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這個人，一堆的毛病，可是往台上一站，那真是自帶光芒，就是有種讓人原諒她的氣質。”電影《追月》中，現越劇團女一號庄凌凌（塗凌飾）如此評價曾紅極一時的一代越劇名伶戚老師（何賽飛飾）。
3月8日，喬梁導演的《追月》上映，口碑平平，票房低迷。平鋪直敘的情節安排、電視劇式的鏡頭調度都給人一種缺乏打磨的觀感，但這些都沒有遮蔽住女主角戚老師身上的光芒，同為越劇名角的何賽飛給這個角色帶來了生命力。2023年，60歲的她憑藉這個角色獲得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女主角獎。
影片改編自艾偉的中篇小說《過往》，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越劇明星戚老師年輕時拋下家庭去省城發展，以一曲越劇《奔月》紅遍大江南北，年老重病之際她返回故鄉永城，渴望與心懷怨恨的三名子女和解，同時她忍着病痛為家鄉越劇團的新戲做顧問，為訓練演員盡心竭力，卻在首演關頭野心爆發，搶下了女主一角。
“有瑕疵的女性”
戚老師與子女們的和解並不容易：大兒子秋生當年在省城撞到了母親出軌，憤而告訴父親，之後父親失蹤；二兒子夏生子承母業，母愛缺失的他跟團里大他十多歲、對他多有照料的庄凌凌是一對秘密戀人；小女兒冬妹因缺少父母關懷而愛上有婦之夫並懷孕，秋生一氣之下打殘了男人，入獄六年，冬妹精神崩潰進了精神病院。何賽飛挖掘出戚老師身上豐富的情感側面，演得比原著的描寫還要活靈活現。
她在金雞獎頒獎典禮上發表獲獎感言的畫面一度出圈兒，哭哭笑笑，有點語無倫次。“一起提名的姐妹們都特別優秀，但金雞隻有一隻嘛嘿嘿。我不知道今天能這樣，我其實剛才坐着應該好好整理幾句的，我怕我該說的沒說，胡亂說一氣。”台下觀眾因她的真性情，早已樂作一團。
將演員何賽飛的這份率性和角色戚老師的“滴水不漏”兩相對照，可見她在研磨人物上傾注的苦心以及她的表演天賦。
《追月》開篇，戚老師的身段輪廓一出現，就足以讓觀眾的目光像片中保安大哥一樣在不知不覺間追隨良久。她穿一件剪裁得體的淡藍色旗袍，大波浪捲髮的每一絲都閃耀着昔日女主角的風采，以至於本該帶路的小兒子夏生不由得尾隨在她身後。進到夏生家裡，坐上沙發，她像一口氣突然泄掉，蹬開高跟皮鞋，疲憊地歪在一邊，旋即又開始對房間里的藝術照大加撻伐：“你的眉毛要畫三層顏色，最上面一層必須是虛的！這樣的照片我是絕對沒臉掛牆上！”跟兒子談及往事，她感傷落淚；聊到房子，她又建議賣掉女兒冬妹那棟，“進了精神病院，你還指望她能回來呀？”——冷漠到讓夏生都無言以對。這時，昔日徒弟庄凌凌突然登門拜訪，她立刻擦乾淚痕，整理好着裝，一通虛與委蛇的互相吹捧，流利得彷彿戲腔一般。
以上幾次“角色轉換”發生在短短几分鐘內，一個永遠介於“演與不演”“戲與非戲”之間的“有瑕疵的母親”的形象已呼之欲出。她對待藝術至真至純，傾盡身家性命，無疑是令人敬服的；但大限將至卻被大兒子秋生冷嘲熱諷“寄鈔票就是媽媽？”，又是可憐、可嘆的。
