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繁花》里圍繞着寶總，共有四個女人。
這分別是雪芝、汪小姐、李李、玲子。
但在原小說里，只有李李與寶總有着親密的情感與肉體關係，而其他的兩個女性，均是小說里其他男人的菜。
這四個女人中，雪芝是寶總的青春之愛，但在原著里，雪芝也不是寶總的初戀。
我們不妨從小說原著的設定里，看看電視劇《繁花》是如何對寶總身邊的女人進行取捨的。
寶總童年的時候，有一個鄰家女孩叫蓓蒂。
那時候，還是兩小無猜的時代，阿寶與蓓蒂消磨童年時的漫長的光陰，是爬到屋頂上，看像波浪一樣，向遠處延伸過去的上海的屋脊。
坐在屋頂上，冥想着未來與當下，這一小說里阿寶童年時代的帶着感傷與憂思的設定，被電視劇《繁花》化成了一種意象。
後來電視劇里也出現了寶總與玲子在“夜東京”樓上的鏡頭，在這裡，寶總若有所思，而玲子也在這個平台上多次悵然若失。
阿寶在童年時代與蓓蒂的交往中，曾經很大的興趣交集點是集郵。電視劇里並沒有出現蓓蒂，但是阿寶童年時的業餘愛好，移給了外灘27號的金科長，並且設置了汪小姐幫助金科長整理郵票、阿寶助力的結識橋段，這個情節移花接木了阿寶童年時的興趣設定這一在小說里重點描寫的環節。
蓓蒂在電視劇中，曾經在阿寶的話語中提及幾次。當時，汪小姐問及寶總的情感生活，阿寶提到了小時候，結識一個小女孩，後來她變成了魚。
在小說里，帶着小資情調的蓓蒂，其實是死於水中，而在阿寶的想象中，覺得蓓蒂變成了一條魚，更符合他對蓓蒂這個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童年密友的尊崇與懷戀之情。
在小說里，阿寶在文革期間，到了曹楊加工組，當了機修工。
電視劇里，交代寶總是曹楊鐘錶零件廠機修工，與小說設定稍有差異。
在廠里，阿寶與小珍過從甚密，兩個人多處幽會尋歡。但小珍這個女性因為只是上海的衚衕女兒，沒有蓓蒂這樣的雅緻，所以，阿寶與他無疾而終。而當阿寶看到公交車上的雪芝的時候，他頓時被雪芝的秀出班行的氣質吸引了。
電視劇里對雪芝與阿寶相處這一段，比較忠實於原著，這也是王家衛獨門擅長的功夫。
劇中，用一詠三嘆的鏡頭，再現了阿寶與雪芝相識、相望、相守的青蔥歲月。而電視劇里唯一引用了小說里的台詞與段落的部分，也是在阿寶與雪芝開窗觀梅的段落。
雪芝在王家衛的鏡頭下，賦予了小說里沒有的含義。電視劇用以說明阿寶脫胎換骨成為寶總的原因，正是雪芝對阿寶碌碌無為、生活窘困的鄙薄。
在原小說的語境里，雪芝是因為阿寶的身份問題，遭到了父母的反對，而斷絕了與阿寶的來往。顯然，這來自於政治因素。
而王家衛按照香港拍片理解的風格，把雪芝對阿寶的離棄，解釋是阿寶的不名一文。
所以，電視劇版《繁花》里充溢着王家衛賦予的原小說中沒有的基調，那就是在商業社會裡，每一人都要打拚天下，愛拼才能贏。
甚至可以說，王家衛執掌的電視劇《繁花》里，看似是上海的現實生活，但它的主題思想，卻是港片的套路。
可以說，電視劇《繁花》不過是周潤發的《上海灘》、香港的商戰劇《情義無價》之類，還有金庸武俠小說在上海現實時空中的新演繹。一句話，電視劇《繁花》，就是套着上海名頭的港片變種。
比如，汪小姐獨闖深圳，絕地逢生，獨立完成人生的第一個訂單，當她感謝范總對她幫助的時候，道別之語是：江湖再見。
江湖，這是香港電影里熱衷的概念，王家衛天衣無縫地把這一概念，引用到上海題材里。而在原小說里，是根本看不到一丁點江湖的打拚、博弈、爭競元素的，只有一種在舊小說里才會看到的慵倦、逐色、生非種種泛黃的色塊。
電視劇《繁花》中，雪芝不堪忍受貧窮，絕決地甩下阿寶，到香港發展。
阿寶意識到再也不能無所作為，成為上海灘上的不名一文的小魚小蝦，所以，他決定涉入上海的浪奔浪流，一決雌雄。就像許文強獨闖上海灘，追逐自己在這個陌生城市的身份與地位。
