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略知一二》书影电影作为七大艺术里最年轻的艺术形式，却是最被大众所接受的。你很少能见到一个从不看电影的人，但是电影应该如何鉴赏，却是一门学问。导演贾樟柯在新书《电影，我略知一二》中，分享了他的“电影学习经验”，面向大众讲述了他对电影的一些看法。比如下文中，他讲到，理论看起来是个虚无的东西，却是一个导演最深层的内核；纪录片看起来看起来只能基于现实而拍摄，却是一种相当自由的形式。对于很多人来说，电影好不好看是很直观的感受。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力不尽相同，如果能掌握一些基本的电影规律，对接受不同风格的电影，特别是各自经验范围内不熟悉的那些电影会有一些帮助。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个人的创作一直得益于理论的滋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读书的时候，像我所在的北京电影学院93级，是所有的专业都招，有很多关于创作的专业，如导演、摄影、美术，教学偏重于创作实践。而我是学电影理论的。当时，在同学中间就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学理论没有用，对于创作来说理论太遥远、太枯燥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分辨不清，对我来说，因为刚接触到电影，而我的专业是电影理论，我必须去好好学习自己应该学的，其次才是去学其他专业的一些课程。
北京电影学院的课程设置很科学，我们在大一、大二有很多不同年级各系都要上的公共课，包括电影摄影，我们也学了两年。教过我们的老师，有穆德远老师、赵非老师。电影录音我们也有专业课，表演也有。对于我们理论班的同学来说，这些课程会更偏理论一些，但是比如说摄影课，我们也是从拍黑白照片到照片的冲印都要学。那时候还有暗房技术，还要学暗房，从拍照片，到自己去冲洗、接触到胶片，慢慢地去掌握胶片的基本原理。电影是具有实践性的，有技术门槛，理论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那时候我确实不是太清楚。它不像学习专业技术那么显而易见、立竿见影。比如上导演课，什么是轴线？什么是跳轴？这堂课上完了确实能学到具体的东西，在创作的时候也会经常面临这个问题。摄影也是，学习胶片原理，掌握不同镜头的特性，有了这些知识之后，在实践中马上可以使用，可以印证。但是理论是一个虚无的东西，在实践中往往感觉碰不上，所以大家就觉得理论好像可有可无。然而随着电影工作的深入，我后来觉得，如果电影技术是保证电影物质呈现的基础，可以比作创作者的“硬件”的话，那么理论就是创作者的“软件”。电影理论首先带来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对电影这种艺术媒介的理解和认识，简单来说就是：什么是电影？第二个就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怎么理解人？我觉得后一个可能更重要。关于第一点，媒介认识方面的理论，我想举一个关于电影叙事的例子。我们读书的时候，电影的剧作理论，一开始是非常偏向于俄罗斯式的，也就是苏联的剧本创作方法。因为那时候我们剧作课的主任教员是王迪老师，他是留苏回来的，所以他非常讲究剧本的文学性：剧本要可以发表，剧本要可读，它不仅要可以支持拍摄工作，而且要可以供人阅读，它得是一个文学作品。后来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设立美国剧本方法的课程了。我记得有两个胖胖的美国老师来给我们做短期的剧本训练，他们的教育方法和思路就完全不一样。他们不要求剧本成为一个文学读物，而是要求它更像一份“施工蓝图”。第一堂课的时候，美国老师就问了学生一个问题：“如果想让一个人的命运发生改变，你们觉得有什么方法？”当然他是指在剧本中，我们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知识改变命运”，我就开玩笑回答说：知识。这其实有些搞笑的成分，同学们都在笑我。老师对我说：“你讲得太笼统了，剧本需要具体的动作支持。比如让你的人物离开家去外地上学，就可能改变命运；比如说让人物搬家，他会改变；比如生病，他会改变。”他举了很多例子，完全是另外一种剧本的创作思路。苏联和美国的创作体系都是高度理论化的，当你对比这两种体系的时候，当你掌握了这两种不同理论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是要选择哪一种、放弃另一种，而是说这两种方法，它们会融为一种属于你自己的方法。我记得在苏联式的剧本创作理论中，从来没有谈过叙事的跟踪性，因为解冻时期以来的苏联剧本很讲究抒情和诗意，基本上不强调叙事的效率。