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9日，苏州，崔健压轴迷笛音乐节主舞台。（视觉中国 图）
2000年4月的最后一天，北京香山脚下，一场完全免费、即兴而起的“音乐节”正孕育而出。这场音乐节由迷笛学校举办，本意是学生的汇报演出，举办地就在学校的礼堂内。
初夏燥热，校园里蒸腾着青草与荷尔蒙的气息，冰凉的免费啤酒安抚着躁动的心，24台音响汇聚成巨大音浪。
当时的举办地迷笛音乐学校礼堂的外面就是工地，热闹的音乐吸引了民工师傅，他们光着膀子，搭起梯子趴在墙头听。“我说进来吧哥们，然后他们全部进来了。” 迷笛音乐节创始人张帆曾在采访中回忆，“音乐就是这样，自由，没有等级，没有富贵贫穷，是最直接最朴实的事情。”
在欢呼与喧嚷声中，台上33支乐队近乎疯狂地表演，台下闪过亢奋的脸和舞动的肢体。多年后有人回忆，那两日时光简直如同乌托邦。
千禧年伊始，中国户外音乐节拉开了序幕，至今已经走过二十余年历史。到2023年，据统计，全年实际落地的音乐节数量多达560场，相当于全国平均每天都有1.5场音乐节正在上演。
“音乐节其实是一个文化节日，或者说大家比较有期待的一个游玩的概念。”作为多个音乐节的主理人，马武观察到，2018年以前的音乐节更加多元化，“好玩一些”。近年随着音乐节数量井喷，“导致供大于求，慢慢地市场弊端就会出来”。
摇滚复出，盈利百万
追溯中国音乐节的历史，1999年7月，在北京日坛公园举办的首届“喜力节拍99夏季音乐节”，算得上是中国内地第一个由国人主办的户外音乐节。
2000年迷笛音乐节的出现，则开启了21世纪初中国户外音乐节从沉寂到喧腾的序幕。首届过后，连续三年，迷笛音乐节继续在校园里举办，影响力逐渐扩大，并且在2004年时来到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举办了首次校外演出。这也是迷笛音乐节第一次公开出售门票，票价10元。
与迷笛音乐节同时期的，还有诞生于2002年、由"摇滚教父"崔健牵头的丽江雪山音乐节。在海拔三千米的风雨之中，几千名乐迷前来观演。流行歌手与摇滚歌手同台献技，一位纳西族老艺人清唱了音乐节主题曲，歌声与静默的雪山和空旷的四周融为一体。当时正是崔健倡导的“真唱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在音乐节舞台上，他宣称嗓子是人类的第一件乐器，并指责当时的春晚和《同一首歌》节目是假唱的代表。
崔健憧憬中国有一天能办一个音乐节，有上百万人参加。和早期的不少音乐节操盘手相似，他也有一个“伍德斯托克情结”。
1969年，正是嬉皮当道、“摇滚有理”的年代，美国伍德斯托克举办了为期四天的音乐节，40万乐迷体验了狂热的音乐生活。李安导演的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也曾记录这一人类历史的奇观。
李安导演的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剧照。（资料图）
中国的摇滚青年大多滞后地经受过伍德斯托克录像带的精神洗礼，他们向往着那种象征爱与自由的乌托邦，但不敢相信那一切真的会出现。
2004年的贺兰山音乐节，是另一个让乐迷念念不忘的大型户外摇滚音乐节，此后也以中国第一个盈利的音乐节而闻名。贺兰山脚下是一片荒漠，离银川市区约37公里，主办方原本预计现场能来1万人就很不错了，结果最后竟吸引来12万人次观众。强大的演出阵容和雄厚的房地产赞助为音乐节的成功提供了保障，100万元的盈利缔造了中国摇滚界的神话，但由于投资方资金链断裂，贺兰山音乐节仅办了一届。
参与这场音乐节的18组乐队和歌手，除了苏阳、二手玫瑰成军于2000年之后，其他均为1995年之前出道的“老炮”。崔健归位，蛰伏多年的张楚、久违的何勇、从德国回来的罗琦，时隔多年于音乐节再聚。这几乎是中国第一代摇滚人空前绝后的“复出”表演。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飞腾，物质生活前所未有地丰富，成长于改革开放大潮里的70后、80后，开始成为消费主力，相比于前代人，他们更懂得享受生活，也更需要享受生活。中国户外音乐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运而生。
