紮根鄉村 凝視童年 紀錄片導演蔣能傑:用鏡頭為留守兒童「發聲」|打破偏見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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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聞記者 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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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能傑(右)在拍攝《村小的孩子》

低矮老舊的泥磚屋,曲折蜿蜒的鄉間小路,在微風中泛起波浪的稻田……說起農村,你腦海中會浮現出什麼?

這是一片廣袤而粗糲的土地,是充滿著泥土氣息的田野鄉村,也是紀錄片導演蔣能傑的出生之地。在這片土地上,曾傳來留守兒童低聲的啜泣,有塵肺病人隱忍的咳嗽聲,外出務工農民的無奈嘆息……而這些聲音,都被蔣能傑一一收錄在鏡頭中,呈現在或大或小的屏幕上。

從2008年拿起攝像機開始,蔣能傑便數年如一日地行走在鄉野和城市之間,將鏡頭對準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於是,在草木沙礫的鄉村裡,和被拍攝者的講述中,他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期。

就在五四青年節前夕,封面新聞記者撥通了蔣能傑的電話,彼時他正結束了一場拍攝,在忙碌的間隙中抽出了時間接受採訪。當他帶著些微湖南腔的聲音從手機中傳出時,他談起了童年時與父母的分別,拍攝時見過的留守兒童的眼淚,無法割捨的鄉土情結,和創作時始終要面對的經濟壓力。

童年,故鄉

「你長大想幹什麼?」

「像爸爸媽媽一樣,去打工。」

這是一雙清澈又懵懂的雙眼,帶著對外面世界的無盡好奇,與稚嫩而青澀的臉龐一同,出現在蔣能傑的鏡頭中。這是紀錄片《村小的孩子》中的畫面,記錄了曾經生活在湖南大山深處的3個留守兒童家庭的故事,也是蔣能傑所歷經的童年。

上世紀80年代,蔣能傑出生於湖南新寧的一座村落中。記憶中的童年,是去放牛路上把牛放丟的急切,是用看書躲避干農活的時光,是在匱乏的書籍資源中生出對閱讀的興趣,也是與父母不斷分別的歲月。

10歲那年,蔣能傑的母親外出務工,成為中國第一批打工潮中的一員。到了15歲,他的父親同樣去往了外地打工。彼時的他,並未覺得這樣的生活有什麼特殊,在父母不在身邊的歲月,他與家中的老人和弟弟相互依靠生活。後來,當他考上大學,走出大山,在學校閱覽室的一本雜誌上看到一篇介紹留守兒童的文章,才明白當時的自己,就是第一代的「留守兒童」。同時,他才了解到,原來老家有那麼多父母常年不在家的孩子。

「為何選擇拍攝家鄉,選擇拍攝留守兒童的題材,還是跟我的出身、經歷相關。」蔣能傑說道。2009年,大學畢業的蔣能傑拿起攝像機,回到了家鄉新寧光安村,走進當地的村小,開始用鏡頭記錄一間臨時學校和 22 個學生的日常點滴,其中有17個是留守兒童。蔣能傑第一部紀錄片《路》,也由此誕生。而後,他跟拍留守兒童長達十餘年,並創作了關注留守兒童題材的公益紀錄片三部曲——《路》《村小的孩子》《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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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能傑(左)在拍攝《村小的孩子》

當代作家付秀瑩曾說過,一位作家可能終身都在書寫他的童年。而在蔣能傑的作品中,大多取材於自己生長的鄉村,帶有清晰而強烈的童年印記,和鮮明的土地屬性。

2019年,蔣能傑拍攝的紀錄片《礦民、馬夫、塵肺病》在網路中掀起不小的討論,該片記錄了在湖南新寧私人「礦井」里,一群底層礦工的故事。片中,圍繞礦山生存的村民、運送礦石和炸藥的馬夫、在簡陋條件下染上塵肺病的礦工……這些,都是交織在蔣能傑童年記憶里的縮影。因為在他11歲那年,做礦工的父親、二叔、三叔,都先後患上了塵肺病。多年後,他身邊親人經歷過的點滴,成為蔣能傑鏡頭中所講述的故事。

「我是鄉土情結很重的人。」說起作品中總繞不開的故鄉,蔣能傑說道,自己誕生於農村之中,父母也曾是農民工,留守家鄉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塑造了他的人生。「因為我經常生活在底層,跟底層的人群有很多接觸來往,我對他們有天然的親近感。家鄉也成了我事業的發源地,也是最早的創作地。」

記錄,看見

2021年9月,蔣能傑導演的電影《矮婆》登陸院線,正式公映。

這是蔣能傑第一次嘗試劇情長片的創作,也是他首部拿到「龍標」的作品。此時,已是他關注留守兒童題材的第十二年。而《矮婆》的主演,正是蔣能傑此前紀錄片中的主角,一位來自湖南的留守兒童蔣雲潔。

睜著大大的眼睛,說著長大後想出去打工的蔣雲潔,第一次出現在蔣能傑的鏡頭中時,年僅6歲,是蔣能傑在2009年創作的紀錄片處女作《路》中的記錄對象。而後,在《村小的孩子》講述的故事裡,也能看到這位留守農村與老人相依為命的少女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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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村小的孩子》劇照

從紀錄片《路》到《村小的孩子》,再到電影《矮婆》,蔣能傑十餘年紮根於家鄉的泥土裡,用不同的方式持續地關注農村變革環境下的留守孩童。於是,作為中國初代留守兒童的蔣能傑,用鏡頭記錄下了第二代、第三代留守兒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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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能傑(左一)在拍攝電影《矮婆》

