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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紅軍專輯》
編者按：
紅軍的經歷是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他們在當年所經歷的事件是不能重複的歷史。我前後利用十多年的時間內對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國各地的老紅軍進行了尋訪，他們有的是將軍，有的是衛生員，護士，有的是戰士，警衛員，馬夫，挑夫等等，但他們艱苦樸素，不居功自傲，一心為民的奉獻精神充滿着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品德，是當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蒙冤而不折的老紅軍呂璜
2002年12月6日上午10點鐘，我與羅欣大姐聯繫了幾位老紅軍 ，都安排在星期一後去採訪，因採訪時間要趕前不能再耽誤，我又直接聯繫名單上其他幾位老紅軍，在電話里聯繫中，老紅軍呂璜同意我上午就去採訪，呂璜是四川成都人，1936年參加革命，他愛人陳泊是江西省委第一任常委，社會部長兼公安廳長。
我趕緊打的士，從天安門西邊黃泥根路上的南昌賓館出發，十多分鐘到達天安門東邊的燈市口東下車，在附近問了幾位同志，“同福夾道"所在位置，沒人知道，最後還是一位買菜的老太太告訴我，並指我找到了同福夾道81號的所在位置。
由於事前我打了電話，呂老在家等我, 我找到同福夾道81號，來到3單元401室門口輕輕敲了兩下門，呂老答應着趕緊開門讓我進去，並倒水拿煙，我忙說：“呂老，別客氣，打擾你了！"
呂老一人在家，看桌上翻開的書，就知道她剛才正在看書。我環顧了一下屋子，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有六、七十平米，家裡裝飾簡單，生活很樸素，聽說我從江西省來的，她很高興，說：“1949年，我和丈夫陳泊隨陳正人南下接管江西，一路上很幸苦”。
呂老對江西讚不絕口，說：“江西其實山好、水好、人更好，我還是留戀當年在江西工作的日子。”
呂老說：“一九二0年我出生在四川，上面已經有了4個哥哥和6個姐姐。貧民家添丁進口絕無半點歡樂。在我即將出世時，一盆滾燙的開水正等着我。父母已經商定，是男就留下來，是女就扔到開水盆里燙死。
接生的是位善良的大嫂，不久前她剛生下一個死胎，那悲痛還深深折磨着她。我一落地便哭叫不止，聽到這清脆的號啼，大嫂暗暗流淚，她實在無法將這活生生的小生命扔進開水盆里。她用破布趕緊把嬰兒包裹起來，大聲喊：“是個娃兒！”
等候在門外的父親信以為真，放棄了殺生的念頭。嬰兒由大嫂一手料理，抱去讓母親餵奶，讓父親逗着玩。等父母知道實情後，因為有了感情，也就不忍心再棄絕這個女孩兒了。
兩歲上，我父親因病暴亡，母親忙於生計沒精力也沒時間管我們孩子，鋪着穀草的破籮筐便是我的小世界。冬天一身虱子，夏天滿臉蒼蠅，家裡的白狗是夥伴，從小沒得一點病。苦難造就了頑強的生命力。
在我讀書時，那時，學校規定優秀學生是可以免學費的，為了不給當家的兄長添負擔，小學、初中我年年考試獨佔魁首。
1936年，我初中畢業還在做高中的美夢，兄長已經準備把我嫁出去了，婆家是縣裡頗有權勢的梁姓地主。母親為的是女兒能過上好日子，兄長為的是攀上有權勢的人家沾點光。四姐、五姐十分同情我這個小妹妹，私下商量的結果，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逃婚。
