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下午，“愛，無處終結——《莉莉》新書發布會”在北京單向空間書店舉行。著名詩人、評論家、博士生導師、文學教授楊慶祥，著名作家、人大文學老師、著名文學雜誌主編張悅然與小說《莉莉》的作者，著名作家笛安一起，共話寫作與人生。發布會由魏冰心主持。
新書發布會現場。
《莉莉》是笛安創作於17年前的長篇小說。烈日照耀原野的時候，母親喪命於獵人的子彈；月亮碎裂的夜晚，天空蔓延星河；篝火晚會如期而至，昔日的王者成為籠中困獸；在一個清澈的早晨，動物學家將硃砂帶去了遠方……好像所有人都沒有出現過。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在訴說秘密，離散如同一場夢境。莉莉知道，她已經完成了此生的使命——當你經歷過很多的離散之後，你就能很輕易地在空氣中嗅出永訣的味道。
作家張抗抗評論道：“笛安講故事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她用超乎年齡的理智審視並構建着一個充滿愛恨情仇的凄絕城市。她是一位分寸拿捏得當的作者，無論從語言表達、情節設置方面，都可謂冷靜處之、準確無誤。”
“故事中殘留的是當初的我”
談及寫作這個故事的初衷，笛安曾說：“我當初寫《莉莉》的時候，其實我想表達的是女人身上的那種堅韌。一個女人面對人生中的苦難的時候可以做到的那種非常有生命力的包容。莉莉沒有任何傷害別人的企圖，可是她生來就是猛獸，她充滿着原始的力量——但是她依然遭遇了各種各樣的背叛。她最終還是原諒了所有背叛她的人。可能是，在寫作的時候，我模模糊糊地觸及到了某個我當時還無法清晰用語言表達出來的點，就是——‘忠誠’也許是一個被人類社會過分推崇的美德，莉莉能夠接納‘背叛’的理由就是，她明白了背叛有時候是一定會發生的，並不是任何一個人的錯。我想我在這篇小說里寫出來了這樣的東西。”
在新書發布會上，談及回看17年前少作的感想，笛安笑言：“感受就是我好年輕，以及年輕真好。”她說，這個寫於23歲的故事，“當中殘留的是當初的我，這個比什麼都珍貴”。
在張悅然看來，《莉莉》是“純粹關於愛情的故事，在年輕時寫的最熱烈的故事”，她在其中看到獅子女孩的自足和圓滿，“這也是關於莉莉自我實現的故事，關於她在愛情當中尋找到什麼，關於在愛情中如何理解和認識自己的故事”。
而笛安談道，當初處理莉莉和獵人關係的時候，腦袋當中想的不是女人和男人的關係，而是個體和命運的關係。把莉莉設置成一個動物，面對人類的力量無能為力，像每個人面對命運。
楊慶祥說，閱讀《莉莉》這本書讓他想起《小王子》這樣的作品。“中國的當代文學寫作中缺少《小王子》這種既是給孩子看的作品，又是給成人看的作品，在當中找到契合點，孩子在當中發現童真可愛，大人在當中發現世俗人情也挺有意思，這樣的作品在當代文學作品系列當中很稀少，所以這樣的作品多一些會更好。”
“如何用真實的經驗去虛構”
談及自己與寫作這件事情之間的關係，笛安坦言：“我認為與寫小說之間的關係一直在變化，我一直在處理新的關係。”
笛安說，年輕的時候，寫作像一件兵器，用來對抗生活中的不滿。而如今，“我會覺得最迷人的是如何用真實的經驗去虛構，而虛構本身是有技術要求的。當然可能有一些作家並不同意我這個觀點，後來發現同行之間對於寫小說這件事的看法差別非常大，甚至大到可以打起來。我自己很驕傲的一個事情，是我還在做從無到有的事情，像一個平行時空的建構。”
笛安談道，自己對於寫作這件事情，一直有迷戀在，雖然迷戀的點不太一樣。“二十幾歲寫不分段的長句子寫得特別爽，現在滿足的是精神的不同層面，我不敢說是作為創作者的滿足，但至少是稍微往後退幾步看自己作品相對冷靜一點的滿足。”
楊慶祥認為，現在漢語的寫作，從魯迅以來基本上是問題導向，和社會的問題思潮結合特別緊密，那樣的作品也容易獲得讀者的承認。他說：“80後這一代人剛起來的時候，當時有一個社會導向認為這一代人呈現不同的面貌。它會對寫作造成很多偏離寫作本身的東西，我倒是覺得笛安說回到虛構，回到把自己的經驗進行藝術家的加工，這就是回到文學小說寫作本身的話題。”