雪芝從香港回來的時候，電視劇《繁花》里交代她與阿寶見了一面，雪芝說她在香港開辦了一家公司，看到阿寶現在的生活，她覺得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
阿寶當時的回答是，再過十年再相見。
1994年，阿寶在香港意外地見到了雪芝，她並沒有成為闊太太，而只是一個打工妹。
儘管這時候阿寶已經成了寶總，但是，雪芝在見到寶總的時候，欲言又止，佯裝鎮定，依然維持着當年自己的選擇。
這次見面之後，不到幾個月，雪芝在電視劇中以沒有交代的原因離世。
她沒有兌現與阿寶十年後再見面的約定。
可以說，雪芝是阿寶奮鬥的精神動力。雪芝後來到香港去發展，正暗示着雪芝與香港的商業社會的精神有着天作之合。
在原小說里，雪芝並沒有死去，而是嫁給了一個商人，成為一個衣食無憂的闊太太，小說里曾經寫到她與太太團，到東南亞尋歡作樂，早已不見了阿寶初見她時的那份清純、脫俗。
在小說的結尾部分，阿寶還接到雪芝的電話，小說里寫道：“阿寶嗯了一聲，回憶湧上心頭。阿寶低聲說，現在不方便，再講好吧，再聯繫。阿寶掛了電話。”
在這一段描寫中，阿寶是以一種淡然的態度對待雪芝用陌生的電話打來的問詢。這也意味着，阿寶已經對雪芝沒有了多少少年時的恩愛與柔情了。
值得注意的是，電視劇中，雪芝在香港的時候，化名“蓓蒂”，顯然，在劇版中，雪芝與蓓蒂代表着阿寶內心裡的一種神聖的高雅的精神期待。
電視劇里，阿寶受雪芝離去的觸動，拜爺叔為師，翔泳商海，在他孤立無援的時候，結識了玲子。
在小說里，玲子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物，而且，把玲子介紹進熟人圈的是陶陶，小說154頁寫道，玲子是陶陶的朋友，玲子離婚時，請身為律師的滬生幫忙，從而接上了滬生一條線，而滬生與阿寶是朋友，玲子的“夜東京”店自此成為阿寶一夥經常碰懷把盞之處。
玲子的獨特身份是到日本打工過，而她的這個設定，正是王家衛需要的。
在小說里，沒有交代玲子現在的孤身生活，與哪一個男人關係密切，電視劇里，卻把她安排給了阿寶。
小說里，她與菱紅都曾經到日本打工。玲子開辦“夜東京”，小說里說出資人是葛老師，電視劇里改成了阿寶。而葛老師與亭子間小阿嫂之間一直有着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所以小阿嫂與玲子之間，有着一種圍繞着葛老師的暗中競爭。小阿嫂眼中看來，玲子與菱紅就是兩個性工作者，這也直接引發了小說里玲子與小阿嫂之間源自於爭風吃醋的大打出手。
電視劇里，玲子的資助人是阿寶。而阿寶之所以出資讓她辦店，也是為了感謝她在他人生創業之路上給予他的雪中送炭的一臂之力。
阿寶與玲子在日本的相遇，幾乎就是《上海人在東京》主題的又一次演化。對於阿寶來說，玲子是他的貴人，在寒冷的人生地不熟的東京，玲子的熱情的相助，破冰了他衝擊商場上的第一道障礙。
這一個助力，對阿寶來說太為重要，所以，身上被王家衛貫注了港片俠、情、義維度的阿寶，必定會按照這一類型人物必須走的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人設，作出如出一轍的回應。
電視劇中，玲子對阿寶的相助，固然有家鄉人的元素，但是她對阿寶的擁有好感，卻是一個主要原因。
之後，她放棄了在日本同樣追求她的強慕傑而聽從阿寶給予她的合股經營小酒店的召喚，實際上是她禁不住靠近阿寶的誘引，在阿寶身邊，尋找她的情感上的機會。
這也造成了她與阿寶合股經營小酒店裡，她可以恃寵而驕，在阿寶面前盡顯那一份別人沒有的與阿寶暗中勾連的得瑟與自豪。
但是，她與阿寶的合作僅僅是商業上的，她可以用這個金錢的紐帶，耳提面命阿寶，但實際上，她有一個軟肋，就是無法跨過感情的紅線。