但是美国的剧本创作理论首先就是跟踪性。何为跟踪性呢？就是观众从看电影的第一分钟起，被什么动力牵引能够一直看完90分钟，是什么在吸引他？是充满悬念、不断递进的情节，还是氛围？这种跟踪性是由什么造成的？我大量的剧本写作，基础的创作方式都是苏联式的，因为我觉得剧本的遣词造句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工作基础，并不单单是为了发表或者被读者阅读，而是说你要用相对生动、准确的词语，让你所有的工作伙伴，包括演员、摄影师在内，理解你想要创造出来的电影氛围。但是，我又觉得我深受美国电影理论中叙事跟踪性的影响。这种叙事的跟踪性，确实是需要你内在有一套办法，无论是将它建立起来，还是打破它，都会让叙事变得具有自我生长性，至少会有递进感。我的第二部电影《站台》的初稿，我一开始特别不满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满意。我觉得很多细节方面的回忆与想象写得很准确，但整体上总是缺点力道，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突然想起美国剧作理论中的“跟踪性”问题，我发现当时的剧本确实是缺乏跟踪性的。初稿《站台》到了叙事的中段就有点像俄罗斯套娃，看着很丰富，但揭开一个其实跟第一个一模一样，再揭开一个跟第二个一模一样，再揭开一个跟第三个一模一样，都是同样一种面貌，只是体积由大变小而已。之后，我看到的很多电影其实在叙事上都有一个很大的通病：推动性不够，递进性不够，一直在重复，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这种剧作上的递进性不足，我把它称为“俄罗斯套娃”问题。这个时候，在你需要下判断的时候，理论就变得很重要，所谓理论，就是前人对创作经验的总结。理论不是信条，不是说理论要求有叙事跟踪性，你的电影就必须要有叙事跟踪性，你可以反叛它，但是你要懂这个东西，你要理解创作的常态是什么、常规是什么。当你成为一个叙事的叛逆者，要反叛它的时候，你应该有很清晰的认知，知道你在反叛什么。这不是乱来的，不是乱反叛的。这就是理论认识在创作方面的小小的指导，它给创作者提供做判断时的参照。我觉得无论是作为编剧，还是作为导演，特别是作为一个导演，很多时候是在做判断性的工作，就是做决定。小到同样五个道具摆在那里，你究竟挑哪一个；大到挑演员，再到叙事方式的选择、情节的取舍、人物的设置，所有这些东西无时无刻不需要做判断。而在做判断的时候，我觉得一部分是靠直觉，但更多的时候，往往需要理论的支撑。之后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同行，我发现能够长时间保持比较高的创作水平、保持旺盛创作力的导演，他们往往都有自己的一套电影理论。像已经过世的导演阿巴斯，可以说是一个电影理论家；像奥利维耶·阿萨亚斯，他不仅是一个电影理论家，还是一个电影史学家。像马丁·斯科塞斯，在2002年的时候，我去他的工作室做客，那时候他正在剪辑《纽约黑帮》这部电影。他给我看了一些片段，然后说他为了剪这几场戏，这两天一直在看爱森斯坦的电影和他的理论书籍。我想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语言跟蒙太奇式的爱森斯坦的语言，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是他能够在他要做决定的时候，回到电影史，回到启发过他的导演们，在这些导演的理论里面来寻找他现在的位置，寻找他此刻做决定的一些依据。以上这些都是从具体的创作技巧层面来说的。再说第二点，从更大的层面来说，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电影就是解释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我们必须带着我们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方法来进行创作，这些眼光和方法来自于更大的哲学层面，来自于我们基础的人文素养。这些人文素养的形成有可能是综合性的，比如说：你是不是接受过女权主义的一些理论？是不是在性别问题上有你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是不是接受过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在重新书写历史的时候，你重视什么？从新历史主义开始，我们重视个人的个案、重视细节，这些都会反映在你怎么调动你的电影，去反映你想反映的世界。比如我们读书时开始流行后现代理论，会看一部电影中的思考是不是建立在某种后现代精神上。如果当整个社会看问题的方法已经处在一个解构的阶段时，如果你还在建构一个封闭的、上帝式的视角，你看待世界的方法可能就显得保守了。