（9，16，18，24）。其次，為了讓主人公韓東完成讚美和堅守理想主義的敘事主旨，在撤稿衝突之後的劇情中幾乎沒有其他新聞人的身影出現。韓東通過走訪遭受乙肝歧視的人、通過病友的網絡社群尋找親歷者的故事，最終“單打獨鬥”地完成了另一篇“為弱者發聲”的報道。評論批評了劇情設置中着意將“共情弱者”與“冷靜客觀”進行二元對立的刻畫（13，20）

與僅取影片刻畫“光明面”的折中話語不同，圍繞《不止不休》的反思話語攻擊了被電影虛構、改編的新聞業故事。媒體人雖也肯定電影對“黃金時代”進行演繹的價值，但更苦於電影中高呼的“理想主義”背後只有韓東一個人在苦苦支撐：電影是一個“單一視角統攝報業”的個人故事，而不是“2000年代初期新聞業的歷史故事”（6，22）。

電影中的都市報業故事讓現實中的新聞從業者感到無奈。重新面對“黃金時代”，他們看到的是與20年前相比不復存在的新聞生態，以及只能在記憶中緬懷的過去。這類話語的情緒基調有些憤世嫉俗：

評論生產反思話語的核心旨意是給新聞工作除魅。通過指齣電影敘事所缺省、改編的部分，批評者試圖還原“黃金時代”所代表新聞理想的真正內核——它不是一個個人英雄主義故事；並提出當下並非一個盲目崇拜熱血理想就能重新挽救新聞業的時代——它需要恰適的土壤和環境，而不能只靠空洞的理想而活。

對新聞業進行懷舊的記憶生產被研究者視作新聞人與社會協商職業身份、權威、邊界和價值觀的方式（tenenboim-weinblatt & neiger，2020：428）。圍繞《不止不休》的上映，湧現了諸多媒體和媒體人對“黃金時代”所象徵的新聞業制度的懷舊話語。在他們言說下的“黃金時代”，有的洋溢着理想的光輝，與電影中主人公的座右銘“與其苟延殘喘，不如從容燃燒”呼應；也有許多飽含着不甘和無奈，訴說著理想夢碎後，新聞工作的一地雞毛。多版本話語交流碰撞，給當下對都市報業“黃金時代”的懷舊帶來了復調色彩。這些懷舊話語指向關於“新聞業是怎樣一個社會機構”的不同觀念，反映着新聞制度場域中不同行動者對意義生產和制度維繫的訴求，構成針對新聞業的“制度性懷舊”。

博伊姆在討論“修復型”和“反思型”兩種懷舊機制時提出，不同的懷舊類型對應差異化的懷舊策略。前者關注“集體的圖景象徵”，後者則更注重“個體敘事”，並以流亡者、移民等群體的懷舊現象做了案例闡釋（博伊姆，2001/2010：55）。轉借這一研究思路，在新聞業作為一個職業場域的懷舊場合中，不同懷舊策略的選擇也與懷舊言說者在場域中的位置緊密相關。研究者對上文析出意義主題的懷舊文本特徵做了歸納，意在勾勒生產新聞業懷舊的差異化的話語空間（見表2）。透過對不同主體的話語生產場景、特徵的辨析，研究意在解釋懷舊話語衝突的成因和意義。代表組織、單位發聲的言說者更傾向於保守地使用“修復型”的懷舊，而那些站在“黃金時代”廢墟上懷揣着自己生涯故事的個體則更多從個人經驗中尋找言說的出口。

（一）電影敘事：新聞業只是一個媒介

影視創作的敘事直接體現了創作者對新聞職業的“應然想象”。例如，有學者對韓國影視中的記者形象進行探究發現，圍繞記者角色的劇情衝突和反轉，幾乎都是“對新聞業‘看門狗’、監督功能的象徵性回歸的期盼”，構成一重對“新聞業的審視”（陳科，2018）。《不止不休》的敘事也投射了創作者對新聞職業的想象，具體而言就是對主人公韓東這一草根英雄形象的塑造。

