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749局》殺青後的近５年時間裡，演員李晨一度以為“這事兒翻篇兒了”——這算是對影片不能上映的一種委婉說法——他甚至忘了自己還曾參演過這樣一部電影，“前兩年看一個公眾號寫什麼消失的電影，我一翻看到了《749局》，想起來還有這麼一電影。”
圈裡與李晨有同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
《749局》的導演，是這幾年來看似在公眾視野里銷聲匿跡的陸川。在電影沒做完的這幾年，除了向資方“追債”和找項目合作外，陸川很少主動與外界接觸，“電影做不完對電影導演來說是個原罪，我自己是有羞恥感的，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自2018年10月電影《749局》在重慶開機後，陸川就隨之陷入了一場空前的財務危機。他沒有聽監製韓三平的話，等投資到了預算的85%再開機，而是在只收到了30%的情況下就在北京開了機。當時他們整部影片的預算是3.5億。
電影《749局》海報
電影是陸川從2016年就開始籌備的。這是個野心勃勃的規劃——一部帶有科幻色彩且具備好萊塢工業水準的視效大片。但在當時的國產影片中，並無前例可循，輔助影視方面的ai技術也尚未出現，陸川只能通過畫分鏡、做預覽、再塑模等一系列極為繁瑣的流程實現他創意的視覺化，再加上世界觀的不斷推翻與重建，使這部影片的籌備時間被拉長到了兩年。
在影視行業熱氣蒸騰的2016年到2018年，已經誕生了多部票房過10億、20億甚至30億的國產電影。
陸川覺得當時，“遍地都是錢，到處都是大哥，一切都是在向好的邏輯里。”而他們的6家投資方中有4家上市企業，這讓陸川覺得踏實，那些已經簽過協議的錢就跟在自己兜里一樣。
但就在陸川開機當月，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通知，部署開展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工作。一時間，企業接連暴雷，曾經熱浪翻滾的資本極速退潮。作用到陸川身上的是，那些本該陸續打進劇組賬戶的投資遲遲沒了動靜。
開弓沒有回頭箭。陸川只能一邊拍戲一邊找錢一邊精簡隊伍壓縮成本——最先請走的也是他最費心請來的、人均周薪2萬美金的好萊塢美術、攝像、道具等五巨頭，之後是精簡拍攝隊伍與食宿成本的壓縮……還一邊將自己和企業的錢往劇組裡墊。李晨印象中那時候的導演“頭髮從沒整齊過”。
到2019年7月殺青時，劇組規模已經縮減到了300多人，住人均100元每天的酒店。
但這電影最燒錢的後期視效部分，資金還沒着落。
2019年殺青後的一次飯局上，韓三平鼓動陸川“把這個項目扛起來”，“靠你的方法把這個項目資金堵上。”陸川說自己已經墊了很多錢了，韓三平“啪”地拍了一下陸川大腿，“這墊的錢就算你投資了，只有你投進去，大家才相信你，才會覺得你是股東。”而同時，陸川右邊的大腿也被王中磊重重地拍了一下。
之後很多年，陸川都覺得自己被拍這兩下大腿忽悠了。
承擔一部電影，是要承擔它全部的財務問題，補上全部財務缺口，把原本屬於大股東的法律風險全部背下來。
當時算是陸川最為焦慮的一段時間，不僅項目沒錢，而且因為電影上映延期，觸發了5個訴訟並涉及到2500多萬的欠款。
“我們家是讀書人家庭，家教是再窮也不許向別人借錢——從來沒有欠過錢，也沒有打過官司。”陸川說當時突然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他感到特別絕望和無助。