「如果我不上學,不走出大山,不拿起機器,不跳出來觀察,對於『留守兒童』的現象,我也是習以為常的。」蔣能傑說道,當他去了大城市上學後,再回頭看自己的家鄉,他開始疑惑,他看見農民工家庭,看見家鄉的留守兒童缺乏關注和理解。所以,他拿起了攝像機,創作了首部作品《路》。

2012年,蔣能傑結束了兩年的北漂生活,從光線傳媒辭職,回到了家鄉光安村,開始記錄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而後,2014年,蔣能傑準備了近6年的紀錄片《村小的孩子》終於問世;2019年,前後歷經10年時間才完成的《礦民、馬夫、塵肺病》走紅網路;2020年,公益紀錄片《一切都會有的》播出,真實、客觀地記錄了一群「心智障礙者」的故事;2023年的初冬,聚焦鄉村兒童成長的《加一之姐姐》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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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村小的孩子》劇照

「他們,需要被看見。」在蔣能傑講述的故事中,需要被看見的,不僅是面對父母離去而啜泣的留守兒童,還有因非法開礦患上塵肺病的農民礦工,以及「無法自控」日常生活的心智障礙者……「我關心這個社會,我希望每一個『邊緣』的群體,或者弱勢的群體,都可以有尊嚴地活著。我希望關注社會現實題材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見,才能更好地發聲,要不這類片子也就失去了很多意義。」

而在鄉野的泥濘間,在城市的輾轉中,在被拍攝者的低語里,蔣能傑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期,一晃就是十餘年。

「我常用紀錄片方式呈現問題,提出問題,努力去發聲,因為很多群體發聲困難,但他們是需要得到關注的。」蔣能傑說道,他拍攝紀錄片的初衷,也是想要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了解,喚起人與人之間的共情。「我想消除一些偏見,多一些善意。」

鄉村,城市

電影《矮婆》上映之時,已經拍完三年,這部從2015年開拍的故事片,上映12天,票房艱難突破20萬。

對於公益的紀錄片導演而言,創作上的資金窘境似乎是長期存在的。而「賺錢養片」「借錢拍片」,儼然是蔣能傑早期創作的常態。2012年,蔣能傑回到鄉村選擇全職拍攝紀錄片時,時不時要承接商業影像拍攝以維持生存。

為了拍攝影片《矮婆》,蔣能傑找不到投資,就自己籌借錢拍,花了計划去長沙買房的首付。坊間一度流傳,蔣能傑為了拍片賣房賣車,但他笑稱這是「謠傳」。「我至今沒買過房、買過車,又何談賣呢。只是拍《矮婆》的時候,確實有去長沙買房的計劃,當時已經結婚有小孩了,房價也不算高。不過拍片缺錢,就挪用了攢的首付。」

後來,被擱淺的買房計劃,至今也未能實現。

蔣能傑說道,在2014年前後,他也陷入了茫然無助的狀態中。彼時,他已經從事紀錄片創作五六年的時間,拍攝讓他身心俱疲,他不停問自己,拍攝這些人和事到底有何意義,又能改變什麼?還好,蔣能傑堅持下來的理由,除了「情懷」和「家鄉」,還有紀錄片《村小的孩子》的播出,讓他收穫了無數的好評和認可。這部在蔣能傑看來「粗糙」的紀錄片,去往了多個城市和高校放映,據不完全統計,放映超過600場。

「因為這部片子,我開始明白,原來一部片子的價值不在於它的畫面有多美,花了多少錢,用了多麼高端的設備,真實的力量不會因為它的粗糙而消減。」有了堅持的理由,蔣能傑又陸續拍出多部聚焦公益,記錄真實的作品。雖然經濟上的拮据導致拍攝過程艱難,可他的內心堅定不移。

「我還是在努力賺錢,可我和家庭的日常開支不會很大,因為我沒有什麼物慾,家裡人也理解支持我。」同時,在拍攝的過程中,蔣能傑也發現自己的作品向社會發出的聲音,也正在慢慢產生影響。

不只是紀錄片。2016年,由蔣能傑創建的鄉村公益圖書屋,在他的家鄉湖南新寧落成,他取名為棉花沙圖書屋。棉花沙是蔣能傑出生地的名稱,也是第一家圖書屋所在地。如今,棉花沙圖書屋已經有5家,散落在不同的村落中,圖書屋所有的運營費、書籍,來自社會各界的捐贈。

「我記得我童年的時候,只要看書,就不用去干農活。可是農村書少,閱讀資源緊缺,高年級的教科書都能當作課外書來看。就在這樣的狀況下,培養出我的閱讀興趣,還有了『文學夢』,也是促使我後來走向紀錄片拍攝的源頭。」

如今,蔣能傑與家人定居廣州。棲息於鄉村與城市之中,他將目光投向在城市中生存的農村人。他青年時期所以拍攝的留守兒童,有的已經來到了城市,成為了像父母一樣的農民工,成為了流動人口、流動兒童。

「我希望,不論是紀錄片,還是這些圖書屋,都能成為孩子們長大後回憶的一部分,也希望它們能影響到更多的人。」蔣能傑說道,從拿起攝像機的那刻開始,有些東西從未改變,他用作品努力在關注時代,關注個體,關注人,也在努力講「人話 」

本文圖據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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