得益於影片出品團隊的媒體人“基因”（19），電影創作順利地將劇本選題框定在新聞記者這一職業群體上，投射了創作團隊基於個人經歷的懷舊情結。但對於影片的“作者”，即導演來說，理想主義是第一主題，主人公的記者身份只是演繹這個主題的媒介：

儘管影片做了大量努力讓布景、環境盡量貼近和還原2003年的北京都市報工作場景，但一切對“黃金時代”的還原是為了服務讚美理想主義的敘事。這就造成了一個敘事上的悖論：電影講述的是一個“新聞改變社會”的集體職業神話，但其精神內核是浪漫的個人英雄主義。導演在採訪中稱自己受到21世紀初大學裡“正統的現實主義美學教育”影響（25），與都市報業“黃金時代”的精神內核相契合。然而，在詮釋這個現實主義題材時，影片創作卻以主人公所代表的個人英雄主義取代了集體專業主義敘事，與弱者共情的聲音蓋過了新聞從業者群策群力的職業力量。

影片主創表示，“我們以為我們在唱媒體人的讚歌”（6，29），電影最核心的受眾是“當年那幫新聞記者”、“你們媒體人”（7，15），“最重要的是尋找那個年代大家的共同記憶”（4）。可惜的是，這一目標無異於刻舟求劍。面對不復當年的新聞環境和在影片主線中消失的其他記者、編輯的身影，觀眾對影片中的理想主義讚歌只能表示遺憾：

通過對影片創作者敘事動機的分析可以發現，《不止不休》再現於銀幕之上的新聞業所承擔的制度性角色有兩重：一是歷史的見證者，二是社會弱勢群體的發聲者。為了詮釋敘事主旨，影片對真實歷史進行了揀選、對真實事件進行了改編，結果卻挑戰了新聞專業技能操演與社會價值實現之間的合法性關聯。這引起了觀眾對“黃金時代”記憶書寫的混亂和遺憾，因此，評論文本積极參与進了新聞業意義生產的言說之中。

（二）新聞從業者話語：群體分化下的觀念分野

本研究通過收集分析新聞職業群體對電影《不止不休》的評論文本發現，新聞業自身對這部電影的批評意見並不統一，文本出現的樣態也豐富多樣。一部分文本採取前文所述的折中話語，大多出現在機構媒體的文娛新聞版面和自建客戶端中，包括對新聞單位組織觀影活動的報道。另一部分文本採取反思性的言說策略，除了零星登載於報刊評論版，更多出現在以微信公眾號、播客平台等為載體的自媒體平台，文風也更加口語化。

“以理想為綱”的主題顯然是為了鼓舞當下，並成為代表新聞單位的一種表態。反映在具體的報道文本中，大多肯定了影片對“黃金時代”新聞調查情景和精神的刻畫，並借觀影記者之口表達對職業的熱忱。在這類文本中，“黃金時代”和當下的差異被無限縮小，新聞業被刻畫為一個始終踐行着崇高使命的職業範疇：

積極的聲音代表了承擔報道使命、與民眾站在一起的主流新聞價值觀，多登載在主流媒體新聞版面。而更多出現在市場化媒體、自媒體以及離職媒體人評論文本中的敘事則是“灰色”的：

對於訴諸反影片敘事策略的新聞從業者來說，他們不惜揭開有關自己所從事職業的灰暗面——日常新聞事件中不能抹去的風險、瑣碎，以及不同已往的創作環境等，通過祛魅為新聞的專業性正名，並對新聞業衰落的複雜因素窮追到底：

在新聞從業者的言說中，一方面仍要保持對理性神話的維繫，因為這象徵著職業合法性和權力的來源；另一方面，面對錯置、虛構的影視再現，又不得不書寫憤懣，表達對盲目推崇理想神話的不滿。這兩種情緒所代表的話語策略同時存在，都活躍於當下作為一個意義場域的新聞業制度中，昭示着有關新聞職業價值觀的理念分野。

