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9日，蘇州，崔健壓軸迷笛音樂節主舞台。（視覺中國 圖）
2000年4月的最後一天，北京香山腳下，一場完全免費、即興而起的“音樂節”正孕育而出。這場音樂節由迷笛學校舉辦，本意是學生的彙報演出，舉辦地就在學校的禮堂內。
初夏燥熱，校園裡蒸騰着青草與荷爾蒙的氣息，冰涼的免費啤酒安撫着躁動的心，24台音響匯聚成巨大音浪。
當時的舉辦地迷笛音樂學校禮堂的外面就是工地，熱鬧的音樂吸引了民工師傅，他們光着膀子，搭起梯子趴在牆頭聽。“我說進來吧哥們，然後他們全部進來了。” 迷笛音樂節創始人張帆曾在採訪中回憶，“音樂就是這樣，自由，沒有等級，沒有富貴貧窮，是最直接最樸實的事情。”
在歡呼與喧嚷聲中，台上33支樂隊近乎瘋狂地表演，台下閃過亢奮的臉和舞動的肢體。多年後有人回憶，那兩日時光簡直如同烏托邦。
千禧年伊始，中國戶外音樂節拉開了序幕，至今已經走過二十餘年歷史。到2023年，據統計，全年實際落地的音樂節數量多達560場，相當於全國平均每天都有1.5場音樂節正在上演。
“音樂節其實是一個文化節日，或者說大家比較有期待的一個遊玩的概念。”作為多個音樂節的主理人，馬武觀察到，2018年以前的音樂節更加多元化，“好玩一些”。近年隨着音樂節數量井噴，“導致供大於求，慢慢地市場弊端就會出來”。
搖滾復出，盈利百萬
追溯中國音樂節的歷史，1999年7月，在北京日壇公園舉辦的首屆“喜力節拍99夏季音樂節”，算得上是中國內地第一個由國人主辦的戶外音樂節。
2000年迷笛音樂節的出現，則開啟了21世紀初中國戶外音樂節從沉寂到喧騰的序幕。首屆過後，連續三年，迷笛音樂節繼續在校園裡舉辦，影響力逐漸擴大，並且在2004年時來到北京國際雕塑公園，舉辦了首次校外演出。這也是迷笛音樂節第一次公開出售門票，票價10元。
與迷笛音樂節同時期的，還有誕生於2002年、由"搖滾教父"崔健牽頭的麗江雪山音樂節。在海拔三千米的風雨之中，幾千名樂迷前來觀演。流行歌手與搖滾歌手同台獻技，一位納西族老藝人清唱了音樂節主題曲，歌聲與靜默的雪山和空曠的四周融為一體。當時正是崔健倡導的“真唱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在音樂節舞台上，他宣稱嗓子是人類的第一件樂器，並指責當時的春晚和《同一首歌》節目是假唱的代表。
崔健憧憬中國有一天能辦一個音樂節，有上百萬人參加。和早期的不少音樂節操盤手相似，他也有一個“伍德斯托克情結”。
1969年，正是嬉皮當道、“搖滾有理”的年代，美國伍德斯托克舉辦了為期四天的音樂節，40萬樂迷體驗了狂熱的音樂生活。李安導演的電影《製造伍德斯托克》也曾記錄這一人類歷史的奇觀。
李安導演的電影《製造伍德斯托克》劇照。（資料圖）
中國的搖滾青年大多滯後地經受過伍德斯托克錄像帶的精神洗禮，他們嚮往着那種象徵愛與自由的烏托邦，但不敢相信那一切真的會出現。
2004年的賀蘭山音樂節，是另一個讓樂迷念念不忘的大型戶外搖滾音樂節，此後也以中國第一個盈利的音樂節而聞名。賀蘭山腳下是一片荒漠，離銀川市區約37公里，主辦方原本預計現場能來1萬人就很不錯了，結果最後竟吸引來12萬人次觀眾。強大的演出陣容和雄厚的房地產贊助為音樂節的成功提供了保障，100萬元的盈利締造了中國搖滾界的神話，但由於投資方資金鏈斷裂，賀蘭山音樂節僅辦了一屆。
參與這場音樂節的18組樂隊和歌手，除了蘇陽、二手玫瑰成軍於2000年之後，其他均為1995年之前出道的“老炮”。崔健歸位，蟄伏多年的張楚、久違的何勇、從德國回來的羅琦，時隔多年於音樂節再聚。這幾乎是中國第一代搖滾人空前絕後的“復出”表演。