陸川自詡以前是“商業白丁”，用人邏輯就是看誰眼順、關係好就用誰，也不知道作為創始人有什麼事兒是需要自己必須管的，“我認為專業人管專業事，公司交出去就是最大的專業。”
所以在影視資本翻湧的年代，他的公司是交給朋友管理的，投了好幾個創業者，也投了青年導演的項目，不過並沒見到傳說中的百倍收益，絕大部分投資連本金也沒回來一分。
為此陸川失眠了很長時間，資金窟窿太大了，“一個小目標是當時的我無法跨越的深淵。”
2019年底，陸川被邀請去讀mba。“下雨天打孩子，閑着也是閑着。”於是陸川成為商學院中少見的導演學員。也是在那兒，陸川才“第一次聽到kpi這些詞兒”。
“像老鼠掉進了米缸一樣”，陸川覺得商學院課程像是給他開了天眼。陸川開啟了“即插即用”模式，上完關於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課後休息時間，他走出教室給公司hr打電話，讓對方把一個高管開掉，那是他的好友，在公司已經工作了7年，沒簽過一單。但陸川已經不再吃“苦勞”這一套了，他要見“功勞”。
陸川參加活動
陸川決心整頓公司，他要讓它履行使命——完成《749局》。
從2020年起，電影導演陸川決心開始接拍廣告。這是他能想到的最快的變現渠道。“生存邏輯，搓背如果能給夠廣告的錢，我也能去搓一下。”
從那年開始，陸川背着雙肩背到處接拍廣告，僅2020年就拍了十一支，每個月都有他拍的廣告出現在朋友圈，“行業里說老陸搶錢搶瘋了。”那時，也是圈內對他流言蜚語最盛的時候，他和電影《749局》常會成為別人飯桌上的話題，當然，大部分都是不看好的。
賈淕是少數堅信陸川能把《749局》做完的人。她是華文映像集團的董事長，也是《749局》的早期投資人，之後她在陸川不定時發來的消息中得知影片的進度。
大概４年前，兩人在一個電影節上碰面，陸川跟賈淕說，“你放心，我一定會把這個片子做完，不做完我不會拍其他電影。”賈淕覺得這句話“有種一擲千金的感覺”。事實也確實如此，在最難的3年，陸川拍廣告、上綜藝、拍劇集和冬奧紀錄片……把自己能賺到的錢都賺了一遍，除了電影。
今年初，陸川拍攝的一部劇集殺青，他反覆盤算自己手上的資金，發現當這部劇的承製費一到，公司那小小資金池裡的錢剛好與他《749局》的完片預算打平。那一刻，他覺得自己頭上的烏雲沒了。
今年3月，李晨接到《749局》的補拍通知，在補拍現場，他又見到了那個頭髮算不上整齊的陸川，對方抱着ipad給他看影片的後期製作，如數家珍般，“你看我這個鏡頭是怎麼做的、找哪個團隊做的，那個鏡頭是怎麼做的，現在還需要做什麼。”然後說，“我這兩年啥事沒幹，掙點錢我就做一個，掙點錢我就干一個。”這話聽得李晨鼻頭一酸。
最近兩年，尤其是確定能完片的今年，當再聽到關於自己和電影的流言，陸川不再沉默了。“這兩年變得很勇敢，誰說不好我打電話過去。”臉皮什麼的都是小事，“當你要去承擔一個機構的生死的時候……我們這是一事業，你不能在背後隨意抹黑，因為我們也沒有欠任何人的款，是別人欠我們的，我們有什麼責任嗎？任何一個導演你一個項目1/3投資不到，他能做完嗎？而且我們現在是墊資做這事兒，不是，投資。這些事誰也不能說，這是我底線。”
4月22日，《749局》補拍殺青，陸川發微博說自己沒有遺憾了，“八年一直拖着這艘船，終於可以靠岸了。”
以下為陸川口述，經“後浪研究所”整理後發布——
曾經賬上可能就7萬塊
2014年，三爺（韓三平）離開中影前找我聊，說你應該嘗試着去拍一些作者性和市場性結合的東西，而且要突出市場性，簡單說就是你得拍給我掙錢的戲，我說行。
因為我前4部電影，比如《尋槍》《可可西里》都是文藝片，但那個時候整個行業都變了，都在拍類型片，要抓趨勢，要談受眾體驗等等一系列新的概念。