告别乌托邦，迎来市场竞争
2005年，是中国户外音乐节告别乌托邦，进入市场化的重要节点。
迷笛音乐节受北京海淀公园之邀，并获得海淀区文化委员会签发的《北京市演出许可通知》，成为第一个由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批准的以“节”命名、由民间机构办的文化活动。主办方将单日门票提高到了30元，更加商业化，演出硬件与阵容水准也大幅度提高。
为了吸引观众，2005年创办的北京流行音乐节，先后请来了张震岳、ian brown、placebo、nine inch nails、supergrass等国内外知名歌手和乐队。表演嘉宾档次越高，意味着成本支出也越高，随之而来的便是高票价。在迷笛音乐节的观众还为单日门票30元纠结时，北京流行音乐节开出了单日门票150元的高价。市场反馈证明，只要表演嘉宾到位了，票价高一点也没问题。
舆论也在发生一些有趣的转变，当年的报道中，“伍德斯托克”的字眼开始被“格拉斯顿伯里”取代。英国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只比伍德斯托克晚一年创办，但胜在长久，如今已成功经营了半个世纪，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音乐节之一。2005年，《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迷笛音乐节时引用了该音乐节创始人迈克·伊维斯的话:“人们不过是渴望在这里过上几天返璞归真的生活，顺便听听音乐。”
到了2007年，第八届迷笛音乐节获得海淀区颁发的50万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扶持资金，并首次实现盈利。
2008年9月30日，北京，张楚参加摩登天空音乐节。（视觉中国 图）
同年，知名音乐厂牌摩登天空在北京海淀公园推出首届音乐节，设有4个舞台，邀请了超过120组乐队艺人参演，其中不乏一线明星。国内户外音乐节第一次出现竞争局面。
这个打着“music +（大于音乐）”旗号的音乐节，除了当时已经成为音乐节现场标准模块的表演、市集和餐饮之外，还增加了各种泛文化内容，例如创意生活、时尚、运动、影像等等。音乐节不再只适配于严格意义上的乐迷，对于喜欢创意生活、时尚、运动和影像的受众，同样适配。
摩登天空主理人沈黎晖对音乐节的看法也很实际，他曾在采访中说，中国音乐节不是嬉皮一代的产物，而有点像享乐一代的产物，没必要言必称伍德斯托克，人们应该创造让年轻一代感到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去臆想一个乌托邦。
在举办两届摩登天空音乐节后，2009年，摩登天空主办新的音乐节品牌草莓音乐节，一露面便打出更时尚与流行的口号。同样创办于2009年的热波音乐节以成都为据点，在摇滚之余加入了流行元素，亦有不俗表现，意味着音乐节走出一线城市向全国扩散。
这一时期前后出现的还有杭州西湖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舟山东海音乐节等。十年间，中国户外音乐节已进入全面市场化阶段，政府与企业积极入局。
音乐节在中国逐渐火爆的同时，也需要面对一些与西方音乐节不同的问题。苏格兰人阿奇·汉密尔顿自2007年起就在中国组织各种音乐节。他在举办第一个音乐节当天，发现一群退休职工在公园里打太极拳，大为震惊；警察也时常会在现场拉起隔离绳，防止没有买票的观众进入音乐节现场。不过，音乐节允许普通人入场，观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无拘无束、放飞自我，这些方面和美国及其他地方的音乐节非常相似。