现代理论的学习，让我们更加贴近于人类目前理解问题、处理问题的前沿。所以有的电影一出手，就是一部现代电影；有的电影一出手就是一部，也不能说保守，叫它前现代电影吧，它就是一部旧的电影，它出产年月可能是2020年1月，但说得绝对一点，它可能是一部很过时的电影。为什么会过时？因为它看待世界的目光是旧的，是陈腐的。怎么保持一种新鲜的目光，这取决于我们对人类思考这个世界最新进展的一些理论的掌握情况，这些理论要变成我们的“软件”。暗房技术中使用的放大机，暗房技术可以直接控制影像制作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通过学习这些理论，我们变成一个现代人，我们具有了现代精神，我们的电影才能有现代精神。如果你停留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那种对世界的认知，比如说“非黑即白”，这就是过去的认知模式，你今天理解这个世界还是用“非黑即白”的模式的话，显然相对来说你的精神可供当代人分享的部分就会显得落伍。所以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理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自我建设。当你不停地吸取理论，成为一个具有当代精神的人的时候，你基本上才能够保证你的电影是当代的。你可以拍古代，可以拍未来，你也可以拍此时此刻，但是想让电影贯穿当代精神，需要你这个人是一个当代人，否则就算你拿到一个非常有当代精神的小说原著，也可能把它改编得缺乏新意。比如说《赵氏孤儿》，我从九十年代开始就看过非常多《赵氏孤儿》的故事和改编的剧本，各种各样的版本。同样一个故事，但不同版本的改编有不同的侧重点。我记得其中有一本小说，我特别喜欢。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思考，就是：仇恨是不是应该被继承？我觉得很新颖，一个古老的中国戏曲故事，在一个翻写的小说里面，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要不要继承这些仇恨？要不要继承这笔血债？它跟个体有多大的关系？我觉得相对来说这就是一个新的思考。一个同样的古代的故事，它可以有这样一种新的角度。有的改编跟几百年前的元杂剧没什么区别，还是忠臣良将，那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还要重复地讲述它？这表明写作者本人的系统还是一个陈旧的系统。这也就回到了这一讲的主题——电影的新与旧。所以，我觉得理论会帮助我们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电影工作者，或者说具有现代精神的观众，我们需要通过继承前人理解世界的方法，形成一种当下的观点。如果用文学来类比电影，大多类型片或许可以类比为小说，某一些电影可以类比为散文或者诗歌，纪录片则可以类比为非虚构文学。作为世界上最早诞生的电影形式，纪录片始终在电影艺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最近常常有人说，贾导，你又拍了一部纪录片，拍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那什么时候再给我们拍一部电影啊？这让我很疑惑，为什么要把纪录片和电影对立起来，纪录片不就是电影的一种吗？我明白，这些朋友所说的电影，就是虚构性的作品，也就是通常说的故事片，但是非虚构性的纪录片当然也是电影，而且是最早的电影形式。电影最初发明出来，导演们就开辟了两个传统。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工厂大门》是电影纪录传统的开端，这是第一个传统。1895年拍摄的《工厂大门》，摄影机对着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人们看到女工们穿着衣裙，戴着软边的帽子，帽子上还插着羽毛，三五成群，边说边笑地步入厂区。在《火车进站》中，我们可以看到火车站的月台，男女老幼正在等候火车的到来，列车从远处驶向站台。卢米埃尔兄弟是室外实景拍摄的先驱，《火车进站》是最为典型的一部作品：摄影机架在站台上，朝向远处延伸的火车轨道。站台上空无一人，景深处一列火车迎面驶来，火车头驶出画框左沿站台停下，旅客们上下火车。其中有一位少女在摄影机前面迟疑地经过，并露出自然的、羞涩的表情。火车离开站台驶出画框。在这部影片中，物体与人物时远时近，不同景别的视觉变化，形成了纵深的场面调度，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长镜头”。乔治·梅里爱的电影则脱胎于魔法剧院。梅里爱是魔术爱好者，他当时买下了魔术师罗培·乌坦在巴黎创建的剧院，他也成了魔术“导演”，他的魔术剧不但有他发明的独特的魔术道具，还有剧本。