這年夏天，我16歲偷偷逃出家門。臨行前，四姐摘下婆家的一枚金戒指給我，五姐依依不捨地一直送我到縣城，在同學家東借西湊幫妹妹湊足了路費，我直奔成都。在成都依靠同學在經濟上的資助，我考入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華美女子高中。”
一九三六年，我在學校參加了地下“中華民族抗日先鋒隊"簡稱民先，由於是進步組織，1937年5月7日，學校前廳的張貼板上突然貼出一張布告，公布了開除甘佩文、呂守廉（呂璜的學名）等7名學生的處分決定。呂璜和這幾位受處分的同學憤然找到校長室，要求說明理由。答覆是：“你們不好好讀書，不經請假，擅自參加社會活動。"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民先在川大組織下，我們深入農村、工廠、茶館內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川地下黨送我們去延安，當時是去三人，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范長江寫信寄去延安聯繫，我們走過去的，因沒有介紹信，我們就到安撫青訓班學習一個月，再集體步行到達延安，到達延安後，我先分在陝北公學學習。
1938年，在陝北公學學習時，我被邊區的情報保衛部門挑選，進入我黨情報保衛系統的特訓班學習，而這個邊區保衛系統的特訓班，被稱為黃埔一期的特情訓練班，班主任恰恰是我後來的愛人陳泊（布魯）。
我在特情訓練班畢業後，分在陝甘寧邊區保衛處，當了一名女偵察員。
日本投降後，我到東北，在松江省任縣公安局長。一九四九年，我們隨陳正人南下到江西接管，一路上很辛苦，路上小孩病了，正好路過上海，就將小孩留在上海。我們到了南昌後，我再轉去上海為小孩治病。
陳泊在江西任省委常委，社會部長兼公安廳長，他派去贛州布置接管廣州工作時，被組織抽調到廣州接管治安，任廣州市委常委兼公安局長。
陳泊原名盧茂煥，又名布魯。因家境貧窮，小學畢業後就進廠當了童工，受盡資本家的剝削。他懷着反抗剝削和壓迫的本能，年僅15歲就加入了國民革命的洪流，並加人中國共產黨。
大革命失敗後，他在家鄉參加武裝暴動，失敗後被迫逃亡海外。先後在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參加當地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1931年，剛20歲的陳泊擔任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馬來亞總工會的糾察總隊總隊長。
陳泊回國後，1937年來到延安，成為保衛部一名出色的指揮員和偵察員。繼續為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和暗藏的敵人作殊死的鬥爭。曾經破獲中統特務“漢訓班”大案，及時揭露中統特務冒充新四軍師長刺殺毛澤東的罪惡陰謀，由於布魯的卓越功勛，毛澤東讚揚他是“中國的福爾摩斯"。
一九五一年，擔任廣東省公安廳長兼廣州市公安局長的陳泊同志被捕，1972年在勞改農場含冤去世，1980年，也就是陳泊同志冤死九年之後，獲得平反昭雪，稱為“共和國第一冤案”。
呂老在愛人受冤的二十多年裡，清出了公安部門工作，在鄧穎超大姐關心下，在婦聯做一些勤雜工作，但她一直堅信黨的實事求是的政策，她所辦的瑣事都辦得那麼妥帖、周詳、填密。她要以行動證明她和丈夫對黨的事業的忠誠！
我的革命經歷
新四軍戰士閔桂蘭
我於1926年1月1日出生在湖北省黃陂縣桂家灣的一個貧苦農民人家，這個出生日期是參軍後黨組織以我的出生地及調查考證出來的。
我父母的貧窮和封建思想的重男輕女，把未滿月的我送給了另一個貧苦人家做童養媳。養父母對我還不錯，他們有吃的，就也有我吃。但生活的艱辛使我在半飢半飽的日子裡長大。