洗牌之后，乐队的流量时代
全面市场化之后，中国户外音乐节自然地迎来了井喷时期，2009年共举办44场，2010年上升至66场，2013年增至121场。
各地政府对音乐节的扶持力度加大，不少音乐节实现了扭亏为盈。2011年，黑土、乐谷大爱等新的音乐节大量涌现，深圳、广州、珠海等南方城市开始频繁举办爵士音乐节。2012 年开始，迷笛、草莓音乐节进入全国“连锁”模式，并开始举办北京、上海“双城音乐节”。
那些年，随着房地产市场起飞，地产商发现了音乐节积攒人气的宣传效应。彼时音乐节的舞台，几乎总是开在一些刚竣工的楼盘附近。2013到2014年，恒大地产每年操盘近30场音乐节。
2015年，国内户外音乐节发展经历了调整期，无论数量还是票房收入，均呈下滑态势。音乐节市场欣欣向荣的同时，也带来同质化现象严重、制作粗糙的问题，政策逐渐收紧，加之上海发生踩踏事件，本年获批的音乐节大幅减少，乃至迷笛音乐节北京及上海站，都因场地审批原因被取消。
2017 年之后，中国户外音乐节举办得更加理智，局面大有“洗牌”之势。2017至2019年，数量从269场降至257场。一些老牌音乐节凭多年耕耘的口碑和运营经验保持着竞争力，而缺乏专业团队的新兴音乐节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音乐节数量的下滑可谓行业自我规范的结果。
早期中国户外音乐节以摇滚为主，而后综合性的户外音乐节逐渐变为主流，如草莓音乐节、泰山音乐节、春浪音乐节，转型后的迷笛音乐节，都涵盖了摇滚、爵士、民谣、说唱、流行乐等音乐种类。
此时，大多数音乐节采用了多舞台设置。2014年，长江迷笛音乐节共设立九大舞台，“唐”舞台主打金属音乐，“宋”舞台主打摇滚音乐，“元”舞台主打电子音乐，“汉”舞台引入京剧、昆曲等中国戏曲，民谣舞台主打民谣音乐……这既满足了不同乐迷对于不同类型音乐的需求，也拓展了音乐节的受众。
小众文化集聚而成的新势力也冲击了原有的音乐节格局，户外音乐节开始细分出新的品类，如以电子乐为主的intro电音节、以民谣为主的山谷民谣音乐节、以hip-hop为主的ayo音乐节等遍地开花。
音乐节的格局与阵容变迁背后，有音乐综艺作为强力的推手。2015年前后，《董小姐》《南山南》《成都》等歌曲先后在选秀节目中一唱而红，共同带动了民谣的出圈。2017年的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带火了中文说唱。2019年，《乐队的夏天》成为现象级综艺，乐队的流量时代随之到来。
新裤子乐队参加演出。（视觉中国 图）
2019年上半年，共有27组音乐人和乐队在音乐节的出场次数超过5次。新裤子乐队和痛仰一同参加《乐队的夏天》，在最后的角逐中分别获得冠亚军。在众多音乐节海报上，总能看到他们的名字加粗或写在名单最前，如同票房灵药。“你你你你要跳舞吗？”无数次重复的场景，新裤子压轴登场，熟悉的旋律响起，依然能掀起现场的热浪。2020年音乐节出场次数最多的两支乐队，正是当年在《乐队的夏天2》中赚足了话题的五条人与大波浪。2021年音乐节五一档，痛仰、五条人、九连真人等乐队接连跑了三四个城市。
“迷笛有一个比较好的点，是它有自己的审美，它的战国舞台就总是一堆金属乐队在那里，它还会永远有一个舞台的乐队可能大家听都没听过。音乐节如果想长期办下去，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品位。”摇滚乐迷兔子听过十年以上音乐现场，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音乐节最吸引自己的还是阵容，而现在许多音乐节没有自己的品位。
马武也认为，阵容的多元是当下音乐节稀缺的品质，“只能是凭着自己对市场的敏感度和对音乐的了解，去挖掘一些新的、好的或者有意思的人。2018年以前音乐节更多地会去挖掘一些有意思的、好玩的乐队，但现在可能大家都请当红的、有流量的为主，忽略了这些。”
老乐迷，新受众