於是我就拍了《九層妖塔》。但我當時有點擰巴，就我老得提醒自己這是一商業片，但還想有作者性，就既要又要還要，導致最後也沒把作者性和娛樂性平衡好。但這觸發了我對類型片的愛好，包括當時大量的視效工作要學習，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很迷人的。
從2015年我就開始籌備《749局》這個故事，我當時就真心想做一個展現電影成熟工業的東西，內容上，也是我一部分青春經歷，因為我曾經在749部隊工作過。
我們美術請的是《瘋狂麥克斯》的美術；攝影師我請的是david tattersall，他拍了《星球大戰》123，拍了《綠里奇蹟》；視效總監也是你聽說過的這些《阿凡達》什麼都參與過，還有道具……當時這五巨頭全是好萊塢過來的。
那時候中國電影市場對海外也有吸引力，交流也特別繁榮，完全是個外向型的狀態，我當時在好萊塢是能搖到人的，而且他們基本上都是打了折的。
2017年定的預算是3.5億，在國內也不是說高到哪去，那時候已經有很多比如6個億的製作了，（3.5億）對於這個體量的影片來說真的很節省，我覺得是能做下來的。
當時整個行業熱氣騰騰的，就覺得遍地都是錢，走哪都是大哥。各種利好的消息，哪個導演工作室“哐”就被哪個平台收購，哪個“哐”又一個被大佬給收購了。 雖然我公司門口沒有說像行業那麼絡繹不絕，但我們這個電影旗子一戳也確實比較好融資，很快我們就有6家投資方進來，其中4家上市公司，對我這種商業小白來說我就覺得好穩。
三爺說你錢到了85%再開機，當時我們賬上可能到了30%，預計還有兩筆錢下禮拜、下下禮拜就到了，到了可能就50%，還有一個公司說一個月那錢就全到了，我說這都老街坊了，而且我去參加他們的內部綠燈會，那都是上市公司，真正的大平台，就覺得沒跑了這事兒，拍吧。
結果正好趕上18年就行業剎車，那一下天翻地覆哀鴻遍野，不少公司突然爆雷，我們領投的這家公司35%的投資一下出了問題就擱置了，沒說不投，就擱那了。 這當時都是打了頭款的，我覺得這35%是已經在我兜里的錢。那麼大一個互聯網平台，日入斗金的公司，它怎麼可能差我們這點錢？後面我為什麼要做企業？我就發現你沒法依賴第三方，這事只有我自己企業做大做強才行。
當時領投這家公司的一位管理層，也是朋友，就一直勸我說再等等，我說這怎麼等，我俊凱的約都簽完了，因為演員他就是簽這些天，要不他後邊拍別的戲了，所以我也是卡在中間，我只能開機。
一開機就停不了，而且當時格鬥場最核心的一場動作戲已經拍差不多了，劇組上千號人在那，你一天都是上百萬的開銷，那時候就有點緊張了。比如這期應該到賬一兩千萬，可能實際到賬就是幾百萬，可是劇組一天的花費你知道嗎？可能就是一百萬，一百幾十萬，群演每天要現金結賬，汽車加油、住宿，很多東西都要現金。
馬上就開始節流，好萊塢主創是第一波離組的，因為確實支付不了他們的錢。戲只要能拍下去，奢侈品只能先放下，這都屬於奢侈品。然後就精簡一些團隊、車輛，最後就減到300多人，住宿條件也降，最後可能就住100一張床的，再往下就沒法住了。就處處得省，各種省。即使這樣，拍到中期劇組的錢已經很緊張，我們曾經賬上可能就7萬塊錢。
只有你投進去，大家才相信你
那時候在劇組覺得很漫長，每天都在為這些錢焦慮。
19年我們就放慢戰線。因為我們是帶有科幻色彩的影片，有大量的景要置，置景的過程要3到5個月，一般是預置，然後20天就拍完了。但我們沒有錢去預置，我們只能在一個景裡邊耗時間，這個景拍還不敢把它完全拍完，去拍外景等錢，用時間換空間。等到一筆錢，留出給大家吃喝拉撒睡的部分，然後再趕緊把這倆景給它先弄了，那就太煎熬了。
