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城之下》導演王錚:所有故事都會成為對世界的隱喻

(本文為《繁城之下》編劇、導演王錚在第二屆北京網路視聽藝術大會上的演講)
我是一個業餘的編劇和導演。
這個「業餘」不完全是因為我不是科班出身,更重要的是,我都不是從行業系統里成長起來的。
我從來沒給別人寫過劇本,也沒進過別人的劇組。通常情況下,我跟別人說我是業餘的,是想表示謙虛,告訴大家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但我從別人的眼神里發現,他們覺得我是在凡爾賽。
有一個詞叫「diy」,是指一個素人自己動手做一點有專業性、技術性的事兒。
我原來以為拍劇、寫劇本是diy,但後來發現不是,因為真正的「diy」花的是自己的錢,而我花的都是別人的錢。
作為一個業餘的編劇和導演,自學是重要的成長途徑。拿寫劇本來說,我買過很多教人寫劇本的書,其中有一本,是所有編劇都看過的,羅伯特·麥基的《故事》。
這本書有很多版本,每個版本我都會買,因為關於書,我有一種幻覺,買到了就是學到了。
麥基曾經說過,每一個故事都是對世界的隱喻。
一開始,我以為麥基是在給創作者提要求,讓你把故事講成一個對世界的隱喻。
後來我發現不是這麼回事,其實麥基是在告訴我們故事的本質:一個故事不管講的是什麼,不管講成什麼樣,最終必然成為對世界的隱喻。
換一個說法,即使今天我懷著功利性講一個故事,這裡面充滿了投機、迎合,完全沒有一點真誠,就算是這樣的故事,也會暴露我對世界的真實看法。
所以,我就有了一個推論:如果我眼睛裡的世界是貧瘠的、庸俗的、膚淺的、無聊的,我講出的故事也一定是貧瘠的、庸俗的、膚淺的、無聊的。
這個推論讓我非常擔心,我不是很確定我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
於是我做了一個思想實驗。假設每個人都通過鏡頭觀察世界,比如像我這樣一個普通中年男性,每天為了生計疲於奔命,蠅營狗苟,陷入很多世俗的煩惱中,會戴著什麼樣的鏡頭看世界呢?
我覺得會是gopro。大家知道這是一種超廣角鏡頭,有非常大的景深和視野。
戴上gopro以後會怎樣呢?
基本上,我早上一睜眼就會有海量的信息湧入我的視野,人、景物、事件、聲音,嘈雜紛紜,讓人頭暈目眩。
這種情況下什麼東西會吸引我的注意力呢?無非有兩種。
一種是離我非常近的,因為它離我近,所以會佔據比較大的視野,會吸引我的注意力。這個「近」,既是心理上的近,也是物理上的近。
它可以是我那塊手機屏幕上的信息,比如,手機里突然來了一個簡訊,我點開一看,是信用卡賬單。
還有伴侶哀怨的眼神,老闆陰晴不定的臉,包括洗澡時低頭看自己日漸發福的肚子。
這就是吸引我們注意力的其中一種。
還有一種是非常戲劇化的東西。比如哪兒撞車了、著火了、打架了。因為生活過於貧瘠無聊,所以,戲劇化的東西都很容易吸引到我的注意力。
這樣,我就會得到一個非常悲觀的結論。我只講兩種故事,一種非常庸俗,一種非常狗血。這讓我很絕望。
所以我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這個鏡頭能不能換,我是不是生來如此,我是不是天生就戴著一個gopro?
所以我開始回憶童年,我意識到我不是生來就戴著一個gopro。小朋友個子那麼小,沒有那麼遠、那麼廣的視野,他離大地很近,對世界充滿好奇,會關注很細微的東西,很仔細地去觀察。
所以,小孩子戴的是微距鏡頭。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情景,相信每個男孩子都會有一塊暑假的草地。某一天,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夥伴,只能一個人玩了。在那塊草地上,你可以自己興緻勃勃地玩上半天,你可以拔野草、捉蟲子。突然,你看到了一隻癩蛤蟆,你會用樹枝敲打它,想讓它鼓起來。
如果你能撿到一個蟬蛻,那感覺就像撿到一個珠寶一樣,它非常精美,又非常脆弱,但因為鼓起來的複眼和巨大的挖掘肢,它看起來非常兇猛。
它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個小小的奇蹟,如果用我們影視的術語來說,那就是影視奇觀。找回微距鏡頭以後,這個世界上就有很多奇觀,也許可以說,這個世界奇觀遍布,只不過有些奇觀非常微觀。
前些日子我的公司搬家了,搬到一個園區里,那裡有很多高大的楊樹,我在其中一棵樹上又撿到一個蟬蛻,拿在手裡看了很久。
其實,現在我對蟬蛻已經司空見慣了,沒有好奇心了,我甚至能夠說出它的品種,根據它複眼的位置和體型大小看,它應該是一隻蒙古寒蟬。
那為什麼我還要把它拿在手裡看這麼久呢?就是因為我,一個普通的中年男性戴著gopro,當我在凝視一個蟬蛻的時候,我在凝視什麼呢?
我覺得我在凝視回憶。
這個環節我們討論的是一個多元化的主題。我是一個業餘的編劇和導演,所以,我也很難從一個專業的、行業的角度去探討,只能從自己的角度去探討。
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鏡頭,各種各樣的焦段,各種各樣的成像效果。創作者的多元化是什麼?就是我們要找到自己的鏡頭,找到自己和世界的焦距。
演講/王錚  整理/雲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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