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谢世的黄准，作为新中国第一位进行电影音乐创作的女作曲家，曾为《红色娘子军》《女篮五号》《牧马人》等电影谱写了家喻户晓的音乐。
2021年，解放日报记者曾在华东医院专访黄准。回望自己的创作生涯，她说：“关在房间里，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必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理解时代。”
谢晋导演曾经“批评”黄准：“你这个人太简单了！”黄准说，自己的脑海里只充满着音符。那些音符不是凭空而来，来自天南海北、五味杂陈的人生。
她自己的人生，何尝不是一首歌、一部电影？
2021年4月，陈俊珺摄于华东医院
一个被送往延安的“邮包”
1938年初秋，一辆破旧的烧炭长途汽车即将从贵阳出发。12岁的黄准提着一个小小的藤箱踏上了车。透过车窗，她看见姐姐在向自己招手。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一个邮包。身边素不相识的大哥将把她送到她日思夜想的接收地——延安。
长途车在山路上颠簸着，和上一次坐长途车一样，黄准剧烈地呕吐着。可这一次，她的身边已经没有母亲的照顾。她对自己说，国民党的监狱我都坐过了，这点苦不算什么。
就在不久前的8月13日，黄准随“民先”队员们上街示威游行。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组织。12岁的黄准远没有到参加这个团体的年龄，但时常与“民先”队员在一起活动的她，坚持要参加那天的游行。
一路上，他们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呼着口号前进。在一片混乱中，黄准与队员们被全副武装的宪兵押送进了监狱。在审讯室，一个国民党警官对她高声喝道：“小小年纪，为什么要跟着大人示威游行？你这样是要杀头的！”“你们不让我们抗日，你们才应该杀头呢！”黄准觉得，此时的自己是一名战士。
在中共地下党的积极营救，以及邹韬奋发表的《八一三贵阳青年厄运》的影响下，黄准等人终于被释放了。
黄准的原名叫黄雨香。身为家中的第二个女孩，她从小饱受祖母的冷眼，父母却视其为珍宝。黄准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军官。1937年，黄准的姐姐准备随丈夫邵公文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临行前，父亲让母亲带上黄准与姐姐同去。“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姐夫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的这个决定等于是把我们托付给了中国共产党。”
从国民党监狱被释放后，姐夫邵公文告诉黄准，她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贵阳念书，另一条路是去延安。“我要去延安！”黄准很早就听姐姐与姐夫说起过延安。那里有一所可以学习唱歌、演戏的学校，名叫鲁迅艺术学院。
“延安两个字就像一颗火种，我高兴得简直要飞起来了。”回忆起当年的情景，95岁的黄准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她对记者说：“那时候，延安在我心里是自由、是爱国、是希望。”
去延安前，黄准决定改个名字。姐姐拿来一本字典，黄准闭上眼睛，随手翻了几页。睁开眼，只见手指落在了“准”字上，就是它了。
“邮包”黄准从贵阳出发，经重庆、武汉，终于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路上，先后有四位大哥护送她，有一位身上还带着伤。“我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这辈子都感激他们。”
从西安到延安，还有八百里路程。办事处的同志见黄准年纪小，让她等汽车来了，再坐车走。可黄准决定随一群年轻人一起步行到延安。才走了不到两天，她的脚下就长了许多血泡，她咬着牙随着队伍一拐一拐地前行，好几次，都饿晕在路上。
终于，巍巍的宝塔出现在他们眼前。一队青年迈着整齐的步伐迎面走来，他们唱着：“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
