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娛樂聯合電影島賞，獨家推齣電影人自述體對話欄目《影鑒sp：來自電影人的自述》——聽他們講述自我、講述電影、講述熱愛。
我們邀請了演員任賢齊，聽他講述他與《臨時劫案》的故事。
今年58歲的任賢齊，在2024開年又迎來了一次新的表演上的嘗試。電影《臨時劫案》中，他飾演的慕容輝是一個典型的「爛好人」，經營的福利院運營受困，欠了一屁股債的他走投無路，只能聯合好兄弟阿慫打劫，但如何開啟打劫之路他都完全不清楚，陰差陽錯地陷入到了更大的危險境地之中。
這樣的角色，是任賢齊從影二十多年來從未接觸過的。剛開始轉戰港片領域時，任賢齊接觸的大多是糖水片，往往是「絕種好男人」的形象；後來與銀河映像合作，塑造了一個又一個火爆的悍匪角色，還憑《樹大招風》獲得了金像獎影帝的提名。但慕容輝的性格似乎處於這兩種極端形象中間的灰色地帶，既要演出一個好人身上的「好」，還要呈現出這個人身上的劣根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任賢齊喜歡挑戰，從30歲那年憑藉《心太軟》走紅全亞洲之後，任賢齊一直以「歸零」的心態工作與生活著。唱歌、演戲、拍紀錄片、開賽車，他樂於挑戰人生中更多的可能性，而且抱著謙虛和精進的態度在每一個領域都做出了成績。在這樣心態的指引下，任賢齊成功地成為了歌壇和影壇的常青樹——從「父母輩的偶像」，成為了「年輕人的偶像」。
生活中的任賢齊，其實和銀幕上的形象都不太像。他很親切，會主動向見到的人道「早安」，甚至關心對方今天穿得少不少；同時他也很理智，對於任何錶揚或者讚美的聲音都保持冷靜；而對要接觸的工作也有著高度的審慎態度，不僅僅考慮帶給自身的收益，還要想到能否幫助到更多的人。疫情期間他隔離了十餘次，只為了爭取更多的工作機會，去年又馬不停蹄地開了一整年的演唱會。對於他來說，如今的生活不僅僅需要有意義，更有了很多的擔當與責任。
當然從和任賢齊的接觸中，最令我受到感染的是，年齡可以增長，但對世界的好奇不能停止。他非常喜歡聆聽他人的觀點與講述，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做補充，同時這兩年他也參加了很多面向年輕觀眾的綜藝節目，不管是舞台競技也好，還是歌唱真人秀也好，他都願意從年輕人身上吸取養分。
接下來，無論是作為歌手，還是作為演員，相信「永不躺平」的任賢齊還會帶給我們的更多的驚喜。
以下是演員任賢齊的自述，他和我們分享了他與電影《臨時劫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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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臨時劫案》慕容輝這樣的角色，我還是第一次遇到。我最早是演通俗的愛情喜劇，像《星願》《夏日么么茶》《絕種好男人》《嫁個有錢人》這種，歡歡喜喜，表演方式比較open。後來我開始演悍匪，像《大事件》和《樹大招風》，這次的慕容輝是一個很典型的爛好人，心地善良，什麼事都想做好，但是又沒有能力，所以我就想試試看，因為在戲裡面我幾乎都是逆來順受的狀態，能夠怎麼呈現還覺得蠻好玩的。我本職是歌手，所以在表演這件事上，我還是希望能有一些更多的體驗。
不過說真的，這個角色並不好演，湯姆·漢克斯說過，一個好人不能演得好到完美無瑕，他一定有瑕疵，所以我把他演得很生活，死撐又不想放手，能力不足還要硬扛，最重要的是他的底線在哪裡？有一場戲是我和家棟兩個人在天橋下吵架翻臉，這些都是很人性化的。在拍的時候，我想起了很多我身邊的人，因為我也遇到過類似性格的，他們能夠容忍到什麼程度，又會如何爆發。所以好人真的蠻難演的，壞人比如悍匪，我把我全身的冷酷和剽悍調動起來就好，反倒是好人其實不太能找到抓手，還是得多下功夫琢磨。