在八歲那年，養母在貧困與勞累中去世了。只有跟着養祖母生活，養祖母為了活着而變賣了所有值錢的東西，甚至僅有的一間茅草屋也沒留下。一無所有的家只能靠乞討度日，日子更加貧困，晚上和養祖母倦縮在山洞裡過夜。養祖母是小腳，難以行走，
有一天，我把討來的飯送給養祖母吃，卻見養祖母躺着一動也不動，不知何時已死了，我成了一個孤兒。
1942年的春天，有個人告訴我說，大別山有一支幫助窮人的隊伍。我便和一群苦孩子尋找到新四軍。新四軍收下我們，我們在湖北省孝感地區參加了新四軍的紅彤彤學校學習，在那裡，白天學習文化知識和學習革命的道理，晚上到國民黨統治區張貼革命標語（打到日本鬼子等），如遇到戰鬥，還要救護游擊隊員。那時我是十六歲。但感到從未有過的快樂，我在革命的鬥爭中成長，革命的活動煅煉了我的智力和體力。這時,我們已下定決心要跟着共產黨走。
1944年，我正式參加了新四軍，分配在新四軍第五師師部的衛生門診部做護士工作。不久，黨組織根據我的現實表現，派去以當時的地下共產黨員沈德純（建國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副主席辦公廳主任），栗秀貞（建國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婦幼保健司司長）夫婦家作掩護。
在他們家裡一邊幫忙做家務，一邊做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警衛是最主要的工作。
1946年1月，“中原突圍”前夕，黨組織根據當時的戰況，要求沈德純部長一家人要立刻轉移，轉移時要化妝，分散行動。沈德純部長認為，大家一起行動，目標大，說話口徑（口音）不易一致，容易暴露，決定分散走，朝着革命聖地延安方向集中。
當然，當時的局面是我後來才知道的。我從沈部長凝重的表情和嚴肅的話語中聆悟到轉移行動的重要性。我單獨行動，經過周折，在湖北省大悟山地區的宣化店找到了當時的新四軍第五師師部李先念的部隊，回到了師部，立即被分配在第14旅（對外稱幹部旅）。
這次行動是中原突圍整個部署中的一環。黨中央，毛主席總結了“皖南事變”的經驗，敏銳地捕捉到了國民黨會有行動。果不其然，1946年6月26日拂曉，國民黨軍兵分四路，以宣化店為目標，發動了對中原解放區的大舉圍攻。
當晚，中原軍區部隊按照中共中央預先批准的戰略轉移計劃，開始分路舉行中原突圍戰役。由中原局，中原軍區領導機關和第二縱隊第十三旅、第三五九旅、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團及中原軍區幹部旅組成的北路軍1.5萬人，在中原軍區司令員李先念、政治委員鄭位三、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震等率領下，按預定部署秘密集結，於26日晚撤離禮山（今湖北省大悟縣）宣化店等地，向平漢鐵路鄂豫交界的武勝關至信陽柳林東側地區開進。
北路軍向西突圍，必須首先突破國民黨軍設置的平漢路封鎖線，我跟隨着部隊從柳林以南、武勝關以北的李家寨穿過。359旅和我們新四軍幹部旅的同志們冒着連天的炮火和如雨的槍彈向前衝鋒。
我是跟着偵察兵的同志一起走，躲過了敵人的炮彈，在羊腸的小道上，在崎嶇的小路中跋涉。正值炎熱的夏季，悶熱的天氣使得將士們不僅僅是累，餓，還有乾渴，有的戰士看見馬在撒尿，趕緊去接，以解難耐之渴。有時走在山中的道上，一不留神，就會掉到萬丈深淵。有位首長的馬就掉下去了。
國民黨軍苦心經營了半年之久的平漢鐵路封鎖線，在中原軍區北路軍勇猛頑強的攻擊下，搶在國民黨軍發動“七·一”總攻之前撕開了封鎖線，徹底粉碎了“一舉圍殲”中原軍區主力的計劃，取得了中原突圍戰役的首戰勝利。
在戰場上，離開就意味着死亡，在突圍中，掉隊就意味着危險。大家咬緊牙關，心中都只有一個念頭，跟着大部隊決不掉隊。