工業化的流程，是一下我所有景建完等劇組去，或者我先做三個，拍這三個的時候我再做倆，然後拍這兩個，這是正常的一個邏輯。但我們就做不了，因為一直缺錢，我們只能吃着上頓在後邊找下頓，就像是邊打仗邊突圍那個邏輯。
電影《749局》海報
後來我一個老哥們兒到重慶探班，他說川兒，35%我確實投不了了，但是我的職權範圍內10%我能自己說了算，我直接投給你。他救了我。這一筆3500萬，是支撐我殺青的資金。
說實話我這些投資方都不容易，行業里太難了。有一個資方哥們，他給我電話說川，我賬上就八百萬了，我給你五百萬，三百萬我過日子。但是後面的錢我投不動了。我能感覺到這是情誼。周一的時候五百萬就到賬了。我拼到今天有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我不能辜負他們的信任。
殺青之後，我開始關心產業報告或者看一些財經新聞，我開始關心這些股東他們公司怎麼樣，他們還有沒有可能把資金投進來，聽上去有點雞賊吧。
從2019年7月開始，我突然發現這個事兒就深了，有了一種非常危機的感覺。就比如前一天還在跟某個股東要錢，跟他在一起吃飯，很正常。第二天就看到一個新聞，說某某公司如何如何。我才明白他背着多大的事。企業家太不容易了。
坦率的說，我不是那種在任何時代任何周期裡面都具備強吸金屬性的創作者。作為一個大行業中泛舟的一個人，必然被這個波浪所波及。
當時我們賬上已經沒有錢了，資方一共就打了兩個億左右，整個後期完全是空擋滑行，除了養公司，還養着一支二十幾個人的後期團隊，我當時還是個創作者心態，就一點點往裡墊錢，想轍把這片子做完。
那會兒陸續墊了大幾百萬，想着投資方的錢進來，我們就把墊資撤回來。反正北京孩子，再怎麼著就啃老唄，反正我爸房子也多，一直比我富裕。
其實當時我還去上了個商學院，當時班上有好多又年輕又有錢還上市了的同學，一說年產值多少個億，我心說要不讓他們給我投點兒？但還是那點兒面子，就從來沒跟他們張過嘴。但也幸虧沒開口，因為緊接着疫情就來了，把所有人都打倒了。我親眼看到我同學就被各種血洗，一夜之間關店多少，負債多少，最後賣資產——我心想幸虧沒給人添堵。
後來有一天我、中磊、韓三平三爺還有幾個人一塊吃飯，然後三爺就說，川兒你看大家都很困難，你如果把這個項目扛起來，你可能就財富自由了。我說我怎麼扛下，這麼多錢？他說你應該學學（兩個導演名字），人家都已經成為製片公司了，你這還是打工呢，你往前走走，你看你能不能靠你的方法把這個項目資金堵上是吧？“啪”一拍我大腿。
749補拍片場的韓三平
我說我都墊了錢，三爺說這墊的錢就算你投資了，只有你投進去，大家才相信你，才會覺得你是股東。同時王中磊拍了我右邊的大腿，以示鼓勵。
我兩邊大腿被他們倆各拍了一下，就把我拍進了這個局。
我有好幾年都覺得自己被忽悠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投任何一部電影。但現在如果我自己的電影不讓我投都不行，我為什麼不投？我相信自己，我也會做得更認真和慎重。
以前導演在整個產業中本質上就類似於一個代孕角色，等任務完成了，孩子就被接走了。然後賣多少錢都是人家的，你再也沒有機會跟它去產生任何關係，你去個電影節都得找人家問能不能借個拷貝。
現在我覺得疫情後，產業應該有新的產業邏輯，你比如說ip必須是我自己的，我們開發了這個ip，為什麼要賣掉？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它沉澱在自己的公司裡面？我們既然要做這個公司，它就應該有更長的壽命，它價值實際上是ip的價值，它不是我的生命的周期，它是個ip的周期。所以我現在開發的電影不讓我投都不行。
