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浩 圖/受訪者提供
農曆2023年臘月二十六晚上8點，導演寧浩出現在視頻會議中。他戴着一副平光鏡，略顯疲憊。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他的新片《紅毯先生》也將上映，因此一周以來他都是從中午到晚上不間斷地面對一個接一個的採訪。到我們這，終於是他年前最後一個工作行程了，雙方開場都客氣得挺真誠：“見着你們（您）真的特別高興。”
此時距上一部寧浩獨立執導的電影《瘋狂的外星人》（2019）上映已過去五年。《紅毯先生》由18年前給他投資拍攝《瘋狂的石頭》的劉德華主演，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劉德華扮演的大明星劉偉馳衝擊金像獎影帝未果，和導演林浩（寧浩飾）打算拍一部農村題材電影突破自我。中年失意的劉偉弛周旋在妻子、投資方、導演、農民、公眾的目光之間，反覆陷入誤解和失語，影片以此揭示溝通障礙之必然。
一次在b站參加直播時，寧浩被問到，年輕人可以從《紅毯先生》中獲得什麼啟示呢？他說：“現在好像剛好撞到了，（大家）說世界是個草台班子，我講的是草台班子為什麼是草台班子的故事。”
2023年10月，《紅毯先生》在平遙國際影展展映，法國導演呂克·貝松特意去看了，他見到寧浩等在放映現場想看看觀眾的反應。“他想要變得更好，他不是那種說‘這是我的東西，我不在乎你怎麼想’的藝術家。”呂克·貝松說。
然而在以輕鬆、積極為主色調的春節檔里，《紅毯先生》並不討喜。根據“貓眼專業版”發布的數據，上映第三天，它的排片佔比不到4%，票房佔比未超過1%。
喧鬧的東西拍煩了，想搞點冷峻的，寧浩對我們講。
在早期的兩部超低成本、藝術片氣息濃厚的《香火》（2003）《綠草地》（2005）之後，寧浩開始了他的時代。在大眾的印象中，寧浩所有的導演作品，從《瘋狂的石頭》（2006）到《瘋狂的外星人》，大多是熱鬧的、快節奏的、張揚的，是風格鮮明、大眾樂於買單的類型電影。
寧浩是被寫進中國類型電影發展史的名字。21世紀初，國內不論電影市場還是電影學界，對類型電影的重要性都沒有足夠的認知。“那個時候真的敢所謂理直氣壯地說要做活、做大電影市場，一定要以類型片為主的電影人還不多。即使是有主張的人，對什麼是類型電影，也是比較含糊的。”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副教授王紅衛說。
彼時，不到30歲的寧浩在北京電影學院進修，樸素地想做“好看的電影”，老師王紅衛成為他的監製——2006年，《瘋狂的石頭》橫空而出。作為中國電影史上首批類型片範本之一，這部“比較純粹的靠故事、情節、表演，靠（想着）怎麼吸引人去完成的一個商業類型片”，在當時實屬罕見。
從那以後，民間投資看到了類型電影掙錢的可能性。寧浩導演的作品幾乎也都做到了在票房上以小博大：《瘋狂的石頭》投資約300萬，票房2300萬；《瘋狂的賽車》（2009）投資1000萬出頭，票房1億，讓寧浩成為繼張藝謀、馮小剛、陳凱歌之後內地第四位“億元俱樂部”導演；接着《無人區》（2013）稍微失利（只是對他而言），僅有近3億票房；但馬上《心花路放》（2014）以3000萬的製作成本博回超過11億的票房，讓他成為內地第四位票房破10億的導演。
“那個時候一年我得接到不知道多少個本子是仿製《石頭》的。招生的時候，問以後想做中國導演里像誰一樣的，那之後的十年寧浩的提及率都是最高的。”王紅衛回憶。從《瘋狂的石頭》到《瘋狂的外星人》，王紅衛與寧浩合作十幾年，也是這一時期，包括寧浩在內，一代商業類型片電影人的進化完成。
寧浩還做了其他事。2012年，《黃金大劫案》上映，寧浩自己的公司壞猴子影業成立。四年後，他發起“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第一期簽約了13位導演，後來一度擴編到19位。寧浩對那一批中的扶持對象、後來拍攝了《孤注一擲》的導演申奧說過，導演不是一個一個出的，是一個時代一個時代、一批一批出的，要做這一批人。