1895年12月28号，当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他们拍摄的电影时，邀请了许多巴黎名流，其中就包括当时还是魔术师的梅里爱。梅里爱一下子就被电影这个新鲜的东西给迷住了，他认为电影是比魔术更高级的魔术。梅里爱打算买下卢米埃尔的电影设备。到放映结束后，他找到了卢米埃尔的父亲安托万·卢米埃尔，提出购买这款摄影机和放映机，但最后他被卢米埃尔父子婉言拒绝了。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做他的电影梦，他开始“弃魔从影”，走上了电影道路。梅里爱受到当时照相馆的启发，把自己家的花园和厂房改建成世界上最早的摄影棚。在摄影棚的环境里，1902年，梅里爱根据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和威尔斯的小说《第一个到达月球上的人》，拍摄了一群天文学家乘坐炮弹到月球探险的情景，即著名的影片《月球旅行记》，这部电影也被认为是科幻电影的先驱。梅里爱的电影开拓了电影的另外一个传统，即虚构叙事的传统。他发明了各种电影特技，用电影拍摄已经在舞台上加工过的、虚构的生活图景。在欧美的很多电影学院里，纪录片是每个学生的基础课，就如纪录片是电影最早的形式一样。事实上，纪录片考验一个创作者高度的创作自觉性和敏锐性。因为当你决定拍一部纪录片的时候，你要拍摄的东西带有一种未知的、偶发的情况，导演要对这种情况做出第一反应。这个反应既是内容的反应，也是形式的反应。也就是说，导演在同一个时间要做出两个决定，一个是决定“拍什么”，另一个是决定“怎么拍”。“拍什么”是内容的问题，“怎么拍”是方法的问题，是电影语言的问题。因为导演所面对的拍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所以在纪录片拍摄现场，导演要在第一时间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并且同时判断采用哪一种方法捕捉和表现正在发生的情况是合适的。通常来讲，我们在构思一部纪录片的时候，拍摄前会有一个笼统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之下，导演要对事件、人物的走向有自己的预测和判断。一开始，导演可能想拍一个公共机构，比如美国导演怀斯曼拍《医院》，或者拍《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医院、纽约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空间的存在，我们可以预计到在其中会发生很多事情，但具体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可能想要拍一个派出所，如果我们有两三个月的拍摄周期，我们当然会在这个派出所中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但这些突发事件是什么呢，这些事件中的人是谁，没有人能够知道。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拍一个大的空间，大到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比如王兵的《铁西区》就是拍沈阳的一个传统工业区。而1972年安东尼奥尼导演拍摄的《中国》，这是一部鸿篇巨制。他带着摄影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去了北京、上海、南京、河南等地，遭遇这个国度的陌生人，捕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这样一个对西方人来说还很神秘的国度。纪录片也可以被预设为某种事件。比如说，荷兰导演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就是二战期间，中国正处于抗战阶段，伊文思导演带着摄影机，来拍摄这样一个国际性的事件。同样一个导演，也可以只是在拍一种天气，比如说他的短片代表作《雨》，并没有固定的人物与戏剧情节，仅仅是在拍摄一个城市下雨前、雨中和雨后的情景，形成一种诗意的、抽象的记录。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东京郊区的三里冢一带爆发了当地农民反抗为修建成田机场强占耕地的活动，小川绅介就带着他的摄制组住进三里冢，开始了持续十一年的纪录片《三里冢》系列的拍摄工作。1967年，他又拍出了以反抗东京羽田机场建设为主题的纪录片《现状报告书：羽田斗争记录》。我们也可以拍一个人，这个具体的人可能是一个下岗女工、一个医生，也可能是一个律师，他们的职业本身可能会吸引导演，但除去这样一个职业，他们的生活信息是什么，这些都是未知的。