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晚，《繁花》正式收官，卻熱度不減。眾聲喧嘩中，上海始終是話題的焦點。
一方面，人們在王家衛拍的上海到底正不正宗這個問題上各抒己見；另一方面，觀眾津津樂道於黃河路、外灘27號、和平飯店、排骨年糕等《繁花》同款，顯現齣劇中那個金色上海，已然被大眾認可。
比起紀實，王家衛鏡頭下的上海，更像是老克勒視角下的上海往事。他所聚焦的外灘大廈、股票交易所和觥籌交錯的酒店，和所迴避的那些市井生活與雞零狗碎融合起來，才是真正的“雙城”上海。
聚焦大上海的時代傳奇
這部改編自同名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劇集，從一開始就備受關注。早在2014年香港的一場書展上，王家衛就直言“《繁花》對我而言，不是一見鍾情，而是一見如故”，並最終決定將《繁花》用自己的鏡頭拍出來。
直到2021年，《繁花》首個片花流出，鏡頭中胡歌飾演的阿寶西裝革履，舉起酒杯邪魅一笑。“是否尊重原著”的爭議就此而來。
王家衛的回答是，他所拍的是“記憶中的上海”。對出生於上海、成長在香港的王家衛而言，上海是抹不去的“鄉愁”，他一度嘗試以影像的方式完成對故鄉的懷念。而在小說《繁花》中，他尋回了小時候的記憶線索，補全了自己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樣貌想象。
“一九九二年的上海，霓虹養眼，萬花如海。”伴隨時代變革的大潮湧動，上海黃河路變得霓虹閃爍。生機勃勃的市場經濟和野蠻生長的商業環境，吸引男男女女們在聲色犬馬中闖出自己的碼頭。義來利往，熙熙攘攘，有人乘風而起，有人半日歸零……
這是電視劇《繁花》的開篇。王家衛截取了原著小說中阿寶的情節線，將30多年的跨度濃縮為90年代初，將紛繁複雜的上海社會濃縮為黃河路，省去那些雞零狗碎的細節，聚焦於阿寶的創業與成長。
對普通觀眾來說，大起大落的傳奇故事當然更有可看性。但如此一來，原著小說中，作者通過對時代風物事無巨細的描摹所重新發現的平民城市生活的模糊區域，也在王家衛的刪繁就簡中被拋卻、被遮蔽。
可以說，劇版《繁花》既不完全忠實於原著小說，也不純粹地呈現上海真實，而是融合了王家衛一以貫之的極度浪漫主義腔調，透露出“隔岸觀火般的鏡頭感”，呈現出又一個關於上海的文化景觀。
雙城上海的兩種面貌
上海，這個獨一無二的東方大都會，自晚清以來就已成為被描摹、被構建的特殊意象。
《海上花列傳》等晚清民初文本，集中反映了社會變遷給上海帶來的巨變。其中，租界的高度發展對比華界的落後情景，形成了上海兩個城市並存般的“雙城”敘述，創造了晚清上海故事的傳奇性，也引發了對上海現代性的思考。
辛亥革命後，華租雙重空間加快相互滲透。20世紀初旅居上海的日本作家存松梢風，在1923年到上海訪問時寫的暢銷小說《魔都》中，用“魔都”一詞來指代上海，正是基於上海因租界的存在而形成的兩個不同性質空間的共存狀態。
與此同時，隨着上海現代性的發展和上海人自我認同的形成，中國現代作家以獨特的形式審視上海這個東方大都會，用一種奇異的現代角度表現城市和人的神韻。從鴛鴦蝴蝶派到新感覺派，都市繁複的景觀色彩和喧嚷匆促的都市生活節奏被反覆渲染，上海在社會和文化領域塑造了自己的面貌——一種是未來的希望和現代性的象徵，另一種是過去的混亂和腐敗。
新中國成立後，上海一度逐漸被淹沒在共和國的整體敘事中，直到最近幾十年，伴隨改革的步伐，經濟飛躍，霓虹璀璨，遍地的機會與財富和享樂主義同步滋生。
同樣是表現90年代的上海，《股瘋》《孽債》等影視劇中，那種五口人擠在一個房間里、在公用廚房裡互相指責鄰居偷水偷電的小市民生活，與劇版《繁花》的繁華盛景與人面桃花，構成了這個年代的雙城敘事。這也是為何會有那麼多上海觀眾，同王家衛的上海想象產生無法共情的割裂感。
《繁花》落幕，關於上海的想象不會停歇。它是奮鬥者的追夢地，是上海市民的點點滴滴，是消費主義的樂土，是與偽布爾喬亞相伴相隨的“咖市”，也是幾代人記憶中的山河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