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秋风起，鲈鱼肥”。
《世说新语》里有一个与鲈鱼相关的故事很有名：西晋文学家张翰是南方人，他曾来到当时的首都洛阳，在齐王司马冏的官府里担任东曹掾。后来有一天，张翰见秋风乍起，想起了老家吴中的菰菜羹和鲈鱼脍，便说：“人生在世，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顺应自己的内心，为何要跑到离家数千里的地方来追求浮名浮利呢？”
于是，张翰就辞职回家了。没过多久，司马冏便在八王之乱中败亡，他手下的两千多名党羽也没能幸免，而张翰因为已经辞官回家，所以逃过一劫。当时的人都认为：鲈鱼脍虽然好吃，但张翰辞官回家的主要原因是见机行事，趋吉避凶。
当然了，张翰辞官回家也能以想吃鲈鱼脍为原因，可见鲈鱼味美天下知。魏晋时期的人们喜欢吃鱼，吃的方式还是“脍”，即将鲜鱼切成片，蘸调料食用，就是现在人们说的生鱼片或者鱼生。
《世说新语》里还有一个吃生鱼片的故事：东晋名士张玄担任侍中时曾经乘船出使江陵，半路上见有个人提着半小筐活鱼在岸边，对着船上叫道：“我筐子里有点鱼，想请你们帮忙切成生鱼片。”张玄听了，就将船靠边让这个人上船来。
这人上船后，张玄问他叫啥，他自称刘遗民。张玄听了后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刘遗民也是当时的名士啊，便想着和他多交流。不过，刘遗民知道了张玄是奉命出差的钦差后，热情就大为消减。吃完了生鱼片，刘遗民就迫不及待要走，还说：“刚才捉到这点鱼，想着您的船上一定有切鱼片的餐具，所以才来打扰的。”刘遗民是个隐士，知道张玄是官场中人，于是不愿和他过多地深谈了。
除了吃河鱼，那时候的人们还吃海鱼。东晋的晋孝武帝司马曜有一回和大臣虞啸父一起吃饭，酒过半巡，突然发问：“老虞啊，你说你在门下省，怎么从来也没见你献过什么东西上来？”虞啸父老家在江南，而且特别有钱，又靠近海边。他听了皇帝的话，以为老板是在向自己要礼物，赶紧回答说：“现在天热潮湿，还没法制作各种鱼干虾干，等过阵子干燥些，就能将这些好东西献给皇上。”孝武帝听了拍手大笑。
《世说新语》里还提到过，西晋的文学家刘宝年轻时经常去草泽打鱼。的确，鱼儿是大自然的馈赠，对于隐士们来说，他们可以乐得自在，在山水之间捕鱼而食，何况鱼肉也是改善伙食的一种好选择。所以，有些有钱的地主，还会选择自己用池塘养鱼。
比如东晋的权臣桓温家里就养了鱼。当时的名士郝隆名气很大，便想着投奔桓温，让自己的才华有一个展示的舞台，谁知道桓温就给他分配了一个“蛮府参军”的岗位。蛮府是当时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官署，至于参军，相当于参谋或者幕僚。
到了三月三日上巳节，桓温组织手下的员工们聚会，并提出了一个要求：参加聚会的人都得作诗，作不出的要罚酒三升。郝隆一开始没有作出来，被罚喝了酒。喝完之后，他看见桓温池子里的鱼，突然灵机一动，趁着酒意，提起笔来写了一句：“娵隅（jūyú）跃清池。”在场的领导和同事看了这句话都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郝隆写的什么。
于是桓温便问他：“娵隅是什么东西？”郝隆回答：“蛮语里就把鱼称为‘娵隅’啊。”桓温说：“你作诗用什么蛮语嘛！大家都看不懂。”郝隆回复说：“我辛辛苦苦、不远千里地来投奔您，才当了个蛮府参军，哪能不说蛮语呢！”
不过，当时的普通人要想常常吃到鱼肉也并不容易。比如，晋代名士王承在东海郡主政的时候，手下有个小吏偷了他池塘里养的鱼，主簿知道了后便要追查这件事。王承却说：“当年文王的狩猎场都与老百姓们共享，这区区几条鱼有什么好吝啬的。”毕竟，小吏来偷鱼，肯定是因为兵荒马乱吃不上饭所致。
正是因为鱼肉也难得，所以人们吃不完的鱼往往会腌制起来保存。晋代的将领陶侃年轻时曾在一个小县城里做过监管鱼梁的小吏。“鱼梁”是当时捕鱼的一种筑堰设施。有一天，陶侃为了孝敬母亲，便送了一罐腌鱼回家。
她母亲见了，感觉不是滋味，便将腌鱼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而且还写了一封信责备他：“你现在管渔业，那你这罐腌鱼是不是公家的东西？你现在还是个小吏就敢拿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让我更加担忧啊。”
陶侃出身贫寒，然而，他的母亲却公私分明，坚决不贪小便宜。最终，出身底层的陶侃打破士族大家的垄断，在晚年时位极人臣，并且在乱世之中得以全身而退。不得不说，陶侃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母亲的言传身教是功不可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