壞猴子很快以幾部爆款電影打響名聲，它們多為現實題材，包括改編自真實人物事件的《我不是葯神》（2018）、關於“騙保”題材的《受益人》（2019）、講述小人物發展史的《奇蹟·笨小孩》（2022）等，最近的是2023年夏天上映、狂攬近40億票房的反詐題材電影《孤注一擲》。寧浩以監製身份出現在這些電影的主創名單上。
他自己的創作似乎一度陷入低迷，從《瘋狂的外星人》之後，他不知道要拍什麼了。在主旋律電影《我和我的祖國》（2019）《我和我的家鄉》（2020）里，他拍了兩個不同年代的故事，主角都是熱心腸的小人物張北京，擁有舊時代的開放懷抱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品格。
不過，寧浩一直試圖保持創作者觀察和回應當下時代的觸覺。“可能我到什麼時候都會擔心（觸覺是否靈敏）這個問題，就像一個鋼琴家擔心自己的耳朵，一個畫家擔心自己眼花一樣。那個（觸覺）是最重要的，一個創作的人最重要的一件武器，就是能夠體驗這個世界。”
在《紅毯先生》正式上映前，我們與寧浩聊了聊這部電影的創作始末，以及他對溝通障礙、短視頻、電影何為等問題的思考。
電影《紅毯先生》劇照
對話寧浩
有了那麼多溝通工具，結果我們的關係越來越遠
南方人物周刊：《紅毯先生》的主題是關於人與人的溝通，充滿障礙和無法理解，你也曾提到過這來自中年之後的體會，所以類似的處境在你身上會很明顯嗎？或者這樣的感受具體來自哪裡呢？
寧浩：更多是來自社會觀察吧，當然我也有某些體驗。實際上我在思考，我們在經歷一個特別大的變化，整個社會的生產形態在經歷特別大的變化。
雖然我小時候的城市也叫城市，但那些城市是以各種廠礦作為集群的。人一生都是蠻固定、穩定的，溝通的面也挺有限，一個小攤子就可能支撐一生。
時代的變化——人口的大流動已經進行了很久，還有生產方式（變化），工商業文明進一步地進入到生活等等，比起以前穩定的工作關係，人的關係更加隨機、更加臨時。這些快速組合對於工商業文明是有好處的，但必然產生一些問題，比方說以前可能並沒有那麼嚴重的溝通問題，現在就出現了，以前的生意都是做這小區的，但是網絡時代，你的客戶擴大到整個世界，溝通就變得複雜起來，在溝通中產生的問題也凸顯，各種無力，不暢，片面。
因為時間和效率的問題，只能快速看到一些信息就做出並不理性的情緒化的判斷，導致錯誤百出，紛爭四起，就是一直在吵架。我感覺在這種氛圍之下，每個人都會焦慮，很謹慎，然後氣氛變得蠻緊張。這種緊張的氣氛，可能每個人都有體感。
南方人物周刊：你所說的人口流動、網購興起及其帶來的整個社會樣態變化，現在回想起來已經存在了二十年左右，而這個片子是在近四五年創作的，為什麼是在這個節點呢？
寧浩：你說20年得有了，其實我這麼跟你說，是因為到了移動互聯網終端這一步。每一次技術的進步都會加深這部分，像早年間大家寫博客要寫500字，寫500字是需要理性思考的，需要一個人闡述觀點、論據、論證，但是變成移動終端的時候，只需要發兩個字，md，sb。
（移動終端的）普及其實是最近十年，包括最近幾年出現的更全面和大信息量的抖音、快手，以及網購、送餐，這些的全面化也就五六年。這樣的話，我前面說的那種溝通問題就覆蓋到了所有人。所以我感覺它仍然是一個新興問題，而這個問題並沒有（被）梳理，我們並沒有深入思考，我們怎麼都不能好好說話了？
南方人物周刊：看來發展時間過短也是造成問題的要素之一，在媒介和生活環境發生巨變之後，人拋棄了原先的交流模式，可又沒法在短時調整過來，找到一套新的溝通方式。
寧浩：而且你知道線上會影響線下，搞得我們線下處理問題有時候也會蠻極端、蠻簡單的。因為效率要求很高，有時候跟客戶溝通，能定就行，不能定，算了我換一家。公司時不常就要弄一輪裁員了，回家三天就要和父母發生一些討論。（笑）服務員都變成機器人了，點餐都是掃碼，你也沒法問人家哪道菜做得最好。