但是，我們女人面對着生理問題，幾根布條子根本擋不住潮水般的血污。是女人就知道，只有不斷地去換掉。柔軟乾淨的衛生棉，那是做夢，沒有條件。“倒霉”的日子過去了，被磨破的大腿還在隱痛，折磨着人的意志。
我後來體力不支了，越走越後，就要掉隊了，那時已經突過柳林南、武勝關北的李家寨國民黨的封鎖線。同時渡過了唐河，白河。
白河渡口，是在當地群眾的幫助下，三五九旅主力和幹部旅渡過了唐河、白河。在取道荊紫關，向柞水縣行進的路上，戰友們看見我不行了，把我放在一個較隱蔽的山溝里。
359旅組織部的一名幹部，名字叫朱家勝（建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烏魯木齊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遞給我3塊銀元。說，“你拿着，自己解決肚子餓的問題，等病好了，一定要趕上大部隊。”
不知道過了多久，當我醒來，看見不遠處，有幾個人指着我嘰嘰咕咕，我打了一個冷驚，立馬翻身，大步往小道上跑。我心裡知道，兵荒馬亂時節，被人販子拐走，就要永遠掉隊了。我拄着一根棍子，心急如焚，尋找着自己的部隊。
走了不久，看見了一名戰士正向我招手，他是359旅718團的哨兵，他指着一條小路說：“往這邊走，隊伍就在前面，趕快跟上，敵人抓住就要沒命了。”我很感激地對他點點頭，去追趕自己的隊伍。
這時，部隊正奉命搶佔入陝咽喉的荊紫關。荊紫關、南化塘地區，位於豫、鄂、陝三省交界處，為人陝之門戶。這裡山嶺連綿、地勢險要，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
為迅速擺脫追堵的國民黨軍，中原軍區領導果斷地決定,迅速搶渡丹江，南繞鮑魚嶺、南化塘，向陝南挺進。丹江系漢水支流，全年多數時節水深不過膝，可以徒涉。
但當時正值夏季，連日暴雨，山洪突發，丹江水位驟漲。渾濁的江水，卷着斷樹草渣，翻騰咆哮，巨浪撞擊着江邊的岩石，捲起數尺高的浪花。指戰員們將收割的電線扭成繩索繫於丹江兩岸，然後分批抓住繩索渡江。
由於水急浪大，繩索一度被沖斷，300多名指戰員犧牲在江水之中，我親眼看到戰友一入江，就被江水沖走，屍體被江水衝散於兩岸，十分悲慘。我是跟着偵察小分隊先期乘木船過了丹江。
為打破國民黨軍的包圍，北路軍右翼部隊第七一九團以第一、第三營阻擊尾追的國民黨軍，以第二營主攻正面國民黨軍陣地。二營在團長顏龍斌的指揮下，以六連居中，四連為左翼，五連為右翼，同時向國民黨軍陣地發起攻擊。
六連副連長張龍，率隊數次衝鋒，最後壯烈犧牲；五連連長賈書經身負重傷，雙臂被子彈打穿，仍奮力指揮戰鬥，堅持不下火線，也英勇犧牲了，當戰鬥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候，王震副司令員、王恩茂政委、徐國賢副旅長組織旅直幹部和勤雜人員參加戰鬥，一鼓作氣，拚死殺開一個缺口，迅速突出重圍。
敵情如此嚴重，戰鬥異常頻繁，為了減輕部隊的掩護任務，同時更有效地保存幹部，北路軍右翼部隊領導決定將幹部旅分散行動：一部隨三五九旅繼續西進；一部組成若干游擊支隊，就地堅持鬥爭；一部化裝轉移。我所在的部隊在荊紫關戰鬥中已被打散，許多同志都已犧牲了，我也是從戰友的屍體中爬出來的，當時，幹部旅有那麼多女同志，最後只剩下了六位女同志和幾個男同志。
我起初是新四軍，後到359旅後又是八路軍，閔老接著說：“部隊打散了，剩下的同志聚集在一起正準備去尋找大部隊，見一位騎着馬的大鬍子首長走過來，大聲喊：你們是哪個部隊的，趕快走，敵人就在前面，我是三五九旅的王震，快跟我們走吧。”就這樣，我和這幾個同志按王震的指示，編入了三五九旅的行列。從新四軍第五師幹部旅的一名戰士，來到了三五九旅。
我們經王家坪等地佔領了鎮安城後的北城坡，並於當夜攻佔鎮安城。8月2日，王震率七一七團及直屬機關進入城內。大家也隨直屬機關進了城，看見部隊打開監獄，釋放無辜群眾，並開倉濟貧，當地百姓無不歡欣鼓舞的場面。