21世紀初，中國經濟開始飛騰，物質生活前所未有地豐富，成長於改革開放大潮里的70後、80後，開始成為消費主力，相比於前代人，他們更懂得享受生活，也更需要享受生活。中國戶外音樂節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應運而生。
告別烏托邦，迎來市場競爭
2005年，是中國戶外音樂節告別烏托邦，進入市場化的重要節點。
迷笛音樂節受北京海淀公園之邀，並獲得海淀區文化委員會簽發的《北京市演出許可通知》，成為第一個由政府文化管理部門批准的以“節”命名、由民間機構辦的文化活動。主辦方將單日門票提高到了30元，更加商業化，演出硬件與陣容水準也大幅度提高。
為了吸引觀眾，2005年創辦的北京流行音樂節，先後請來了張震岳、ian brown、placebo、nine inch nails、supergrass等國內外知名歌手和樂隊。表演嘉賓檔次越高，意味着成本支出也越高，隨之而來的便是高票價。在迷笛音樂節的觀眾還為單日門票30元糾結時，北京流行音樂節開出了單日門票150元的高價。市場反饋證明，只要表演嘉賓到位了，票價高一點也沒問題。
輿論也在發生一些有趣的轉變，當年的報道中，“伍德斯托克”的字眼開始被“格拉斯頓伯里”取代。英國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只比伍德斯托克晚一年創辦，但勝在長久，如今已成功經營了半個世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音樂節之一。2005年，《三聯生活周刊》報道迷笛音樂節時引用了該音樂節創始人邁克·伊維斯的話:“人們不過是渴望在這裡過上幾天返璞歸真的生活，順便聽聽音樂。”
到了2007年，第八屆迷笛音樂節獲得海淀區頒發的50萬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扶持資金，並首次實現盈利。
2008年9月30日，北京，張楚參加摩登天空音樂節。（視覺中國 圖）
同年，知名音樂廠牌摩登天空在北京海淀公園推出首屆音樂節，設有4個舞台，邀請了超過120組樂隊藝人蔘演，其中不乏一線明星。國內戶外音樂節第一次出現競爭局面。
這個打着“music +（大於音樂）”旗號的音樂節，除了當時已經成為音樂節現場標準模塊的表演、市集和餐飲之外，還增加了各種泛文化內容，例如創意生活、時尚、運動、影像等等。音樂節不再只適配於嚴格意義上的樂迷，對於喜歡創意生活、時尚、運動和影像的受眾，同樣適配。
摩登天空主理人沈黎暉對音樂節的看法也很實際，他曾在採訪中說，中國音樂節不是嬉皮一代的產物，而有點像享樂一代的產物，沒必要言必稱伍德斯托克，人們應該創造讓年輕一代感到真實的東西，而不是去臆想一個烏托邦。
在舉辦兩屆摩登天空音樂節後，2009年，摩登天空主辦新的音樂節品牌草莓音樂節，一露面便打出更時尚與流行的口號。同樣創辦於2009年的熱波音樂節以成都為據點，在搖滾之餘加入了流行元素，亦有不俗表現，意味着音樂節走出一線城市向全國擴散。
這一時期前後出現的還有杭州西湖音樂節、張北草原音樂節、舟山東海音樂節等。十年間，中國戶外音樂節已進入全面市場化階段，政府與企業積極入局。
音樂節在中國逐漸火爆的同時，也需要面對一些與西方音樂節不同的問題。蘇格蘭人阿奇·漢密爾頓自2007年起就在中國組織各種音樂節。他在舉辦第一個音樂節當天，發現一群退休職工在公園裡打太極拳，大為震驚；警察也時常會在現場拉起隔離繩，防止沒有買票的觀眾進入音樂節現場。不過，音樂節允許普通人入場，觀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無拘無束、放飛自我，這些方面和美國及其他地方的音樂節非常相似。