1940年，黄准在延安鲁艺的后山坡
冼星海老师背着我过河
经过考试，黄准进入了梦想中的鲁迅艺术学院。
“我们十几个人住一个窑洞，窑洞里除了一个大炕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们每天都穿着灰军装，我那时个子小，上装长得过了膝盖，袖子和裤腿要卷起一大截，样子有点可笑，但我心里却非常得意。大家都叫我‘小鬼’。”回忆起延安岁月，黄准仿佛在讲昨天的故事。
刚到延安不久，黄准就经历了一次大轰炸。11月的一天，轰炸又开始了，她赶紧随同学们跑到山脚下一个很小的防空壕里躲避，吕骥老师也在那里，身边还站着一个陌生人，那人个子不高，说话带着广东口音。他，就是冼星海。
黄准在鲁艺起初读的是戏剧系，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个调皮鬼在排练时总是进不了戏，有时候还会笑场。”热爱音乐的她很想转去音乐系，她忐忑地找到了当时的音乐系主任冼星海。冼星海记得眼前的这个小女孩，刚到延安不久，他写了一首《生产大合唱》，黄准曾在其中扮演过一只小羊，乐感很不错。冼星海答应了她的请求。
黄准记得，冼星海住在东山的一个窑洞里，偶然收到一点稿费，便会请学生“改善生活”，吃一顿肉。“我们出去演出，要经过延河，下大雨或发大水后，我们这些年纪小的女同学没法蹚过河，星海老师就会同其他老师一起背我们过河。”
冼星海背着黄准过延河，也引领她进入音乐的世界。冼星海主张中国的新兴音乐是“中国的、民众的、通俗的，要有新的旋律、和声”。他说，我们的民族是“歌咏民族”，抗战歌曲是通过大众、通过斗争反映出来的民族呼声。“他告诉我们，没有内涵、没有思想，只讲技术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他要我们到生活中去感受、去体验，一定要用‘心’来表达音乐作品的内涵和情感。”这番话影响了黄准此后一生的创作。
除了教作曲，冼星海也教指挥。窑洞里没有镜子，他就自己充当镜子，把同学的姿势模仿给大家看。黄准常常被冼星海模仿，不是一个肩膀歪了，就是双臂缩着张不开，逗得大家直笑。
1939年，冼星海与光未然创作了《黄河大合唱》，正式演出前，乐队却组织不起来，因为当时找不到多少像样的乐器。于是大家用葫芦瓢做中胡，用油桶做低音胡。打击乐器不齐全，冼星海就找来了几个大瓷缸，里面放几把调羹，一摇一晃，为乐队增添气势。就这样，《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上演了。
“星海老师在鲁艺只待了一年多。后来，我随李焕之老师学习作曲、指挥，随郑律成老师学习声乐。星海老师1940年去苏联学习，永远地‘留’在了那里。我能够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演唱《黄河大合唱》，是我一生的幸运。”
年轻时的黄准
回头一看，那人正是毛主席
1943年的春节，是黄准在延安最幸福的日子。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后来到鲁艺，号召大家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此后，鲁艺的师生们走出课堂，组建了一支秧歌队，走上街头、走进学校……
大年初一的一早，秧歌队来到了杨家岭。他们从山下扭到山上，一直扭到毛主席等领导人的住处。黄准印象中，此时的院子已经坐满了人。她和队员们随着乐队的旋律扭进了场。他们打了个圆场，席地而坐，等着节目依次演出。
此时，黄准忽然感到有人把一件衣服披在了自己的身上，她回头一看，身后坐着的，正是毛主席。毛主席对秧歌队说：“好，很好！你们的方向是对的！”
从鲁艺毕业时，黄准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歌唱家。1946年，鲁艺文工团在大连演出《黄河大合唱》，她曾担纲女声独唱的重任。她甚至梦想着自己唱的那段《黄河怨》能被搬上银幕。
那一年，20岁的黄准带着这份理想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剧团。为了展现自己的声乐才华，她写了一首女声二重唱歌曲，在厂里的春节联欢会上与同事一同上台演唱。没想到，她的作曲才能吸引了厂领导的注意。
不久后，厂里交给她一个任务：为电影《留下他打老蒋》作曲。尽管黄准在鲁艺时学过作曲法，但学得比较浅，由于条件有限，许多乐器连见也没见过。她决定先下生活，再学技巧。于是，她随摄制组到农村，投身于土改运动，还学习东北民间的“二人转”与东北秧歌。