她也不敢觸及那一條從沒有觸碰的紅線，而是一味地蒙頭在合股經營的虛妄的圈子內自欺欺人。
當這種虛妄的自我心理上的滿足，因為汪小姐接受金飾事發而被打破的時候，她才徹底明白，她與阿寶之間有着一道巨大的鴻溝。
這個鴻溝是什麼？
就是玲子是一個世俗的上海妞，而阿寶即使在沒有發達之前，也有着追求雪芝那樣的帶着小資情調女孩的內心情感取向，玲子突然明白，自己的品位，永遠無法進入阿寶的法眼，她能夠被阿寶恩寵地納入到合作夥伴的行列，僅僅是因為她在阿寶最需要的時候，送去了阿寶搏殺商場的信心與暖意。
而她沉浸在這種合股經營中的時候，她失去了自我，這樣，註定無法以一個獨立的人，而與阿寶進入到公平的感情的並軌中。
這時候，她意識到“夜東京”給了她一個機會，但同時也讓她失去了自我的立足點，她只能寄身在男人的陰影與翅翼下。
痛定思痛，玲子把“夜東京”停業了，當她重新回來的時候，她決定獨立地去開一所只有她能夠主導經營的“夜東京”。
在小說里，玲子也進行着這同樣的選擇。她決定將“夜東京”重新開張，其目的，就是甩掉葛老師對她的資助中加盟股份對她的左右，這一點上，與電視劇里的玲子的選擇是一樣的。
在電視劇中，強慕傑意圖讓玲子重新回到她的身邊，想給她的新的“夜東京”店注資，但是玲子拒絕了，她說過去與寶總開店是“一筆糊塗賬”，這種糊塗的原因，正是因為寶總入股時，並沒有明細的賬目，完全是抱着感恩的原因，拿出一筆資金，讓她去經營一個不為贏利的夜店，等於是讓她“白相白相”（滬語：玩玩）的。
這樣的身份，她怎麼還開口向寶總索要更多的情感的回應？
玲子終於選擇了自己的人生。電視劇中的玲子也變成了一個勵志的人物。
而汪小姐，在原小說里也與阿寶沒有什麼交集。在原著小說里，汪小姐與丈夫感情不睦，有意思的是，她的丈夫名字也叫宏慶，正是電視劇里魏總的姓名。
汪小姐百無聊賴，在參加宴遊的時候，與六十多歲的康總有了一夕之歡，懷了身孕，後來生下一個怪胎。
小說里的汪小姐實在稱不上是一個正面的人物。到了電視劇中，汪小姐與玲子一樣，也躍升為一個女性尋找自己在愛情中站位的追索者與求索者。
劇中，汪小姐與玲子也同樣迷失在與寶總的“一筆糊塗賬”的關係中，她是寶總的合作者，但兩人之間同樣處於一種曖昧的關係中，寶總給她車子，給她首飾，這究竟是給予的一個情感上的同盟者，還是一個生意上的合作者？
在汪小姐收受金飾事發之後，她跌入低谷，也由此發現她與寶總之間，很難確認互贈禮物的往來中是一種利用關係還是情感上的真情關係。
顯然，這裡面真情關係，相對較少，因為寶總找汪小姐的原因，是看中她手裡的權力。
當汪小姐失去權力之後，她唯一證明自己能夠與寶總站在一起、依然能夠讓他對自己優禮有加的辦法，就是自己與他平等地站立。
所以，當她自己開辦了一家公司之後，第一筆業務，就是與寶總較量一下，以證明自己是一個脫離了外貿公司背景的支撐之後，依然是能夠擁有與寶總具有同等話語權的重量級對手。
她拒絕了寶總給予她的一路綠燈，險中取勝，完成了她的第一筆單子，從而證明，“我自己的面子，我一定自己掙回來”。
這個面子，就是與寶總能夠正面相對的平等的地位。只有這個位置，她才能與寶總重新建倉起對等的感情預期。
李李是電視劇中唯一在小說里明確地寫成與寶總有着同居關係的女性。
電視劇里，多次引用小說里的語句，暗示李李有着非同凡俗的經歷。
至少兩次出現這樣的字幕：
“這一夜，李李酒多了，到後來黯然說，我如果講到以前經歷，真可以出一本書。”
“李李的故事……我不想講，反正，是一言難盡”。
字幕中的語句，與小說是一致的，但是這背後的內涵卻完全不同。電視劇用皮相的形而下的小說里的語句，作為提綱挈領的對小說的遵循，其實是荒唐可笑的，因為這種表述下，其實深藏着完全不同的幕後故事。