洗牌之後，樂隊的流量時代
全面市場化之後，中國戶外音樂節自然地迎來了井噴時期，2009年共舉辦44場，2010年上升至66場，2013年增至121場。
各地政府對音樂節的扶持力度加大，不少音樂節實現了扭虧為盈。2011年，黑土、樂谷大愛等新的音樂節大量湧現，深圳、廣州、珠海等南方城市開始頻繁舉辦爵士音樂節。2012 年開始，迷笛、草莓音樂節進入全國“連鎖”模式，並開始舉辦北京、上海“雙城音樂節”。
那些年，隨着房地產市場起飛，地產商發現了音樂節積攢人氣的宣傳效應。彼時音樂節的舞台，幾乎總是開在一些剛竣工的樓盤附近。2013到2014年，恆大地產每年操盤近30場音樂節。
2015年，國內戶外音樂節發展經歷了調整期，無論數量還是票房收入，均呈下滑態勢。音樂節市場欣欣向榮的同時，也帶來同質化現象嚴重、製作粗糙的問題，政策逐漸收緊，加之上海發生踩踏事件，本年獲批的音樂節大幅減少，乃至迷笛音樂節北京及上海站，都因場地審批原因被取消。
2017 年之後，中國戶外音樂節舉辦得更加理智，局面大有“洗牌”之勢。2017至2019年，數量從269場降至257場。一些老牌音樂節憑多年耕耘的口碑和運營經驗保持着競爭力，而缺乏專業團隊的新興音樂節難逃曇花一現的命運。音樂節數量的下滑可謂行業自我規範的結果。
早期中國戶外音樂節以搖滾為主，而後綜合性的戶外音樂節逐漸變為主流，如草莓音樂節、泰山音樂節、春浪音樂節，轉型後的迷笛音樂節，都涵蓋了搖滾、爵士、民謠、說唱、流行樂等音樂種類。
此時，大多數音樂節採用了多舞台設置。2014年，長江迷笛音樂節共設立九大舞台，“唐”舞台主打金屬音樂，“宋”舞台主打搖滾音樂，“元”舞台主打電子音樂，“漢”舞台引入京劇、崑曲等中國戲曲，民謠舞台主打民謠音樂……這既滿足了不同樂迷對於不同類型音樂的需求，也拓展了音樂節的受眾。
小眾文化集聚而成的新勢力也衝擊了原有的音樂節格局，戶外音樂節開始細分出新的品類，如以電子樂為主的intro電音節、以民謠為主的山谷民謠音樂節、以hip-hop為主的ayo音樂節等遍地開花。
音樂節的格局與陣容變遷背後，有音樂綜藝作為強力的推手。2015年前後，《董小姐》《南山南》《成都》等歌曲先後在選秀節目中一唱而紅，共同帶動了民謠的出圈。2017年的綜藝節目《中國有嘻哈》，帶火了中文說唱。2019年，《樂隊的夏天》成為現象級綜藝，樂隊的流量時代隨之到來。
新褲子樂隊參加演出。（視覺中國 圖）
2019年上半年，共有27組音樂人和樂隊在音樂節的出場次數超過5次。新褲子樂隊和痛仰一同參加《樂隊的夏天》，在最後的角逐中分別獲得冠亞軍。在眾多音樂節海報上，總能看到他們的名字加粗或寫在名單最前，如同票房靈藥。“你你你你要跳舞嗎？”無數次重複的場景，新褲子壓軸登場，熟悉的旋律響起，依然能掀起現場的熱浪。2020年音樂節出場次數最多的兩支樂隊，正是當年在《樂隊的夏天2》中賺足了話題的五條人與大波浪。2021年音樂節五一檔，痛仰、五條人、九連真人等樂隊接連跑了三四個城市。
“迷笛有一個比較好的點，是它有自己的審美，它的戰國舞台就總是一堆金屬樂隊在那裡，它還會永遠有一個舞台的樂隊可能大家聽都沒聽過。音樂節如果想長期辦下去，你要有一個自己的品位。”搖滾樂迷兔子聽過十年以上音樂現場，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音樂節最吸引自己的還是陣容，而現在許多音樂節沒有自己的品位。
馬武也認為，陣容的多元是當下音樂節稀缺的品質，“只能是憑着自己對市場的敏感度和對音樂的了解，去挖掘一些新的、好的或者有意思的人。2018年以前音樂節更多地會去挖掘一些有意思的、好玩的樂隊，但現在可能大家都請當紅的、有流量的為主，忽略了這些。”