疫情过后，随着各类户外音乐节不断涌现，音乐节中“音乐”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天平向“节”倾斜，音乐节的泛娱乐化特质愈加凸显。在2021年谷雨数据的调查里，户外音乐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排名最高的选项是“感受现场音乐的狂欢氛围”，比例超出第二位“有喜欢的歌手/乐队”不少。
一般来说，音乐节的舞台区更侧重演出，而在观演区，则是众人齐聚的节日。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场脱离日常生活的盛大节日，可以在音乐中尽情嬉戏、跳水、pogo、开火车。两部分的共同作用使得音乐节拥有了近似狂欢节庆的内涵。
疫情三年，户外音乐节依然受乐迷们追捧，也成了各路艺人的第二赛场。除了往日熟悉的面孔外，诸如相声演员、偶像团体成员、选秀艺人等都加入到音乐节中，成为豪华阵容的一部分。
音乐节的受众变化得更为彻底，追星粉丝、时尚潮人纷纷涌入现场。乐迷乌米在疫情前担任过多场音乐节的志愿者，她察觉不同人群的观演习惯差异颇大，一次她在检票口检票，险些被冲进来的追星粉丝撞倒。粉丝与乐迷因各种细节产生了矛盾。“我们可能觉得他们就是在那边‘罚站’，让我们看不到前排，又让我们动不了、玩不起来。那他们可能就觉得我们像发疯一样，有些时候开火车什么的，会比较剧烈，就容易被撞到、被踩到。”乌米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
女团xg的粉丝皮皮为了看偶像，2024年3月底从阳江到广州参加音乐节。她感觉，“疫情放开，加上一些乐队文化兴起之后，大家就都开始要去看音乐节，包括社交媒体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流。”这场音乐节将xg与一众说唱歌手安排在同一天，有说唱迷在网上指责像她这样的女团粉丝，皮皮无奈表示，总不能不让xg粉丝买票。
面对频繁上演的拼盘阵容，乐迷吴晓雯分析：“对他们（主办方）来说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民谣和摇滚从众的人没有那么多，大家从众偏向流行，流行会卖得比较快一点，每天都要卖得一样多，他们就会混在一起。”
过去音乐节通常不分座位和门票等级，体现自由平等，但随着商业性的入侵，音乐节出现了vip身份，观众通过购买更高价位的门票来拥有这些身份，进而获得优先入场、享有特定休息区和前排观演区的特权。以往绝大部分音乐节只会设置vip票和普通票两类票档，如今部分音乐节的分区甚至比演唱会更复杂。
“在演唱会市场里大家都是认同的，但是在音乐节里，大家都默认这是一个比较自由轻松的场合，再把演唱会模式搬过来，就会让人感觉有点不舒服。还是理念差异的问题。”乌米直言。
乌米和身边的朋友还观察到音乐节志愿者文化的没落。她从2017年开始参加草莓音乐节志愿工作，体验过专业的提前培训，还收到了给志愿者准备的周边礼包。让她最回味的要数因共同爱好聚合的伙伴之间的交流氛围。而如今，许多音乐节让志愿者感到较为功利，“完全没有对音乐的兴趣共识才在一起的感觉”，有纯粹将他们当成廉价劳动力之嫌。比如，有的主办方会严格限制志愿者看演出，餐食之类的后勤保障跟不上，或是对他们颐指气使。
工作后，乌米不再做志愿者，但依然会以观众的身份去音乐节。“音乐节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和结界，看live回来会有身体和精神的后遗症，但没有live和在其中的朋友，生活会更痛苦，更孤独。”
采访过后，乌米留言，她希望自己喜欢的现场音乐得到更多理解，变得更好，“即使只有一点点”。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南方周末实习生 董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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