張悅然也認為，我們的文學非常“貼地”，這是中國文學的傳統，不僅是讀者和創作者，哪怕年齡稍長的人都會向這個傳統靠攏。在巨大地心引力的吸引下，笛安所說的想要堅持去做虛構的事情，其實成為最大的反抗。
當然，最大的反抗在於她所關心的不是給讀者一個能夠輕易詮釋出來的寫的什麼，而是怎麼樣去寫。張悅然說：“2006年《莉莉》這部作品，看到笛安在虛構上的努力，喚醒我對笛安最初的印象，笛安心裡有很強的結構意識。”“虛構的是世界，最後讓房子不僅立住還要結實，也要有美觀和對稱，要符合笛安的審美，所以在笛安的小說當中可以感覺到笛安作為小說的造物者，在裡面傾注的心血。”
新書發布會現場。
“寫長篇考驗精神上的耐力”
談及寫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不同，笛安坦言近一兩年不太想寫長篇，“因為長篇有硬性的要求在那，有一些工作不得不做，而寫中短篇的時候隨便寫，你就想到這裡寫到這裡，看看自己能走到什麼地方，這也是最初寫作充滿樂趣的部分，我想這個不應該丟掉，但是長篇不能想到什麼寫什麼，這個是有一些要求和紀律在，這也是對讀者有考驗的地方，也有相對枯燥的地方，尤其是在準備階段或者初始階段要求很強的紀律性。”
在笛安看來，寫長篇類似於走很長的徒步，考驗精神上的耐力。“寫長篇有一個很迷人的地方，你最終會發現寫作暴露出性格當中的弱點，而這是每一次寫長篇對於自己的關照，如果你足夠有勇氣的話會像照鏡子一樣，看到此刻的自己就是這樣的東西。寫短篇小說還是有很多虛幻的營造，做得很漂亮，所以我們不太容易從短篇和中篇小說看到作者真實的部分。”
張悅然也認為，在長篇小說的寫作當中一定有作者不想寫的東西，“一個長篇結構搭出來之後從a到b，其中有一個點你不關心，不建的話房子就會塌，建了之後覺得那部分陳詞濫調，但必須要完成。有一些長篇當中就會有這樣的部分，是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所以寫長篇有的時候不能太任性。”
“寫作這件事還是有快樂的”
“她們越來越向偉大的作家靠近。”作為當代文學研究者，楊慶祥一直在追蹤和觀察80一代作家的寫作。他認為，像笛安或者張悅然這樣的作家，並沒有把寫作當作工具，“而是一直在認真地寫，認真地想，也不停在需要我們開拓的地方去開拓，包括對虛構的認知，對講故事能力的看重，包括悅然在我們大學當中認真地對待學生，希望培養出更多年輕的作家，這個是讓我越來越心生敬意。”
張悅然說：“我和笛安差不多時間成名，也都經歷過非常繁華的文學時代，據我們這些來自過去的人可靠的消息，過去的文學比現在繁華一些。”
張悅然認為，怎麼看待過去的自己，怎麼看待過去的文學時代，怎麼解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東西，對於作家來說關係到今天的寫作。“我很開心地看到，在笛安身上很少有那種落寞。現在文學的讀者所有人都召喚起來也比過去少很多，包括那個時候的自己更年輕，但你如果說落寞的話就等於向年輕或者並不成熟的作家低頭。”
而笛安說，之所以堅持寫作是因為“這件事還是有快樂的”，“不管怎麼樣講還是有迷戀的成分在裡面”。雖然現在常常也被問及文學的衰落，但她認為，“就算看字的人老了，虛構的人還是挺多的，只是載體在變化，大家對文學的需要還在。”“小說是虛構的一種載體，我始終認為渴望看到虛構的東西是一個人類某種的本能，所以說人類對於不屬於自己的經驗，總是有一種興趣探究。”
楊慶祥則樂觀地表示，讀者的絕對數量有變化，但是讀者對更高更好的文學作品需求變大。他說：“我對年輕的讀者很有信心，他們的眼光比我們更好，他們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因為我在課堂上給學生們讀5本當代的長篇小說，學生非常了不起，我們覺得特別好的作品，比如說大作家寫的作品，學生覺得很差。他們是有見識和判斷力的，如果我們寫出好的作品就會有好的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