我們有了那麼多溝通工具，結果我們的關係越來越遠，越來越冷。
以前田園牧歌式的城市變成現在冰冷的城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快捷而無效，就像電影最後劉偉馳在冰冷的城市群里自己搞平衡車，我覺得有點無奈。但是時代如此。人與人也溝通不了，永遠都是孤島。
南方人物周刊：電影中在歸結這種溝通障礙的原因時，很多時候暗示是因為人的自大，以自我為中心，並不理解他人在想什麼。這也是這個時代會給人帶來的某種影響嗎？
寧浩：人類的溝通問題自古就有，從根源來說就是每個人的自負與自我中心。只有滿足那個部分人才覺得開心嘛，反覆肯定自己，輕則是我執，重則是傲慢，是自負。這個部分確實又會隨着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而放大。
我會明顯覺得“我”的這個部分會更加強烈，就是“我”喜歡什麼、“我”怎麼想是最重要的，其實是在逐漸瓦解共識。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影片一開始就借劉偉弛之口表達了“人的處境不同、性別不同、經歷不同，溝通是沒辦法進行的，只能放棄溝通”這個意思，也有你的部分態度在其中嗎？
寧浩：那就是這個片子的一個命題而已。最後我們確實是沒有辦法溝通，但是我們還在努力溝通吧，不能連個想溝通的願望也沒有。
南方人物周刊：你之前幾部多線敘事的故事裡，都有一個“物”來串聯，《瘋狂的石頭》里的翡翠，《瘋狂的賽車》里是毒品和錢，《無人區》是隼，《黃金大劫案》當然是黃金，大家互相爭奪，物品從這一方又易手到另一方，就像幾支球隊在踢球賽一樣，踢出幾個好球壞球。但在這一部里，多線敘事的核心是一個“人”，以他的遭遇串聯起了各種人和現象，不知道這一點是不是某種創作或想法的變化呢？
寧浩：我會覺得是這樣的。在某一個時期整個社會情緒上頭更多的是一種慾望，物質慾望，讓我們奮發圖強的都是房、車、金銀財寶。我們曾經為這個部分狂奔了幾十年，在跑累了之後，或者覺得已經結束了那個階段之後，什麼變得重要起來？自然不會光是一件物質，顯得有點不夠力了。
我寫戲也都是靠體感，因為我基本也不買小說，大多數都是自己原創，所以那個其實是一種我對於這個世界和社會的感受。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體感大概是在哪個時期結束了狂奔期？
寧浩：《心花路放》（2014）左右吧。好像物質已經不是一個特別主要的問題了，在悄然發生轉變。那時候都在問“你幸福嗎？”我就拍了一個關於“你幸福嗎”的電影。（笑）
電影《瘋狂的石頭》劇照
講禮貌的喜劇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和劉德華聊劉偉馳這個角色的時候，會講到人是孤島、溝通的無力呈現出的悲劇感這些嗎？
寧浩：沒有。我信奉的一個原則是，不要給演員增加特別多的理解負擔，可能會更麻煩。想得太多了，不如簡潔一點。其實演員是很聰明的，能從劇本當中讀到很多東西，不一定說得清楚。但是我的感覺是說清楚未必好。演員更加是靠感性來表達自我的人。理性是導演的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最開始你去跟他說這個設定、故事的時候，他第一反應是什麼？
寧浩：第一反應就有點懵，愣了挺長時間，然後在琢磨，那個眼神就一直看着我，我感覺那意思是——你想幹嘛？（笑）他沒有接觸過這樣的題材，完全是演自己，但裡頭這些事情他又沒有做過，也沒有發生過，要是讓別人覺得他是這樣的其實不好。大家都會有小擔憂吧，我也能理解。
但是我覺得這樣才好玩嘛。我說咱們現在就跟那個 vlog、抖音一樣，記錄自己的生活，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導演，要用記錄自己生活的態度（創作）嘛，他也贊同。大家同構了嘛。