在小說里，李李被小姐妹欺騙，被逼從事出賣身體的職業，後來她攀附上黑色產業老闆，借位而上，除掉了那個害她下水的小姐妹，將屍體鑄入牆體中，李李的身世中，實際上隱藏着行使着“黑暗中的公正”的殺手身份。
在電視劇中，李李的身份得到了有效置換。小說里奠定的她曾經在深圳、澳門混跡的經歷，被電視劇順理成章地演變成她是深圳幫一員，與寶總曾有過上一場的恩怨情仇，她在上海打拚，不排除她有着對商場搏殺中、奪掉她的男友性命仇人的寶總的伺機一擊。
而寶總對李李的到來，也保持着高度警惕，兩個人從一開始見面的時候，就保持着高度的緊張，正如王家衛給予兩個人的定調一樣，原來兩個角色扮演者，試圖在兩個人的眼神中，賦予絲滑的心儀與心悅的亮光的設定，但王家衛否定了他們之間有這種可能。
現在從鏡頭的設置來看，胡歌與辛芷蕾賦予了角色以一種心照不宣的對峙的冷視，而決沒有男女之間的那種曖昧的眼神。
但是，在李李與寶總的暗中較量的過程中，寶總身上的情義與俠客底蘊，漸漸地地破解了李李的冷漠的審視目光，終於，她選擇了背叛自己的曾經的陣營，而暗中助力寶總在新一輪商海較量中的致命勝招。
這實際上是武俠小說中常見的本來的殺手，卻被融化在情義加盟在身的主人公身上這一模式的一次翻版。
李李這個角色，在王家衛電視劇中，只不過是說明了情義無價的無限可能性。
由此看來，一本拒絕對人物心理進行描摹、對文藝小說嗤之以鼻的小說《繁花》，在王家衛的改造下，成為一部武俠小說為內核、港片江湖價值觀貫穿的“准武俠劇”，糾結於電視劇里的上海像不像當年的上海，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整個電視劇本來的意圖，就不是複製一個真實的曾經出現過的上海，而不過將上海作為一個布景與背景，來演繹一個在港片里爐火純青、約定俗成的對戰套路。
小說里出現的眾多人物，也因為適應電視劇里的商戰套路而進行了取捨，小說里毫無光彩也沒有故事的玲子，因為有日本經歷，而抽出了一條日本線索，加諸到電視劇中。汪小姐因為有着與寶總合作關係，而成為一個商戰的對手角色而在劇中呼風喚雨，李李則因為有有着南國的背景，而在電視劇中作為一個敵方近似卧底的角色而得以注入了新的人設。
從電視劇拉扯起的這個關係來看，寶總真正的所愛的人，既不是有一些市儈氣的玲子，也不是追着他的後邊、為他擔驚受怕的汪小姐，而正是冷麵如霜的李李。因為只有李李是一個能夠與寶總平起平坐的女人，也是一個與寶總能夠進行勢均力敵心理角逐的女人。兩個人的心理博弈中，觸摸到了各自的柔軟，所以，他們之間是最心心相印的。
李李的情感轉折點，是她在面對着黃河路同行壓迫的時候，寶總出手相助，提款幫她度過了難關，從此在她一本正經、冷若冰霜的背後，暗中敞開了一份傾向寶總的窗口。
當商戰白熾化的時候，她暗度陳倉，通過一款“干炒牛河”的菜價，透露出已方炒作股票的目標價位這一最高秘密。
因為這種心靈的互通，是藉助於心有靈犀的默契與絕密的內心感悟的，所以這是一種真正的心理的契合。自此之後，兩個人的目光對峙中，便有着冷冽的防範中的外溢情愫。
這也是李李在與寶總分手時，曾經嘗試過一吻作別的情不自禁。實際上，李李是因為看到了寶總身上比她的前男友a先生更為高明的地方，那就是寶總曾經向她道及的“我不是a先生，我會用自己的方法來打這一場仗，贏，兩個人贏，輸，只有一個人輸。”
其潛台詞是明顯的，就是寶總身上的擔當精神，遠高於a先生。a先生輸了，但他卻選擇了了卻生命，把輸的後果，加壓到李李身上。而寶總明確地宣示，他不會連累到別人。這就是寶總身上的俠義精神，而這種精神，正是當年港片曾經風靡大陸的原因。
這背後的根本價值觀，不過是商業社會的成熟的價值體系，對承繼與雜色了更多封建陳腐價值體系的一次洗白與洗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