拼了，就要在這條戰線上活下去
但那時候企業也沒有什麼錢了，項目也沒有什麼錢了，我從家裡拿錢給公司發工 資也常態。
我拍戲期間減劇組的時候也在減公司的（人），我們公司從最多70多個人到我殺青回來的時候還有40多個，之後開了閉門會，高中層又走了18個。
我們當時跟被迭代的團隊告別的時候就說，對不起，我們沒有辦法帶那麼多人走下去了；我說留下的人過得不是好日子，你們走的人也不一定是錯誤的，因為我要帶一批人殺出重圍，我們留下來的人唯一的任務是讓這個電影活下來，但是你看這戲現在缺口多少。
我以前不想把太多精力放在管理公司上，我還要做電影呢。我作為一個創始人，我不知道什麼事兒是我必須要管，我以為這事交出去才是最專業的。
上了mba，我發現我腦子裡幾乎所有關於商業的知識，幾乎都是錯的。
那時候我們融了些錢，一直在投，投創業的人，投青年導演，你說投的對嗎？也沒毛病。其實風險還挺大的。我不懂人家說這個事兒，當時團隊一部分人是我們股東的人，他們都是金融人士，人說將來可能是10倍20倍100倍的收益，為什麼不投。
那時候真的不懂，是一個商業老白，原來我用人就是朋友邏輯，看誰眼順、關係好就用，後來在商學院才第一次聽到kpi這些詞兒。
陸川在拍攝中
但是投的錢沒有一分錢回來，怎麼跟人退出？
人家自己都賠了，你也不好意思追到他家裡去，交個朋友算了。
我眼前就做自己懂的事兒。
那時候就生存邏輯，有什麼幹什麼，搓背如果能給我廣告的錢，我也能去搓一下，可惜沒那技能，但拍廣告是我專業。
原來有人找（拍廣告），我真挑，那時候有點清高，時間不趁手或者心情不太好的，或者覺得品牌跟我不匹配的都不能拍是吧？
但20年我就派出了團隊去找廣告，畢竟我們拍得好，然後低價，那一下活就來了。然後接真人秀。
你發現廣告是最快的，周期短，兩三天就拍完，但它從開會到完片得倆月。我就老得坐在那陪笑，這個事兒也挺痛苦，以前作為電影導演是不願意接受這事兒的，但現在我職業性的這種陪笑已經很會了。
也確實是拼了，那一年我拍了十幾支廣告，幾乎每個月朋友圈都會有廣告出來，行業里說老陸搶錢搶瘋了。我們就要創品牌，就要在這條戰線上活下去，當時不知道還能幹別的。
拍廣告首先保住了公司團隊，也保住了後期製作的核心團隊，重要的是，公司開始有正向的流動資金了。
我很快發現它（廣告）鍛煉了你，廣告流程化管理非常嚴苛，因為這點利潤全在周期上，你超一點周期，這就算義務勞動。所以拍完這二三十支廣告之後，我們公司內部的成本管理這套流程是被夯實的，我們現在拍什麼東西，第一講究不能超預算，第二不能超周期。長時間的反覆的用商業項目去磨礪，對我們團隊和公司的管理以及這種內控，還有包括oa系統的建立都起到了很大幫助。
但廣告它雖然快但是（錢）少，我們視效團隊常年二十幾個人，掙那點兒錢真不夠花。而且你越拍越絕望，你操的心是一個賣白粉的心，但最後做出了的就是一顆品相還不錯的白菜，人家快銷的“嘣”就推到市場上，內心就很痛苦，特別期待着能回到電影。
而且廣告都是衝著我來的，我說讓別的導演拍我監製都不行，這是我在廣告行業沒辦法大發展的一個問題。今年我們要強推合作導演，就這個事兒客戶要認，如果不認我們就寧可先放，否則這個事兒就我們腿就邁不開。
陸川團隊在拍攝中
圈裡朋友勸我，你一個電影導演一直拍廣告，會消耗你的品牌價值的。其實我心裡也有坎，因為你電影做不完對電影導演來說是個原罪，我自己是有羞恥感的。所以那個時候我索性就不接觸外界。
但後來我這坎兒過去了。有一天我跟一哥們吃飯，那時候我已經拍了20多支廣告了，他說最近圈裡老說你拍廣告，看你挺瘋狂的。但那會兒疫情你能天天拍廣告也是一事兒，所以大家從開始的吃驚迅速轉為羨慕。我那天就跟他說，我說兄弟我已經不拍廣告，我開始拍劇了。