几个月后，21岁的黄准完成了她人生的第一部电影主题曲《军爱民、民拥军》，这首歌很快在东北地区流传开来。一心想成为歌唱家的她，从此走上了作曲家的道路。
“向前进，向前进”
1959年，是黄准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第6年，她已为张骏祥导演的《淮上人家》、吴永刚导演的《秋翁遇仙记》谱曲，还与谢晋合作了电影《女篮五号》，由她作曲的女运动员之歌《青春闪光》广为传唱。
初夏的一天，黄准刚走进上影厂的大门，就听到有人叫她，回头一看，是谢晋导演。“我有一个剧本要给你看。”黄准接过剧本一看，标题是《红色娘子军》。回到家，她一口气就把剧本读完，并被传奇般的故事吸引了。
第二天，黄准找到谢晋，表示自己非常愿意为这部电影作曲。一般来说，作曲人员都是在摄制组正式成立后才参与其中。黄准却成了《红色娘子军》摄制组除导演之外的第一人。
谢晋与黄准先到广州找到该剧的编剧梁信，也就是电影中“娘子军连歌”的词作者，一起去了海口。那是黄准第一次踏上海南岛，琼剧《红色娘子军》中优美而委婉、高亢而略带悲凉的旋律，深深打动了她。回沪之后，她把海南带回来的曲谱读了一遍又一遍。
第二次去海南，是为了选外景，黄准被任命为摄制组的党支部书记。他们沿着娘子军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一路探访。在原始森林，蚂蟥爬上了黄准的腿，她被叮得鲜血直流。“谢晋导演为我拍掉了一条，可接着又爬上来一条，最后还是向导弄来了盐巴，让我们抹在腿上，才顺利走出了森林。”
尽管这一路遭遇了当年在延安也不曾经历过的艰苦与惊险，但黄准觉得很充实，因为她沿途搜寻、分析了海南音乐中更符合《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元素。
选外景结束后，《红色娘子军》摄制组正式成立。黄准与谢晋第三次去了海南。他们找到了几位当年的娘子军战士，把她们请到摄制组和演员们生活在一起，教演员们用枪、打绑腿。黄准则请她们唱了不少海南民歌和革命歌曲。
黄准与谢晋原本打算，在电影中用一首现成的“娘子军连歌”。“我缠着老红军，请她们回忆一下当年的连歌，可是她们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有这么一首歌。”黄准不甘心，又想办法去当地的文化馆等地搜寻“娘子军连歌”，可每每都是失望而归。
她决定，自己写一首连歌。没想到，谢晋对此很不赞成。其他创作人员也希望黄准还是找一首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或者索性就用那首歌作为连歌。
黄准急了，她坚持要自己写。“其实，那时我脑海里已经初步形成了旋律。”黄准设想的这首连歌是一首进行曲，这不是一般的进行曲，而是带有海南风味，写给底层受压迫妇女的进行曲。
等黄准写出第一段的初稿，唱给大家听之后，再也没有人要她去寻找现成的歌曲了。
“我记得这部电影一共修改了三次。戏改，我也改。音乐改了三次，录音也录了三次。反复修改时，我不仅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很高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黄准希望，自己写下的音乐不留遗憾。
为了最后一次混录，黄准在录音棚一连打了好几晚地铺。那天，听着自己写的音乐，她不知不觉间流下了眼泪。一旁的谢晋问：“你怎么了？”“我今后大概没机会再写出这么完整的电影音乐了。”
“以后的好戏多得很，会有你的好戏的。”谢晋说。
《红色娘子军》上映后不久，黄准偶尔在报纸上读到一篇短文：“电影中的‘娘子军连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在街头巷尾到处流传。”她有点摸不着头脑，想上街“勘察”一下是否确有其事。刚下电梯，就看到一个孩子边玩边唱“向前进，向前进……”。
在黄准看来，《红色娘子军》不仅给她机会写出了一首“娘子军连歌”，更难得的是，给了她较为完整的音乐创作空间，让她在整部电影中将这首连歌的主题进行充分的变化和发展。这在她日后的创作生涯中是鲜见的。“我认为，这部电影音乐的成功，不仅在于一首好歌，它还是一部有着完整音乐结构的交响诗。”
黄准与谢晋
艺术家要感谢生活
黄准至今记得谢晋导演经常“批评”她的话：“你这个人太简单了！”