（三）懷舊：作為新聞業建制的意義結構

接續前人研究所指出的中國傳統媒體“黃金時代”作為集體記憶的多義性（陳楚潔，2015），本文進一步提出將圍繞“黃金時代”的話語互動視作一種“制度性懷舊”。經由《不止不休》上映湧現的這波集體懷舊與10年前的“黃金時代懷舊潮”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展現了當下新聞業懷舊的新特點，即話語活動和專業文化的彌散。之前對“黃金時代”的懷舊更多集中在職業社群內部，形成對媒體市場化改革、調查報道專業範式的共同追憶。而當下的新聞懷舊則出現在更廣泛的大眾文化空間，存在多方言說主體。他們倚靠着“黃金時代”這一共同時空背景，採用了迥異的前景言說策略。

博伊姆在論述“修復型”和“反思型”懷舊時指出，這並不是兩種截然分立的懷舊策略，反而往往採用同樣的“記憶導線”，即相同的符號性表徵（博伊姆，2001/2010：55）。針對數字媒體個人用戶的懷舊研究也發現，“修復”與“反思”之間存在一個過渡地帶，前者的行動和話語內核可能是反思性的（肖珺，張帆，2023）。虛構的影視再現與職業社群也達成了關於“黃金時代”共同的表層體認。在媒體人風光不再、紛紛轉型的當下，那個“鍍金的理想年代”仍是需要追憶的過去。他們認可電影在介紹新聞工作、“致敬現代遊俠的誠意”方面具有珍貴的價值（3，16，17，20，31），但更期待對新聞業所面臨現實問題的觸及，即“除了依賴個人的堅守和理想主義之外，做新聞需要什麼？”（10），以及“正視新聞業變遷……重拾新聞業公共價值”（17）。比起理想，他們更願意談論的是新聞工作的骨感現實，從而避免因過度神化新聞職業的崇高性、對個人英雄“造神”而消解日常新聞工作的合法性。

對話語現象的反思不應止於文化意義上的分析。布爾迪厄將關於“何為正確現實”的符號性爭鬥視為政治性行動。他認為話語等象徵性的建構一方面能夠創造物本身，一方面又受到特定結構的規限（bourdieu，1989）。懷舊話語的互動是中國新聞業作為社會信息流通和言論發布機關角色複雜性的清晰呈現。懷舊所訴諸的中心對象——“黃金時代”是媒體市場化改革的產物。隨着時空變幻，市場化媒體所奉行的商業盈利模式和在凝聚社會共識中所保有的文化權威都已經衰退，但市場化媒體所帶來的調查新聞等以專業理念為中心的職業範式仍然具有持續的影響力，彌散在仍然從事或曾經從事過調查新聞生產的媒體機構和媒體人所構建的話語空間里。與此同時，主流新聞業的強大影響力和話語權維繫着崇高和光鮮的職業神話。因此，本文認為懷舊話語的互動彰顯着中國新聞制度場域的政治運作動態。

制度不僅是給定的政策、程序以及世界觀，也是行動者通過話語策略的積極建構。復調、互動的懷舊話語體現了施密特（vivien schmidt）所謂的行動者對“制度的背景性觀念的理解能力”與“在前景發揮的話語能力”相結合的觀點（schmidt，2008）。懷舊“黃金時代”一方面為當下的制度維繫創造了背景性的資源，另一方面又構成全新的建構性的話語契機。在職業群體分化、離散、逸出職業邊界的當下，懷舊成為建制新聞業的一個關鍵主題。

對職業的共同記憶，特別是職業神話生產的研究是解讀新聞建制的重要方面（zelizer，1992：9；schudson，1992：125）。本文通過對以懷念“黃金時代”為主題的新聞電影及其批評文本的解讀，藉助話語制度主義透鏡，從文化建構的角度解釋了新聞業的懷舊現象。