很有趣的一點是，我之前和家棟合作過《樹大招風》，而且演的都是「賊王」，但我們只有最後一幕同框，其他的時間，我知道林家棟在拍、陳小春在拍，但我不知道他們在拍什麼，在電影裡面我們也不認識對方。最後那場戲有意思的點是剪接，原來我們最後是以這樣的方式實現了故事線的匯合，這讓我們都特別驚嘆。我和家棟在生活中其實很熟，我們有共同的朋友，而且常常一起討論電影，他是一個真的很熱愛電影的人，我有觀察他的一些細節，像拍《樹大招風》時，我是那種很張揚的「賊王」，但他是很神秘低調的，眼神也很陰沉，他可以完全融入到陰暗的環境中，有時候我們在片場就會去找：咦？家棟在哪裡？原來他已經拿著煙和人群混為一體了，在表演細節上很細膩。
郭富城這次在電影里的造型很顛覆，我們在拍戲的時候經常會笑場，不光是因為造型，更多的是有一種會心的笑。在這場荒誕的劫案裡面，阿慫和慕容輝這兩個笨賊很生活，所以一定需要有一個很顛覆的，這樣的組合才會有趣，郭富城演的就是一個偏執狂，他有他的原則，它就像一隻「命運之手」在推動整個故事的發展。郭富城大家都知道都非常帥，我們在圍讀劇本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適應那副假牙，也很下功夫，是一次很好的嘗試。但我覺得這不能作為噱頭或賣點，如果做得太誇張或不自然觀眾也很難接受，因為他試了好幾副假牙，有些真的是像那種搞笑電影，十分無厘頭，但那種就不貼近我們的電影了，黑色幽默的底色還是真實。
拍這部電影是在疫情的時候，香港的控管蠻嚴格的，每天都要測試，只要一有狀況就得停工。當時大家都處在一個比較大的困境內，很多公司不能正常運轉，店鋪要暫時關門人們還要繼續生活，那時候我的心情確實很像慕容輝，有一些無能為力，因為我本身也是老闆，我不能把員工隨意開除掉，我也堅持沒有減薪，因為每個家庭都不容易，確實很像慕容輝經營老人院的狀況。所以只要有工作機會，我就會立刻飛過去，哪怕隔離很多次，來保證公司的基本運作。那段時間我感受蠻多的，以前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成名之後我的工作都很順利，可當這次所有的壓力和問題都到來的時候，那種辛苦對我而言是很大的考驗。所以去年一整年我都在開演唱會，一方面是確實很久沒有在線下給大家唱歌，見到歌迷朋友們，另一方面也是要努力工作，把失去的這幾年給補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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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我在成長的過程中也遇到過像慕容輝這樣茫然無措的時刻。我大學沒畢業就被簽約了，1990年出道，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的第一張專輯發行了，但之後的幾年一直不上不下的，一直到1997年我唱了《心太軟》才被肯定。這7年間我也需要維持生活，做不同的工作，我就去主持節目，什麼動物節目、兒童節目、遊戲節目都嘗試過，還當過dj、演過舞台劇，總之就是爭取機會。但人沒成名之前，條件肯定不會太好，我那時候就想：為什麼大家都可以成功，就我不行呢？如果有一天我中了彩票，我就可以去拍mv了。所以我對慕容輝這個角色特別能共情，但這些只是想想，最後發現還是得靠自己的努力。我一張彩票都沒有買過，我還是不想把希望寄托在那麼虛無縹緲的事情上，而且要真是天降橫財，按照我當時的性格肯定也會很快就敗光，腳踏實地仍然是最重要的。
我能成功主要還是來自於幸運，有天時地利人和，《心太軟》如果放到今天唱，不會有那時候的效果。當時的音樂環境比較純粹，大家聽歌很認真，買cd都要去音像店排隊，還會抄一首歌的歌詞。改革開放之後，有人飛黃騰達，有人還在等待，有人還在醞釀，有人就會問我怎麼還沒有成功啊？是不是我心太軟了？恰好這首歌詞唱出了不少人的心聲，才會擴展成社會級的現象，它受歡迎的程度已經跨越了普通的流行音樂，一般聽歌都是年輕的學生，但當時這首歌老人、小孩，包括街上做工的人都會唱，有一種自我疏解的安慰。除此之外，我也會很努力地去學習歌唱的方法，找到自己的風格，因為我不是唱功型的，每個歌手那時候都要有辨識度與特色，我一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只是想學習和模仿其他人的，張學友、周華健的我都有試過，這些唱腔很好聽，但終究不是你的，我就不斷地摸索。我那時候已經等了七年了，已經三十歲了，我給自己的底線是再不行我就去做別的工作吧，這個行業很奇妙，不是你努力、有天賦就一定會成功，還是需要有機遇，恰好讓我遇上了《心太軟》，所以我是幸運的。
