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網記者劉軼琳、柏可林3月10日報道：“給病人選擇治療方案就像選擇交通工具，我們去北京可以坐飛機，可以坐高鐵。飛機快，高鐵舒適，都可以帶我們去目的地。坐船也可以去北京，但是如果坐船去，你就繞路了。” 朱蕾是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呼吸科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擔任中國醫師協會急救復蘇和災難醫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作為上海派駐市公衛中心高級專家組成員，在連續工作一個月後，他因血壓太高被“勸退”，可是放心不下病人，在自己的堅持下，3天後，他又出現在了一線指揮部。
來不及配高血壓葯，他直奔上海定點醫院
朱蕾長期從事呼吸病和危重病的醫、教、研工作，創立並逐漸完善了以呼吸生理為基礎，以呼吸支持技術和綜合治療為核心的呼吸危重症診治理論體系。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作為一名曾經衝鋒在抗擊“非典”一線的專家，朱蕾一直在為馳援武漢做準備。 2月2日，他收到了組建上海新冠肺炎救治團隊的“邀請”，第二天就奔赴上海新冠肺炎救治定點醫院——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2日是周日，有高血壓的朱蕾無法開到高控制血壓的藥物，本想3日早上先去配藥，但考慮到8點鐘要集合，朱蕾一早便直奔公衛中心而去。 在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朱蕾每天的工作就是與來自上海各家醫院的救治組專家一同為患者制定個體化的精準治療方案，他們中有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瑞金醫院急診科主任毛恩強、中山醫院感染科主任胡必傑等。由於每一名的患者情況各不相同，專家們需要根據每個病人的情況預判其發病趨勢，並根據具體情況不斷調整治療方案和用藥。 “我們早上八點半就開始會診，在指揮部通過視頻和病房內的醫生進行連線，討論病例，給出指導性意見。”朱蕾說，上午的會診主要討論重病人，一般持續4個小時，簡單吃完工作餐，視頻會議下午還要進行。如果下午時間不夠，晚上就“加班加點”繼續討論。由於每天要持續10小時左右的討論，朱蕾的嗓音啞啞的。“喉嚨總是不太舒服。”
對待病症“見招拆招”，從未因病毒恐慌過
在不少人看來，新冠病毒很“狡猾”，一些病人發病急，病情嚴重，總是琢磨不透它的“套路”。但朱蕾不以為然。“病情走勢出乎意料的並不多！我們對病情有預估。”他告訴東方網記者，“其實80%的病人是自愈的，只要讓病人不緊張，吃好喝好，他自己就會好了。所以醫務人員更多的作用是在病人充滿恐慌的情況下，讓他們吃好喝好、睡好、免疫功能好，適當的用一點藥物。” 病人們都用些什麼藥物？在外行看來很神秘，朱蕾卻說並不”複雜“。“病人焦慮了用一點抗焦慮的藥物，他不願吃飯了，用一點提高胃口的，當然也用一點提高免疫功能的藥物，這可能對他有幫助。”他淡定地表示。不過，說到重病人，朱蕾就嚴肅了起來。“重病人的治療方案就不一樣了。有一部分重病人的心率上不去，從醫學上來說，這是我們意料之外的。 “這個意外沒有造成後果。一般病情發展變化和常規變化不一樣，我們就會認為病人可能有問題。我們治療了一批病人了，在預估範圍之內病情‘大起大落’的情況沒有出現。”朱蕾說，“這個病和普通的重症肺炎是不一樣的，它有高傳染性，所有的判斷、評估、治療都要考慮到防護因素。所以特殊性就在這裡。” “上海的重病人沒有武漢多，我們對病情有預判，目前沒有出現過突發的意外狀況。但是說句不好聽的，這個病到現在沒有特效藥，治療指南也一直在調整。所以我們要反思，在治療的各個環節如好做到關口前移，防止病情往更重的方向發展。”
因高血壓被“勸退”，第二天就忍不住想“復工”
3月2日，由朱蕾、胡必傑、張文宏等專家共同執筆、被稱為新冠肺炎救治“上海方案”的《上海市2019冠狀病毒病綜合救治專家共識》正式發布。但這一天，朱蕾卻因為連日睡不好覺，血壓常常上200而被“勸退”。離開醫院的那一刻，他搖下車窗，依依不捨地看了病房大樓一眼。“真不想走，但身體實在吃不消。”朱蕾說，“那時候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嗓子疼。”
一個月來，一批批新冠肺炎病人從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出院，現在醫院裡只有20多名病人了，但朱蕾顯然還是放心不下。剛在家休息了一天，他就要求“復工”。“還有幾個重病人，想去看看。”朱蕾說。考慮到身體原因，朱蕾的請求被拒絕了，但在他的堅持下，僅在兩天後，他又重返崗位，再次啟動7*24小時工作模式。 17年前，他衝鋒在抗擊“非典”一線，如今17年過去了，他依舊沖在第一線。“我們不上，誰還能上？” 但朱蕾心中也有個“遺憾”。“我們呼吸重症醫學的人才太少了，培養一個高水平呼吸重症專業醫生需要5-10年的時間，而且必須耐得住寂寞，這很不容易，但我們必須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