此前關切懷舊記憶之於職業權威意義的研究大多沿用“闡釋社群”的理論概念，將懷舊敘事視作新聞業內部的話語實踐。吉萊維奇（nicholas gilewicz）在此基礎上概念化了“記憶社群”（mnemonic community）的提法，討論美國新聞人面臨不斷消失的報紙時的反應如何幫助職業群體建立自反性的認同，以便在行業衰退時保存新聞業的核心價值（gilewicz，2018：39）。然而，對熱點事件中職業意義生產的研究已經發現，“中國新聞界的集體記憶其實是‘非集體化’的集體記憶”（張志安，甘晨，2014），訴求一致的闡釋社群是否存在仍需打上問號，能否繼續使用“闡釋社群”來解釋中國的新聞業懷舊成為一個亟待討論的理論問題。“範式修補”這一舶來概念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其隱含前提是“新聞業存在一個主導範式”。而在當下的中國新聞場域中，對絕對主導範式的界定還是相當模糊的。

博伊姆基於現代社會文化史所做出的對懷舊的類型劃分部分呼應了本文對中國新聞業懷舊案例的觀察和歸納，並為解釋這一中觀職業場域中的懷舊現象提供了線索。不過，本文更傾向於使用新制度主義，特別是話語制度主義的關切來理解這種既同時存在又有所衝突的懷舊，以揭示新聞制度場域內的權力運作動態。研究發現，10年前湧現的“黃金時代”懷舊神話在當下再次湧來，且調用的懷舊符號與先前具有一致性。不同敘事之間雖然存在對“黃金時代”的共同懷舊，甚至高度共享懷舊符號（人物、機構、熱點事件等），但從符號性再現的傳播與接受過程來看，這種共同懷舊是錯位的。錯位來源於與理性神話鬆散耦合的職業現實。影視再現構造了英雄主義的理性神話，將新聞工作用作詮釋理想主義的媒介。新聞從業者雖也有積極接納影片對職業的正面讚頌和呈現，但卻無法忽略影視再現中缺失和改編的現實。

將新聞業懷舊話語生產視作一重製度性的過程，意在將此前從文化和審美方面出發的懷舊討論與政治性的視角相連接。懷舊話語的衝突和競爭源自對新聞業制度重建的訴求。本研究的貢獻在於，強調新聞業懷舊的制度性價值，並關注到了前人研究未能充分討論的大眾文化與職業文化的話語互動。研究無意在業內和業外之間劃清界限，而是認為，多方社會主體都參與了新聞業建制的過程。研究不足來源於定性的話語主題分析這一設計，未能將同樣作為新聞業意義闡釋主體、邊界工作者和集體記憶生產者的大眾也納入考察之中（張洋，2020；kananovich & perreault，2021；zirugo，2021）。若要討論這部分內容，須通過其他途徑來獲取大眾關於新聞業的觀念話語，比如爬取新聞影視或熱點事件中的用戶評論等。

站在2024年的時間節點，關於“新聞業何為”的社會爭議層出不窮。有人追憶“一篇調查報道廢止一部惡法”的光輝過往，也有人對在社會危機中越來越頻繁的媒體“失聲”現象不滿，還有人唱衰新聞專業的培養教育。隨着數字媒介設施的開放和近用，這些活躍在大眾文化空間的關於新聞業的言說並非無關痛癢，反而都與新聞場域發生着緊密的互動。從大眾文化視野切入的新聞研究在闡釋的和制度的理論脈絡之間搭建了橋樑，幫助我們去尋找“社會期待何種新聞業”這一問題的新答案。

（施好音 白紅義：《新聞業懷舊中的“話語制度”——基於電影<不止不休>的案例研究》，2024年第4期，微信發布系節選，學術引用請務必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