衝進去，成為劇集行業的野蠻人
21年初我們做戰略的時候，我就說一定要做劇。
一是廣告這塊業務的收入不足以支撐電影業務的耗費，二是上過mba後我就意識到單一產品線對於企業的發展其實很危險，而我們企業最有競爭力的顯然是內容研發，所以我們要做劇。相比於電影，劇集的市場更商業。
這艘船更大，我們必須上那艘船。
我們迅速搭建了劇業團隊，我提出要當年拿項目當年開機，我就提出一口號“開門辦廠，服務行業”。
19年以前我們都立足於自己研發項目，但周期長見效慢，而且孩子們都比較年輕，你很難在一個團隊裡邊聚集這麼多的高手，雇不起。
我就說一定要衝進去，我們要成為這個行業的野蠻人，就像廣告一樣。
陸川在拍攝 中
我們沒有資格做版權，沒有錢，但內容能力是我們的強項，我們就用這個東西去進入市場。我就自己衝出去，從一個兄弟公司找了一個項目過來，他們從韓國買了《good doctor》，但他們落地不了，我說咱倆合作，我幫你開發我幫找平台，然後掙這個承製費。然後就有了《非凡醫者》。
但這個過程並不一帆風順，也被一些平台拒絕，因為《749局》的問題有很多流言蜚語，最後合作成的芒果台，就直到片子播出前他們才說，川導真的太多人勸我們別跟你合作，為什麼？第一你現在《749局》缺錢，說我們要跟你合作，是不是做劇集的錢你會挪到《749局》上去？第二就是說你作為電影導演你不會親自拍的，你也不會用心的，因為你有電影要做。
但是最後她說第一沒有想到我自己把劇本全寫一遍；第二，財務很透明，我們沒有任何挪用；第三，我從開機到殺青每一天都在現場自己拍。
緊接着我們就跟另一個兄弟公司合作了《借命而生》，他們也是開發出了問題，我說拿過來，不就是寫劇本這點事兒，我就幫他們找編劇做劇本，然後一塊找平台就進了迷霧劇場。
今年2月4日，《借命而生》殺青。這兩部戲，都沒有超期超支。準時開機，按時殺青。
劇集經過這兩場戰役，我們基本上穩了。 鍛煉了團隊，跑通了管理流程，完成了作品，重建了口碑。更重要的是，因為劇集的製作，新資方看到了我們企業的價值，為《749局》電影等來了新的投資人。
我做劇集的時候，好多人都覺得“丫有一電影丫肯定不會全力以赴”，錯了，我做劇集的時候我100%給劇集，我必須在劇集這個賽道上活下來，我要用劇集養電影，所以我在這事上我必須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 但我是在100%的投入之外，我再拿出該睡覺或者該歇的20%給電影，因為我還得跟dneg（double negative英國著名視效公司）開會。
dneg是一巨牛的英國視效公司，什麼《沙丘》《阿凡達》《普羅米修斯》……就好萊塢牛逼的片子才去英國做，我們現在將近1000顆鏡頭就是他做的。別處再怎麼省，製作這塊不能省，我希望我們留下這個作品是會有人看的。
最開始他們給我報了一個巨high的價，我一看完了，他們報那價比我整個電影成本還高。但我又心痒痒，你不跟這種頂級視效公司合作，你怎麼能夠取得真經？
殺青之後趕上疫情，我估計他們也閑着，就開始聊，一周一次會，比如說剪鏡頭什麼，這設計怎麼弄？全行業我估計都覺得這電影死了，只有我的那些視效公司從來沒覺得，因為我老跟他們開會啊。
聊了一年，成果是製作費降了一半左右，我還是夠不着。最後我就先斗膽不要臉地提了一下，說能不能投我一點？現在覺得好無恥，他們居然說考慮。他們也是喜歡這電影，就說拿出一半製作費算投資，而且不佔國內的，占海外的。這一下又救了我。
陸川和王俊凱在片場
dneg簽約那天告訴我，這是他們歷史上亞洲唯一一部投資的電影。 人家掙製作費的公司，憑什麼投資？每天一睜眼就得發無數工資的視效公司投了我的《749局》。我覺得是件驕傲的事情。