老樂迷，新受眾
疫情過後，隨着各類戶外音樂節不斷湧現，音樂節中“音樂”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天平向“節”傾斜，音樂節的泛娛樂化特質愈加凸顯。在2021年穀雨數據的調查里，戶外音樂節對年輕人的吸引力排名最高的選項是“感受現場音樂的狂歡氛圍”，比例超出第二位“有喜歡的歌手/樂隊”不少。
一般來說，音樂節的舞台區更側重演出，而在觀演區，則是眾人齊聚的節日。對於觀眾來說，這是一場脫離日常生活的盛大節日，可以在音樂中盡情嬉戲、跳水、pogo、開火車。兩部分的共同作用使得音樂節擁有了近似狂歡節慶的內涵。
疫情三年，戶外音樂節依然受樂迷們追捧，也成了各路藝人的第二賽場。除了往日熟悉的面孔外，諸如相聲演員、偶像團體成員、選秀藝人等都加入到音樂節中，成為豪華陣容的一部分。
音樂節的受眾變化得更為徹底，追星粉絲、時尚潮人紛紛湧入現場。樂迷烏米在疫情前擔任過多場音樂節的志願者，她察覺不同人群的觀演習慣差異頗大，一次她在檢票口檢票，險些被衝進來的追星粉絲撞倒。粉絲與樂迷因各種細節產生了矛盾。“我們可能覺得他們就是在那邊‘罰站’，讓我們看不到前排，又讓我們動不了、玩不起來。那他們可能就覺得我們像發瘋一樣，有些時候開火車什麼的，會比較劇烈，就容易被撞到、被踩到。”烏米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
女團xg的粉絲皮皮為了看偶像，2024年3月底從陽江到廣州參加音樂節。她感覺，“疫情放開，加上一些樂隊文化興起之後，大家就都開始要去看音樂節，包括社交媒體上已經形成了一種潮流。”這場音樂節將xg與一眾說唱歌手安排在同一天，有說唱迷在網上指責像她這樣的女團粉絲，皮皮無奈表示，總不能不讓xg粉絲買票。
面對頻繁上演的拼盤陣容，樂迷吳曉雯分析：“對他們（主辦方）來說肯定是有好處的，因為民謠和搖滾從眾的人沒有那麼多，大家從眾偏向流行，流行會賣得比較快一點，每天都要賣得一樣多，他們就會混在一起。”
過去音樂節通常不分座位和門票等級，體現自由平等，但隨着商業性的入侵，音樂節出現了vip身份，觀眾通過購買更高價位的門票來擁有這些身份，進而獲得優先入場、享有特定休息區和前排觀演區的特權。以往絕大部分音樂節只會設置vip票和普通票兩類票檔，如今部分音樂節的分區甚至比演唱會更複雜。
“在演唱會市場里大家都是認同的，但是在音樂節里，大家都默認這是一個比較自由輕鬆的場合，再把演唱會模式搬過來，就會讓人感覺有點不舒服。還是理念差異的問題。”烏米直言。
烏米和身邊的朋友還觀察到音樂節志願者文化的沒落。她從2017年開始參加草莓音樂節志願工作，體驗過專業的提前培訓，還收到了給志願者準備的周邊禮包。讓她最回味的要數因共同愛好聚合的夥伴之間的交流氛圍。而如今，許多音樂節讓志願者感到較為功利，“完全沒有對音樂的興趣共識才在一起的感覺”，有純粹將他們當成廉價勞動力之嫌。比如，有的主辦方會嚴格限制志願者看演出，餐食之類的後勤保障跟不上，或是對他們頤指氣使。
工作後，烏米不再做志願者，但依然會以觀眾的身份去音樂節。“音樂節對我們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小小的烏托邦和結界，看live回來會有身體和精神的後遺症，但沒有live和在其中的朋友，生活會更痛苦，更孤獨。”
採訪過後，烏米留言，她希望自己喜歡的現場音樂得到更多理解，變得更好，“即使只有一點點”。
南方周末記者 朱圓 南方周末實習生 董嘉迪
責編 李慕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