“他说得没错。我这个人比较简单，脑海里只充满着音符。”记者眼前的黄准，笑容是那样纯粹。她脑海中的音符不是凭空而来，那些跳动的音符来自生活，来自天南海北、五味杂陈的人生。
黄准曾为50余部电影、20部电视剧作曲。每接到一个新的剧本，她的第一件功课就是想办法深入影片中人物的生活。
“关在房间里，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必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所以我一直觉得，艺术家要感谢生活。”黄准说，“要写出好音乐，还得投入感情，把握准情绪很重要，创作要等到情绪恰好的那一刻！”
哲学家宗白华说过：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黄准的艺术灵感正是来自一个个难忘的刹那。
为电影《淮上人家》作曲，她随摄制组到安徽淮河地区体验生活。20世纪50年代的淮河不是发大水，就是干旱得连水都喝不上。几十人的摄制组在当地根本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得挤在一条租来的木船上。在修建佛子岭大坝的工地上，她和工人们一起在大伏天里劳动。正当汗流浃背时，一首安徽民谣“淮河宽来，淮河长……”给了她灵感。
拍摄电影《燎原》前，黄准来到安徽煤矿。接到下井参观通知的前一夜，她没睡好。在矿区，女性通常是不能下井的。第二天一大早，当穿上又长又大的矿工服、套上长筒靴、戴上矿灯时，黄准突然想起自己12岁初到延安第一次穿上军装的那一刻。
《燎原》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煤矿工人反压迫的故事，向导把他们带进了一条过去遗留下来的旧矿道。在黑暗中爬行时，在呼吸困难的那一刻，在终于看到光明的刹那，黄准找到了音乐的灵魂与基调。
为了给动画片《小猫钓鱼》写一首儿歌，黄准有一段时间每天去幼儿园观察孩子们的特点。她与小朋友一起做游戏、吃点心，努力摸索儿童的心理。一首“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传唱至今。
“这首《劳动最光荣》是我1951年到上海工作后，交出的第一份答卷。那时候我被分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年后调去了上影厂。一转眼，我在上海已经工作生活了整整70年了。”黄准说，因为这首曲子，她收到了许多观众的来信，几乎所有人都以先生或叔叔、伯伯称呼她，还有小朋友叫她“黄准爷爷”。
黄准喜欢给孩子们写歌，除了《小猫钓鱼》，她还为《好朋友》等动画片创作音乐。2007年，她与李岚清同志共同创作了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节歌《张开银幕的翅膀》。
在黄准看来，要创作出好作品，离不开好的机遇，更要“理解时代，找准时代精神”。写电影音乐如此，写电视剧歌曲也是如此。
1982年，黄准答应为电视剧《蹉跎岁月》写一首主题歌，却一直苦于寻不到理想的歌词。那天，她刚从外地出差回家，丈夫吕蒙告诉她，云南来了长途电话，担任这部电视剧编剧的叶辛写了一首词。“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看到丈夫中风后用左手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黄准心中既激动，又感激。
她飞往剧组所在的云南，与导演深谈后，在那里写下了《一支难忘的歌》。这首歌经关牧村的演唱，风靡全国。此后，《中国姑娘》《廖承志》《东南游击队》《滑稽春秋》等电视剧导演纷纷找到黄准，请她操刀。
多年前，吕蒙、黄准夫妇与张骏祥、周小燕夫妇是隔壁邻居。有一年春节，黄准到周小燕家中做客，看到客厅里挂满了学生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卡，黄准羡慕不已。黄准说，自己一生很少交友，疏于讲话，埋头创作时，甚至几天都不和家人说话。每当她伏在写字台边，脑海里就会随着电影的画面浮现出各种音乐，时而欢腾、时而忧伤、时而壮烈……那是一个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的音乐世界。
黄准说：“尽管我对周先生从事的工作无比羡慕，但我对自己永远处于幕后、埋头苦干的工作也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