關鍵dneg最牛的一點是大合同我們這兩天才簽，他們在沒有簽合同的情況下，已經在這半年裡給我們做出來好多鏡頭了，太講人情了。
疫情後去年6月我們做了一次股權融資，陸續進了2100萬，當時也跟人說好錢進來就做《749局》，我直接就把所有的製作閘口全打開了，現在全球有16個國家的供應商團隊正在給我們這電影做後期特效。
我沒有什麼特別恐懼的了
我到今年才知道這電影一定能做完。
2月4號《借命而生》劇集殺青，我就在那扒拉我手上的錢，我反覆盤預算，發現等這劇的導演費承製費到賬之後，這錢往我們這小小的資金池裡一放，跟我的完片預算 even了。我覺得牛極了，走路就開始橫着走了，就愛誰誰，我知道電影可以做完了。
這兩年尤其今年開始，對於《749局》流言蜚語明顯減少了。以前當這個戲不能明確的我能救活的時候，我不太想說，誰讓你電影沒出來，這就是原罪。
另外，這幾年大家日子都不好過，我老在外面說資金不到位，會不會給人家雪上加霜？所以我一直閉嘴不說。
我這兩年變得很勇敢，誰說不好我打電話過去，我說聽說你在哪個酒局上說我電影不好，我說你為什麼說這話？我打了三個類似的電話。你能感覺到對方立刻慌張，他說我沒說，我說有人聽到了，而且告訴我了，我覺得是你說的，因為你會說這個話，你其實知道真相，你為什麼要這麼說？我就會當面跟他對質。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上就怕陽光，當你直接面對他說這些事的時候，你會再也聽不到這些話了。
打第一個電話之前轉了很長時間腰子，我作為一個讀書人怎麼能跟他撕呢？但第一個電話打完之後，立刻就自由了。
當你要去承擔一個機構的生死的時候，這些事都是小事，臉什麼的不重要，我們這是一事業，你不能在背後隨意抹黑，因為我們也沒有欠任何人的款，是別人欠我們的，我們有什麼責任嗎？任何一個導演你一個項目1/3投資不到，他能做完嗎？而且我們現在是墊資做這事兒，不是，投資。這些事誰也不能說，這是我底線。
這兩三年，我把公司以前的一些亂八七糟的爛尾的東西也都處理掉了，2022年，當最後一個官司了掉的時候，我覺得天都晴了。我們去年做了一輪股權（融資），他們進調的時候問你有沒有欠款，我說一沒有欠款，二沒有官司，特別自豪。
現在所有的事我都是享受的，從春節到現在每天就睡三四個小時，司機都扛不住了，換了三個司機——但我很享受，終於和電影在一起了。
它是我這個時間段我自己最熱切要表達的東西，粗糙和精細都是我這個階段的陸川，我覺得挺好，這事成了。這些兄弟把錢扔在我身上，我得給兄弟們一個交代。最後這一棒我跑了五年，雖然長了點，但是我對自己、對資方對我所有的朋友都有交代，我把這艘船拖到了港口。
我覺得很多東西放下了，對我來說這就是成長，我沒有像別的片子上片的時候焦慮，我現在無所謂，我沒有什麼特別恐懼的，這個片子罵和贊都正常。從殺青到現在5年了，這5年中我無數次審視它，如果它不靠譜，如果它不夠硬，如果它不是一個有生命力的孩子，我肯定轉身就走。
現在《749局》對我來說，就陳桂林（電影《周處除三害》中角色）那句話“我要讓世界看到我”。沒有什麼得失心理，電影出來就行，我說它賣一塊錢我都贏了，因為這事兒真的很難，但我們也不會賣一塊錢。反正我賠了我是最大投資方，我跟你們所有股東站在一起。
(文章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後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巴芮、薇薇子，36氪經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