但考驗也從那時候開始了，《心太軟》之後我該怎麼做？總不能再唱「腳太軟」「肝太硬」，我獲得了遠遠超出我預期的聲譽，那時候我也有點飄飄然，走路誰走到我前面我都會要他讓開，有人會覺得我是走了狗屎運一炮而紅，接下來就是跌落神壇。我有一個很好的老師就是小蟲，他和我說你要沉澱，不要飄起來，對任何人和任何事都要存著敬畏之心，對待每一首歌都要認真唱，要學會歸零。這些話對我很重要，我調整了自己的狀態，後面陸陸續續有很多新的歌出來，算是奠定了我的基礎，另外我選擇的方向還蠻對的，我想要去演戲，豐富我的人生，如果一直做音樂會有點枯竭，這時候去演演戲是不錯的選擇。當然在演戲的同時我還要唱主題曲，我那時候演了很多武俠劇，也唱了很多主題曲，這是在幫我把歌路拓寬，開始做武俠民族風，現在回頭看那時的選擇都是正確的。
我現在演戲很多時候都是去幫忙，在角色大小各方面都沒有很計較。我很想去體驗拍戲的苦，因為拍戲確實挺苦的，打磨角色的過程中免不了很多慘烈的折磨，但創作有時候就是要在這種艱辛的環境下去迸發能量。比如我演武俠片的時候，我真的覺得自己進入到了武俠的世界快意恩仇、闖蕩天涯，令人能感受到什麼叫任逍遙。我很感謝小蟲老師，他寫的《心太軟》《任逍遙》都是很貼近我的歌，我自己的創作都比較小品，像《春天花會開》《浪花一朵朵》，這些相輔相成的音樂使我的演藝生涯很多彩，我希望我的戲路也是這樣，我可以演喜劇、演愛情片，也可以演悍匪，或者是慕容輝這樣一個被生活摧殘的人物。小蟲老師一直告訴我，相由心生，如果沒有進到那個人的靈魂，只是用技巧去表現，那還是不夠鮮活，感受人生、體驗生活是很有必要的。所以除了歌手和演員之外，我還有紀錄片導演的身份，我常常去拍紀錄片，感受不同的人文與風情，會有很多奇妙的收穫，比如我寫的像《花好月圓夜》之類的小調，都是因為接觸了許多民族音樂和樂器才知道如何去善用它們，每種樂器出來的感情與畫面是不一樣的。我當賽車手也是一樣，運動精神令我熱血沸騰，總之體驗不同的人生，確實能讓我更好地投入到工作當中。
我90年代的時候就參與到香港電影的拍攝，那時候香港電影人才輩出，我是先作為歌手被接受，才有機會去接觸電影，一開始切入的角色角度也和我歌曲的風格很接近，比如演洋蔥頭、么么茶，後來遇到杜琪峰導演我才開始轉變。以前我演戲會很淺顯易懂，在表演上要讓觀眾一眼就看到你內心在想什麼，但在與杜琪峰導演合作之後，我需要練習的是通過我的表情看不出我在想什麼，觀眾永遠猜不到我下一步要做什麼，漸漸地我開竅了。同時我也開始了解觀眾心理學，電影中的人物尺度在黑與白之間其實有一塊是模糊的，屬於灰色地帶，這也是很多反派仍然有魅力的原因。像《臨時劫案》這個故事裡的人物更是如此了，他們作為小人物去做這些事，一定有他們的動機，而這些動機往往能夠令觀眾共鳴。當然演這樣的人物，就更要注重他性格的組建，我們要理清楚為什麼這個人會變成現在的性格？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是什麼樣的？這都是在前期劇本圍讀階段要解決的問題。電影是藝術的創作，要讓它更有生命力，同時也是商品，最後要走向市場被推銷。所以拍了二十多年電影，我仍然覺得電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但也很有意思。
這幾年我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和年輕的演員，很希望與他們在電影上合作來碰撞出一些新的可能。比如易烊千璽，在他小的時候我就看過他，現在他長大了，他後來的幾部戲我覺得他擺下了成長過程中少年偶像的包袱和表演方式，有了很好的蛻變，他還會有更多的可能性。我很開心看到很多優秀的的年輕演員出現，朱一龍也很好。現在中國電影的題材和製作水平都越來越強，真的希望接下來能更好地走向全世界，能被更多觀眾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