南方人物周刊：片中導演林浩一角也讓觀眾覺得真真假假的，這個角色有哪些貼你的地方呢？
寧浩：比方說脾氣不太好，別人一說就有點着急啊，老希望刺兒別人，這個可能有點像我。也會有不一樣地方，我從來沒學過法語，（笑）不會因為要去電影節還學法語。
南方人物周刊：你說過拍這樣一個跟自己有點互文的角色，會有一種自我審視，但當時只提了這麼一句。那個自我審視又是什麼？
寧浩：一上鏡發現自己這麼胖。（笑）
其實也沒有拍太多，就那幾場戲。一上來，先跟他（劉偉馳）講了一下劇本，我說這個電影是講溝通和偏見，他說應該是那個（父愛）。這倆人根本尿不到一壺。我就，嗯……想一想，結果也沒說話。我發現這還挺像我的：有什麼話呢，總是不能當面說出來。
劉偉馳去體驗了一下生活，兩個人又開始互相吹捧——只有你能（干）這個，還是你有經驗。於是他藉機又在提父愛，我馬上又借坡下驢，就跟編劇說父愛也要加進去，（笑）純粹中國人這套互相給面子的酒桌文化了。
南方人物周刊：在劇本階段有更具冒犯性的設定或情節嗎？
寧浩：我覺得其實都控制在一個尺度當中吧，沒有特別冒犯的。我一直說這個喜劇是一個講禮貌的喜劇，保持講文明。我在寫的時候，其實都有合理性，比方說他（劉偉弛）似乎觸及到了跟 summer（片中拍攝短視頻的女導演）的情感戲的時候，他已經離婚了，並沒有到道德的禁區；比方他跟經紀人溝通，最後情緒上來動了手，我們給他處理到只是扔了個東西，並不是真的揮拳打。基本上是一種玩笑態度吧。
南方人物周刊：《紅毯先生》在多倫多電影節放映之後，《variety》的專訪中你提到，你過去的電影更關注藍領工人，慢慢地大家從工廠出來到了辦公樓，電影構圖和美學就轉向白領、辦公室的審美。是不是因為這樣，《紅毯先生》，包括像《我和我的家鄉》，它們跟之前作品的美學變得不一樣了，是一種有意識的改變嗎？
寧浩：你這麼敏感啊，《家鄉》都看出來了。這個鏡頭語言應該是跟《家鄉》鏡頭語言比較相近，和以前拍《綠草地》有點像，基本是在全景敘事的節奏上。
我會趨向於讓自己的電影變得稍微冷峻一點，也在尋找新的進步的可能。去嘗試唄，你也不知道（會怎麼樣），只能試。多倫多談的那個問題，我是從全球電影的角度去看待，但我也在想怎麼能夠把這兩種風格結合結合，很喧鬧的電影我是拍得有點煩了。
電影《我和我的家鄉》中，寧浩執導的《北京好人》
南方人物周刊：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寧浩：因為舊了。我現在看那樣的，我自己都覺得舊了。
南方人物周刊：是你覺得和（當下的）時代相比可能會舊，還是說從你個人的電影美學趣味看顯得舊？
寧浩：我覺得《瘋狂的石頭》式的那種東西已經講20 年了都快，（笑）它當時看起來是蠻新潮的一個東西，但實際上現在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的處理辦法了，很多人都在拍，已經是一個套路活了。沒有創新，不能讓我興奮。
南方人物周刊：這種冷峻的風格全部來自你自己的琢磨思考，還是說也有一些來源？
寧浩：北歐有一批拍這種比較冷峻的電影的導演，包括像比較火的《悲情三角》的導演、阿基、羅伊·安德森，日本的北野武也是非常冷峻的極簡的導演。美國不是有一句形容，叫“少即是多俱樂部”。我是在這種簡約當中去尋找和我的題材結合的突破性，在尋找這個可能性。
南方人物周刊：就《紅毯先生》來說，用相對冷峻的拍法和這個題材、故事進行碰撞，有哪些對於當時的你還挺有突破性的？
寧浩：這次鏡頭數量非常少了，三百多鏡，應該是有點極致的，今天的商業片一般都得2000鏡。但這個故事的信息量其實蠻多的。得在這麼少的鏡頭下把事都說清楚，我覺得對敘事的效率要求挺高。這是一個技術，完成這個、並且用這個部分去結合好敘事，對我來說是比較好玩的一件事吧。
南方人物周刊：這一階段的嘗試之後，你覺得有什麼可以成為經驗的東西？