因此，首先纪录片拥有广阔的内容空间。更重要的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导演如何敏感地捕捉到摄影机前的一切，也就是说，你有没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和敏锐的捕捉力，能够将眼前的事件和情节捕捉下来。同时，也涉及怎么拍的问题，你是固定机位去默默观察，还是随着人物走动？在这刹那的反应中，你还要考虑现场的光线与拍摄人物之间的距离、角度，要考虑影像色彩的构成，等等。拍摄纪录片实际上面临两个角色，一个是人，一个是空间。人总是在空间里活动的，你首先要处理人，拍摄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另外还要拍他所处的空间，所以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两个被拍摄的主体。先观察这个人的特点，然后感受他的气质。空间其实也是一样的，空间本身有它的性格，空间本身需要你去感受它，去跟它对话。所以，安东尼奥尼导演说，每到一个空间，他先要沉默三分钟，他要跟这个空间对话，他把任何一个他要拍摄的空间想象成是有生命、有气息的，他要接受这种气息。因此，对于电影艺术来说，纪录片的重要性在于，它一直在开拓着我们对于未知世界的了解，也推动着我们对电影可能性的一种挖掘。在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导演也在完成结构的工作，还需要跟拍什么样的周边人物?还需要跟随人物进入到怎样一个空间?在拍摄过程中，导演的总体把握里就包括了结构性的工作，就像作曲家写音乐，如何形成复调关系，不同乐器如何产生和弦关系。纪录片的织体与和弦，是在拍摄过程中从现实中采样来的。你去拍什么、能捕捉到什么，建构着整部影片的开阔性，决定着视野是否开阔、角度是否多元。影片完成之后，导演面对浩瀚的素材，再次进行对具体情节、镜头的取舍，最终建立纪录片的结构。我觉得做纪录片的灵活性就在于你可以在拍的过程中去丰富它，去让它生长。纪录片可以说是最自由的。纪录片当然以真实性作为它最基本的伦理和价值观，但纪录片终究是一个艺术作品，在拍摄的时候，导演可以主动地去干预，或者预设行为，从而形成一种真实的记录，这不应该是被纪录片禁止的行为，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所以这些方法不存在能不能用的问题，只存在用得好不好的问题。比如说法国导演让·鲁什1961年的《夏日纪事》，他带着摄影机走在法国街头，向人们提出相同的问题：你快乐吗？这个问题是导演预先设立好的，但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与回答拍摄下来，却是一种真实的记录。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档节目，记者去问不同阶层的人同一个问题：你幸福吗？后来就诞生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笑话，有一位农民对记者说：记者同志，我不姓福，我姓曾。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它是有预设性、假定性的，可以说是某种虚构，但是不同的人面对这个问题，产生的却是真实的反应。这种方法被称为真实电影的方法，它包含了一种导演主观设定的情境，而这个主观设定的情境所产生的记录，却是真实的。比如雎安奇2001年的电影《北京的风很大》，也是将同样的问题提给不同的人，来捕捉他们第一时间、下意识的真实反应。我记得有一部德国电影，讲东欧剧变之后，原来东德的一家国营工厂倒闭了。电影主要拍摄了几位在这个国营工厂工作过的女工的故事，电影中出现的场景主要是她们现在生活的场景。但在电影的结尾，导演把她们带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工厂，这个工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停车场。三个女工被导演带入到这个真实环境之后，非常惆怅。最后她们慢慢把这个停车场的灯，也就是她们曾经工作过的车间的灯，一盏一盏熄灭，画面隐黑。这个结尾，是导演主观地把人物带到了一个可能产生情绪波动的场景，但是女工们进入到这种情境之后，她们的反应是感人并且真实的。所以说，纪录片实际上是相当自由的一种形式。最终，纪录片仍然应该在美学的层面考虑问题，导演们追求的不单单是内在的真实，更应该考虑的是美学层面的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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