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結局之前，馬燕終於實現了下海經商的夢想。
在劇中，馬燕創業的難度係數最大。馬魁這一輩子，青年蒙冤入獄、中年不幸喪偶、老年錯過小沈，命運似乎和馬魁是天生的死敵，總是恨不得將其置於死地。
不過，苦難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是一場煉獄，但對於馬魁而言則是一筆財富。在上天的戲弄之下，馬魁不卑不亢、越挫越勇，最終奏響了屬於自己的命運進行曲。
在馬魁的世界裡，似乎沒有翻不過的山、越不過的坎。他甚至原諒了汪永革對自己的傷害，成全了汪新與馬燕的愛情。
只是，有一件事情，馬魁從來都不鬆口，那就是馬燕辭職做生意。在馬魁這裡，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妥協，唯獨這件事沒有商量的餘地。
為了實現創業的夢想，馬燕用盡了小心思、耍慣了小脾氣，她旁徵博引、據理力爭，前前後後努力了無數次，但馬魁就是不點頭。
於是，雙方只能通過投票的方式來解決。畢竟，決策就要科學化、民主化。
然而，中國是個人情社會，手握投票權的人們，從來都是在為某個人投票，而不是為某件事投票。既然投票被投票的都是人，那麼拉票、賄選就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像是漂亮國的大選一樣，這次事關汪、馬兩家命運的投票，是另一個版本的驢象之爭。汪新、馬燕是小馬黨的基本盤，馬魁、汪永革是老馬黨的基本盤，因此搖擺人馬健就成了雙方爭奪的焦點。
馬魁、馬燕父女兩人投票前紛紛拉關係、走門路、談交情、講價碼，而馬健則是兩頭不得罪、見好處就收。
不幸的是，人生的劇本，處處寫滿了意外。在決定馬燕能否創業的關鍵投票中，搖擺人馬健站隊了親爹，但馬魁還是輸了。繼當年小偷墜車案之後，汪永革又一次背刺了馬魁。他臨陣倒戈、直接棄權，讓這場投票變成了無意義的平局。
站在劇外人的角度，汪永革當年曾欠下馬魁一個天大的人情。從古到今，人情債最是難還。如今，有這樣一個彌補過錯、順水人情的機會，汪永革為什麼卻繼續坑了馬魁呢？
事實上，汪永革看似棄權，實際上已經等於擺明了態度。他雖然因為中風導致記憶力衰退，但是他並不傻。就像劇中演繹的那樣，在打牌的時候，他比誰都精明。
因此，棄權是他的一種態度，是對馬燕的變相支持。
一邊是親閨女，一邊是兒媳婦，馬魁與汪永革的態度為何卻截然不同呢？
一個人的見識和閱歷，最終會決定你的能力和格局。
馬魁三十歲不幸入獄，四十歲平反昭雪。在人生最關鍵的壯年時期，他是在獄中度過的。所以，下海經商、創業致富的概念距離馬魁十分遙遠。
在出獄之後，馬魁繼續着鐵路刑警的老本行。警察的職業屬性既限制了他的視野，又讓他習慣性窺見人性的陰暗面。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無數人因為對財富的追求，最終落得家破人亡的結局。
正是有了這樣的背景，馬魁才會對做生意有着一種發自內心的排斥。他能放下對汪永革的憤怒和成見，但是卻依然固執地干涉馬燕的創業路。
人的思想跟不上時代的變化，遲早會被社會淘汰。
而汪永革，更像是鏡像的馬魁。從列車長到副段長，汪永革的工作職務和履歷決定了他的見識。作為客運段的管理人員，無論是思想還是意識，他都比馬魁更加先進。
他沒有十年與社會脫節的經歷，也一直處於領導幹部崗位，所以，對於社會發展的大勢、馬燕經商的小事，他始終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在決定馬燕事業前途的投票中，汪永革選擇了棄權，但是卻留下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京九鐵路要通車了。”
熟悉政治史和鐵路史的人都知道，京九鐵路作為連接北京和香港的鐵路幹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京九鐵路原計劃在1997年1月1日通車，最終於1996年9月1日提前通車，提前4個月通車。這條鐵路是香港回歸祖國懷抱的賀禮，也是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見證。
汪永革此時說京九鐵路要通車了，看似是無關緊要的一句台詞，實際上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京九鐵路要通車了——汪永革用這句話告訴馬魁，中英可以和談，香港都能回歸，你一定要順應時代潮流，放下心中的成見。
汪永革的潛台詞很明確，馬魁啊，京九鐵路通車了，都什麼年代了，你這個老頑固的思想也得改改了，鐵飯碗什麼的早就不重要了。
對於汪永革的說法，馬魁雖然當時未置可否，但是從事後來看，他還是想通了，為馬燕經商創業發放了准入證。
在馬魁點頭之後，在接下來的一場戲中，編劇有意地插入了一處妙筆。企業家牛大力乘坐軟卧車，被退休老幹部當面嘲諷，兩人起了爭執。
老同志作為國家幹部，火氣旺、底氣足，上來就是一副質問的口氣：
“我就不明白了，這軟卧是誰都能坐嗎？他們有單位嗎？有享受軟卧條件的介紹信和證明嗎？那就該把他們都轟出去，這有錢就能坐軟卧嗎？怎麼能這麼干呢？”。
這滿滿的優越感，和額頭上有通天紋的正黃旗老太太簡直神似。
老幹部怒火中燒，但是乘務員卻不急不慢，她是這樣解釋的：
“列車軟卧管理出了新規定，車輛列車憑旅客的身份證，外籍旅客憑護照，港澳台旅客憑回鄉證，都可以購買軟卧票的。”
在時代車輪的碾壓下，舊思想、舊觀念、舊體制、舊傳統，總有一天會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中。
京九鐵路要通車了，軟卧管理出了新規定——無論是馬魁，還是老幹部，他們終將明白——大人，時代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