寧浩：其實也沒有，是一個我在摸索、尋找自己狀態的感覺。就是我挺往裡走的。我想拍簡單一點的，是從《心花路放》開始在做努力，試圖變得慢一些，簡單一點。後來在《家鄉》的時候變得比較明確，我要回到《香火》《綠草地》那樣的狀態。我其實蠻想回到那樣的狀態。
有衝擊就衝擊唄
南方人物周刊：《紅毯先生》中有一條故事線是劉偉馳要演短視頻，你講過短視頻時代的到來，其實是影像的變革，短視頻讓創作權到了每一個人的手裡，你大概是在什麼時候意識到它帶來了信息的解放？它會給你本人帶來焦慮嗎？
寧浩：我從手機可以攝影我就知道，（笑）它勢必會是這樣的。大概十幾年前我就經常講，影像製作與互聯網的結合會變成教育的分水嶺，是新的印刷術和新的文字，它們的出現會取締（已有的）傳播方式，而且未來會像寫字一樣是必備技能，最終一定會稀釋整個影像權力，把電影祛魅。
我覺得有衝擊也沒什麼呀，有衝擊就衝擊唄，我也沒覺得我非得捍衛這事，有什麼可捍衛的，對吧？歷史的潮流才是重要的。你自己這活兒哪有什麼重要。你也可以干抖音、短視頻。
南方人物周刊：順勢而為是嗎？
寧浩：我對必然要發生的事情沒什麼可焦慮。而且現在我不是還有口飯吃嗎？挺好。
南方人物周刊：那它會對你的創作觀產生一些影響嗎？像你之前提到，短視頻直接記錄生活的方式，其實比電影拍出來的要接近真實，因為它們本身就是真實。
寧浩：所以我們拿出《紅毯先生》，你拍你每天在菜市場切魚，可以，我也拍我們每天在片場拍戲，就都拿出自己真的東西，挺有趣。
南方人物周刊：不過短視頻的“真”和藝術創作的“真”其實是兩回事。
寧浩：在選材上可以借鑒它，我覺得在長短這件事情上，本身還是不太一樣。我們做影像，我很知道，要想讓一個觀眾笑，一分鐘就夠。要是想讓他哭，沒有 15 分鐘的敘事，進入不到情緒層。如果我想讓他進行思考，得40 分鐘以上。如果討論、論證，那對不起，倆小時。
南方人物周刊：在《十三邀》裡面你還提到了一個問題，就是猶豫說，要不要拍電影？這種疑問也是持續了好幾年嗎？
寧浩：這種問題其實一直都在，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對吧？其實我最大的困境是，我老說我是不想卷的一個人，我不願意在一個賽道裡頭卷。原先干這活是因為不卷，對吧？別的賽道都特卷。我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又卷上了，周圍又變成賽道了，我就有點不適應。
南方人物周刊：你是什麼時候覺得周圍卷？
寧浩：最近大概十年。我不知道是不是電影高度產業化之後，它確實變成一個生意了。（笑）以前不太是生意的時候像是課外活動，像興趣愛好小組，那就不太卷。有一天發現興趣活動真變成活兒了。
南方人物周刊：剛才講到如果不做導演，你會去做什麼呢？會過什麼樣的人生？
寧浩：過日子啊。做什麼都有可能，我是願意找到自己有興趣的事情去做，如果能找到更有趣的事情也無妨。
李修文（作家，《瘋狂的外星人》監製，《紅毯先生》文學顧問）那句話我非常認同，他就說，人在 40 歲以後應該用盡全力捍衛你自己的生活。我覺得他說得很好。沒有必要把時間給予一些你覺得不重要的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你要捍衛的是什麼呢？
寧浩：我覺得是做有創造性的工作，能讓我得到快樂的其實是那個部分。
南方人物周刊：劉德華在一次直播活動中說你拍《紅毯先生》，有點像回到二十多歲的拍片心態，他說讓他回到二十多歲演戲的心態可能回不去了。不知道你自己的感受是什麼樣的？是真的能夠找回原先課外興趣小組的感覺？
寧浩：我覺得還行吧，現在還可以。
南方人物周刊：那還挺好。
寧浩：恭喜我吧。（笑）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孟依依 張宇欣
責編 楊靜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