這不是何賽飛第一次出演“有瑕疵的女性”。除去近年來電視劇中的“婆婆媽媽”類角色，她最知名的角色形象以一系列社會邊緣女性為主。她們有的出身微賤，比如《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里的女戲子梅珊、《紅粉》（1995）里的妓女小萼；有的私德有虧，比如《風月》（1996）中和弟弟產生畸戀關係的郁秀儀。而《大宅門》（2001）里的楊九紅則是她最具國民美譽度的角色，這位出身青樓的京城大戶白家的二姨太自始至終不被夫家真正接受，以至於和親生骨肉被迫分離，女兒不再認她。多年後，她又把外孫女搶走，讓自己的痛苦在女兒身上重演，精神狀態接近“瘋癲的邊緣”。
然而，當楊九紅最終吃齋念佛孤獨終老的時候，我們也不免像曾經愛過她、又在母命脅迫下傷害她的白景琦一樣掬一捧同情的熱淚。說到底，楊九紅歇斯底里也好，陰狠毒辣也好，不過是在大家族壓抑環境下的步步沉淪。作為白家二姨太的她終生被“規矩”所盤剝，又以“規矩”逼死了小姨太太槐花，她勇敢地反抗壓迫，又在無意識中成為壓迫的施加者。憑她一己之力，根本無法抗衡封建大家族的“結構性問題”。面對聽憑母命強搶孩子的白景琦，她只剩聲淚俱下的一句：您還是那個為我蹲大牢的七爺嗎？
青年時代的何賽飛，媚眼如絲，骨肉停勻，最適宜演繹此類風流靈巧卻深陷囹圄的女性。嫁入宅門，並未終結她們被侮辱被損害的命運，反而給她們戴上了新的命運枷鎖。在深宅大院里，她們的才藝不過是供老爺賞玩的“玩意兒”。在《大紅燈籠高高掛》里，四姨太頌蓮讚歎當紅戲子出身的三姨太梅珊京劇“唱得實在動情”，梅珊無所謂地回應，“本來就是做戲嘛，傷心可不值得。做戲做得好能騙別人，做得不好只能騙騙自己。”昔日讓她受人追捧的技藝已淪為自我麻痹的工具。
在文藝作品中，有瑕疵的女性形象似乎總是比扁平的完美女性形象更能引人動情，原因就在於她們展示了女性實際的生存困境。當我們切身處地地理解這類色彩複雜的女性，會發現她們身上的瑕疵、瘋狂、墮落皆因被動領受了命運的惡果。被毀滅的美，極致處境下的人性，最能迸發出靈動的藝術火花。
《追月》的可貴之處在於，它放下道德評判的眼光，提出了敘事的另一種可能：如果美沒有在宅院中風流雲散，而是在外面大放異彩呢？如果一個女性的瘋狂沒有被動投入家庭式的內鬥，而是主動付諸更廣闊的藝術舞台呢？當才華卓著的女性決心離開家庭，當她們的價值不再被家庭中的夫權、父權所限定，她們會走上“康庄大道”嗎？
“娜拉出走之後”
戚老師曾經的風采，不僅化作優雅氣度留存在她的舉手投足間直至年老，也可以從團長和庄凌凌的講述中聽得一二。庄凌凌半是含酸地向夏生回憶，“團長啊，導演啊，都捧着你媽媽的！哪像我們現在啊，一文不值的！”可以說，戚老師憑一腔藝術熱血，勇闖大城市，儘管付出了夫離子散的代價，卻換得了許多文藝工作者難以企及的榮光。從這一點看，她是幸運的。
戚老師先去省城，後去了北京，她的現實生活跟藝術生涯一樣圓滿嗎？關於這部分，電影含混地略過了，原著里簡單提及，“母親這輩子有幾次婚姻？五次還是六次？多得讓夏生記不過來了。”這種被兒子們當作“只知道一個人找樂子”的生活，隱藏着戚老師不為人知的屈辱。在她和秋生對峙時，她隱忍着吼出：“我能有什麼辦法？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演員！”從新生代演員王靜為女一號的位子向孫總的“獻媚”中，不難揣測戚老師可能經歷過更多這樣的場景。
越劇團新戲的女一號之爭原本在庄凌凌和王靜之間展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戚老師挑唆王靜給庄凌凌下安眠藥，自己漁翁得利，拿下首演機會，為自己的藝術生涯畫上了圓滿的句號。下藥、煽風點火、坐山觀虎鬥……看起來各種“小心機”戚老師都運用得輕車熟路。