我隨三五九旅到達延安後，才得知這次戰役就是我軍史稱的“中原突圍”，也就是打響了解放戰爭的第一槍。1946年6月26日至8月2日，中原軍區北路突圍部隊歷時36天，行程近2000里，作戰30餘次，殲敵4700餘人，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圍殲”和一次又一次的追堵計劃，勝利實現了從宣化店到秦嶺的偉大戰略轉移。
1946年秋天，新四軍第五師幹部旅到延安收容時，知道了我及其他同志的下落，來接我們返回新四軍第五師，王震旅長提出把我們留在三五九旅，我分配在三五九旅衛生部醫院工作。
這一年的11月，三五九旅領導批准：經徵求我的同意後，與三五九旅衛生部政委杜宏鑒同志結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婚禮很簡單，當年就在延安的一個窯洞里，在三五九旅衛生部的幾個戰友的陪同下，照了一張相，就算結婚了。
1946年12月底，跟隨三五九旅再次東渡黃河到達山西呂梁軍區，參加了華北人民的解放戰爭。二縱隊三五九旅和八縱隊攻克了山西運城，激烈的戰場，部隊傷亡人數的增多。
我們醫院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護理工作，由於工作非常突出，榮立二等功，並提升為護士排的排長。當了排長後，我一邊照顧着傷員，一邊還要協調護士們的工作，經常利用空閑時間去洗紗布。冬天，冰天雪地。還要帶領護士們一片一片地把帶有濃血紗布洗乾淨，消毒後再用。
1948年3月，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介紹人是二縱隊三五九旅醫院六連連長趙紅月、指導員王忠西。組織上讓我從護士工作派去學醫，學的是內科，真難學呀。我沒讀過多少書，最多足初小文化，好多醫學專用術語都沒弄懂，只學了一點皮毛。有了孩子以後，就放棄了。
1949年3月，我的第一個孩子在山西省韓城縣芝川鎮柏鄉村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的野戰醫院裡出生了，把她取名為“江北“。我們夫妻覺得，自己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從江南走到了江北，第一孩子就叫“江北”，以此紀念人生的重大經歷。
生完孩子，月子還沒滿就隨大部隊走上了解放大西北的征程，走過甘肅天水，越過祁連山，歷經千辛萬苦到達了新疆喀什。一路上，由於生活條件艱苦，氣候變化大，我病了，孩子也病了。但我背着孩子仍然堅持照顧傷員，心裡只有一個信念：堅持，堅持，堅持就是勝利。一定不能掉隊，一定要跟上大部隊。
1949年底，第一野戰軍第二軍軍長郭鵬、政委王恩茂同志和二軍廣大指戰員，歷經了千辛萬苦，行程2547公里(酒泉到南疆喀什)，進駐新疆喀什市——南疆軍區。我分在南疆軍區軍直婦女家屬學校的託兒所擔任分隊長。
1955年至1969年，我隨着愛人工作的調動，來到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當時的兵團是隸屬於新疆軍區），整整工作了14年。
創業初期的14年，條件異常艱苦，兵團人用他們超人的吃苦耐勞，發揚南泥灣精神，在萬古荒原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座座綠洲。修路開荒，挖渠種稻，割麥子，摘棉花，哪一處都有我們軍人的腳印和汗水。隨着整個部隊的整編我們集體轉業。
作者戴廷耀
編輯：嚴京平《白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