現實中，在事業上有所追求的女性，也時常要面對“心機深沉”的指責。不是因為女性心機更深，而是因為女性的機會太少。
一百年前，魯迅在名為“娜拉走後怎樣”的著名演講中提出，“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令人唏噓的是，出走後“功成名就”版的娜拉——戚老師——踩遍了兩條路，年輕時“墮落”，為了到更大的舞台上去而出賣自己；年老後“回來”，與充滿怨懟的子女展開一番痛徹肺腑的心靈交戰。
對此，導演喬梁在接受採訪時稱，“戚老師還是站在男性的視角來評價自己，她在生命的盡頭仍然要乞求男性代表的世俗社會的原諒，哪怕這裡的男性是她的兒子。”
相比而言，我更喜歡原著作者對戚老師的解讀，“小說里的這位母親在某些方面的自私幾乎是不可救藥的。在她身上，自私和無私，可以說是難分難解的，你很難清晰界定它。不過雖然這位母親有時候自私到令人髮指，但我覺得她依舊是蠻可愛的。”戚老師作為一位主體性極強的女性，出走是“自私”，歸來沒準兒也是“自私”。而“自私”，或許可以被視為一個中性詞。
但是，即便是一位“自私”的母親，也並不天然享有對女性的苦痛、掙扎、糾結困境的豁免權。
美國女作家、藝術評論家蘇珊·桑塔格曾說，“對女性的種種要求，諸如嫵媚動人、耐心體貼、相夫教子、賢惠溫順、敏感多情、三從四德等等，所有這些都與巨大的創造性天賦要充分發揮所必需的自我中心、積極進取以及對個體的漠不關心相抵牾，甚至必然是格格不入的。”
這句話用來形容戚老師的人生道路也恰如其分，她並非“選擇”了拋夫棄子，而是如果想追求藝術，她就沒得選。她和丈夫原本是奉行藝術至上的一對璧人。然而，丈夫空有才華卻無權、無勢、無能；為把丈夫的心血之作《奔月》搬上舞台，戚老師只能以青春的身體換取機會。秋生不僅不能理解母親，甚至也不能理解父親。他稱他們為一對“活寶”，“哪個男人，願意兩地分居，犧牲自己，就為成全女人家。”諷刺的是，如果二人身份互換，或許大家就習以為常了。
拋下了孩子的戚老師，被愧怍感攻擊，只不過藝術生命拯救了她的精神危機。
影片中最耐人尋味的關係，莫過於戚老師和秋生之間的愛怨糾纏。雖然父母親都杳無音信，秋生卻只對媽媽懷恨在心。作為戚老師最鍾愛的兒子，他也是最肆無忌憚攻擊媽媽的人。一開始，“女演員”只是秋生口中的冷言冷語：“你以為我會相信一個女演員的話語？還是一個出名的女演員？”隨着嫌隙冰釋，“女演員”在秋生那裡變成讚歎：“沒頭髮也好看的，誰叫你是女演員呢？”
這一刻才是母子之間真正的“和解”。“和解”不在於合家歡大團圓，而在於兒子終於確認了母親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價值，也是作為一個“人”的價值。
何賽飛在金雞獎的頒獎典禮上稱拍電影是“生命折舊”，“我情願少活幾年，也想多創造出一些角色奉獻給大家。”世間少的並不是忍辱負重、犧牲自我的“老母親”，而是轟轟烈烈燃盡一生的藝術家“戚老師”。
（參考資料：界面新聞專訪《追月》導演喬梁：想要呈現一個成功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處境；澎湃新聞專訪艾偉談《過往》：生命感覺，就是我們的記憶。）
南方人物周刊特約撰稿 商陸
責編 楊靜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